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指示的， 毛泽东从重庆电告延安的刘少奇等，，，

 

中共中央急调十万大军赶赴东北

 

刚一得知苏军默许八路军进入东北的消息，毛泽东就马上从重庆电告延安的刘少奇等：“除原定五个团，最好能再从山东、冀鲁豫及晋察冀三处抽出一千五百人到二千人的团十个团，经冀东、热河分散开入东北活动。”热河、察哈尔两省也是“我所必争，及时增驻重兵十分必须”。另“干部除了延安派去之一千二百人外，还应由其他各区及辖区外县抽调东北干部继续调回东北”。

 

16日，外贝加尔方面军苏蒙联军代表也通过八路军晋绥军区部队电台转告中共中央：“坚决要求八路军主力火速北开”，接收其所占领之内蒙古及东北各地，“确保北面及内蒙地区，以便同外蒙苏联经常保持联系”，苏军可接济部分武器，万不得已时可退到外蒙去，“但不可向南移”，“不要再让敌人隔断双方联系”。而苏联大使也私下告诉中共领导人，务必“确保张家口、古北口、山海关线，防蒋进攻”，以力争东北。

苏军代表的态度，使中共中央受到极大鼓舞。9月15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彭真为首的中共东北局，立即随苏机赶赴东北指挥一切。同时，它下令各中央局：“目前我党对东北的任务就是要迅速的坚决的争取东北，在东北发展我党强大的力量。”为此，“华中、华北应派遣一百个团的干部迅速陆续起身前去”东北，“各自寻找最迅速到达的路线前进”。指示明确认为：“东北为我势所必争，热、察两省必须完全控制”，现在是“千载一时之机”。

占领东北的战略意义，毛泽东早在中共七大时（1945年延安七大）就再三讲过。他甚至表示：东北不仅有大工业，而且背靠苏联与外蒙，“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因此，“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中共中央这时对夺取东北也充满信心。它相信东北三面都是苏联的势力，南面旅大又是苏联军事管制地带，我如能控制住热、察及冀东，在东北沿海再配置数万兵力，甚至可以阻止蒋军进入东北。“取得东北，则华北华中即有了依靠，我党地位将为之一变”，故此为“决定的一环”。

为此，他提出：“其他区域暂时稍受损失，亦应在所不惜。”据此，以刘少奇为首的延安中央于9月17日明确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总方针，主张江南武装撤返江北，华东新四军调八万兵力分赴山东和冀东，山东主力及大部干部则迅速向冀东及东北出动，全力夺取东北及热察和冀东于我手中。它甚至要求华北、华中组织一百个团的干部各自寻找最迅速到达的路线，“从班长、付（副）班长、排、连、营、团长及事务人员、政治工作人员均配齐，不带武器，穿便衣，作为劳工到满洲找东北局再行发展和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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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日，苏联大使正式通知国民党政府，说明苏军准备开始撤退。两天后，即10月3日，东北局领导人就受到了苏军将领的接见，他明确告东北局称，中共中央关于“向南防御，向北发展”，争取控制全东北的战略方针十分正确。他建议中共抽调主力25万至30万人分别部署在山海关一带及沈阳附近，把住东北大门，不让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东北局4日高兴地电告中共中央说，苏军“已下最后决心大开前门，此间家务全部交我，因我力量微小，现只能接受一部分，允许在一月内替我保存”，并决定向中共提供步枪30万支、机枪100挺、大炮15门。他们甚至转述斯大林的话，称赞“中国共产党是勇敢的、聪明的、成熟了的，我们很有信心”，给彭真他们打气。

还在得知美蒋军队即将进抵平津的消息后，毛泽东（从重庆）就急电延安中央，告诫说：务必要“组织三万至五万有力部队，迅速开至冀东热南，以制先机，否则将失机”。但是，直至10月初，中共方面“控制冀热辽，堵塞蒋军从陆路进入东北计划，虽已开始行动，但离实现程度还远”。受命前往冀热辽之黄永胜、倪志亮、曹里怀、邱创成及太行军区等部，尚在途中；山东决定派往东北、冀东之五个师，冀鲁豫、冀中、太行等派出的部队和延安炮校等，均刚刚开始出动；承德至山海关一线总共只有万余人。而全东北中共军队人数虽已有近八万人之多，但因扩充过快，干部奇缺，缺少训练，“除少数部队外全无战斗力”。鉴于这种情况，中共中央不得不调整策略，一面批评各部队行动过于迟缓，一面主张“我军进入东北的部署，应将重心首先放在背靠苏联、外蒙、朝鲜、热河有依托的有重点的城市和乡村，建立持久斗争的基点，再进而崙取与控制南满沿线各大城市”。

苏军得知中共中央准备将军队部署到背靠苏联、外蒙和朝鲜等有依托之地区后，大为不满，批评中共仍是游击作风，力主中共应以全力夺取东北。毛泽东得讯后马上电告中共中央，表示“彼方既下决心，我方自有办法，但卅万办不到，一个月内能有十万到达冀东及东北，即是好事。除此十万外，请下决心从山东调主力五万争取去”。同时，应开始在平绥、平汉、同蒲、津浦各路“与蒋军大冲突”，迟滞其陆路北进。10月11日重庆谈判告一段落，毛泽东等回到延安，他更是主张按照苏军建议，“集中主力于锦州、营口、沈阳之间，次要力量于庄河、安东之线，坚决拒止蒋军登陆及歼灭其一切可能的进攻。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改变过去分散的方针”。据此，他提出：“我正源源进入东北，希友方坚持两个月，我可完成一切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