林彪事件以后，从一九七二年起，周恩来就着手在各个领域包括外交领域纠正林彪的极左影响。可是毛泽东担心反对极左反下去会否定文化大革命

林彪事件以后，从一九七二年起，周恩来就着手在各个领域包括外交领域纠正林彪的极左影响。可是毛泽东担心反对极左反下去会否定文化大革命，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七日，毛泽东找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等谈话，提出：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林彪路线的实质是“极右”。周恩来的批极左就再也批不下去了。

 

    一九七三年六月，周恩来要外交部对美苏峰会进行研究，外交部当即出了一期《新情况》，认为美、苏签订防止核战争协定后，对世界的“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周恩来对这期《新情况》加以称赞，毛泽东却认为不符合他对国际形势的一贯分析。七月四日，毛泽东不找周恩来，偏偏找正在筹备中共“十大”的张春桥、王洪文谈话，对周恩来主管的外交部提出批评：“我常吹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而外交部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名为批评外交部，实际点了周恩来的名：“凡是这类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毛泽东“劝告”张春桥和王洪文：“你们年纪还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们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于上他们的贼船。”“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