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天看电视剧《白鹿原》，白嘉轩的形象让我联想到我父亲的某些相似之处。
我的家乡在浙江东部的四明山上，是中共19个老革命根据地之一，可见是穷山僻壤。村里有3百多户人家，1千多人口，也算是山上的一个大村。山上有一些梯田，可种水稻，也出产茶叶木材竹子。父亲有兄弟6个，他排行老四。49年前父亲家里没有地产，但他懂得茶叶的好坏，所以就在村里收购一些茶叶到上海等地去卖，在村里也算是在外面见过世面的人。49年评成份时村里的农会主席不知道怎么给我父亲评，就给他按了一个无业游民的成份，亏了我母亲到农会据理力争，才给他定成贫农。现在想来我母亲可谓是目光远大，就此一项就为我们家立下了不世功勋。如果我们家是无业游民，看看后来村内村外一些成份较高人家孩子在上学参军找工作中的遭遇，真的是后果不堪设想。
50年代初政府要在区里建供销社，把我父亲找去做了茶站的茶叶鉴定师（给茶叶好坏评级）。如果不是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我们家就可以从农村户口转成国家户口（大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们的生活就会很不一样。那时家乡要搞农业合作社，乡里的乡长跟我父亲熟，要我父亲回家做合作社主任。不知道这乡长跟我父亲怎么忽悠的，大概是讲了一些那个时代的大道理，也许是合作社主任这个头衔的吸引，我父亲放弃了茶叶鉴定师回家成了农民，为此母亲一直抱怨，但父亲在村里的威信也由此慢慢建立。
农业合作社后来成了人民公社，父亲也由合作社主任成了大队支部书记。58年搞大跃进，上面领导要求下面放粮食产量卫星，天天开会，上级压下级一级压一级级级加码。作为最基层干部的父亲深知报高粮食产量的凶险，因为那时政府实行统购统销，如果你报高了粮食产量，政府就要按报高了的产量向你收购粮食，村民们就要饿肚子。据一些当时跟我父亲共事的村干部后来闲聊中跟我说，那时他们村干部们抱团痛哭，实在没有办法报高粮食产量。最终父亲为此被拔了白旗（右倾），贬到离村数里路外的一个农场当场长，只管2个人。谁知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随着大跃进三面红旗后是所谓的“三年困难时期”，村里人都饿了肚子，到处是浮肿病。父亲的农场因为离村有些距离，没人管，他们就偷偷地自己种点红薯，不那么饿着。我那时5，6岁，有点记忆，脑海里隐隐约约还有天黑后奶奶带着我偷偷地去我父亲那里吃红薯的印象。直到政府调整政策后父亲才回来继续当大队支部书记。
过了几年安稳生活后，政府又发动了四清运动。县里派来的工作组进驻村里，撇开村干部，直接住到村里最贫困的农民家，与他们所谓同吃同住同劳动，然后是秘密访谈，摸底排队，揭发村干部。父亲被揭露出来的最大问题是阶级界限不清，与地主吃吃喝喝。我们家的隔壁和对门住着两家地主，也没听说他们以前有过欺凌乡里的事，只是在土改时田地多了点结果被评成了地主，几十年翻不了身。每次运动他们总要被拉出来批斗，当时政策如此，父亲也只能执行。但父亲知道他们不是坏人，又是邻居，平时聊个天逢年过节时互相吃个饭也是有的，没想到被上纲上线。四清以后父亲就再也没有去地主家吃过饭。所谓阶级界限不清是因为好几个中农上中农的孩子因为父亲的推荐转成了国家户口。政府偶尔有到农村招工的，比如供销社营业员电话接线员之类的，通常有文化水平方面的要求，而那时村里有点文化的多数是成份较高的。中农上中农是所谓团结对象，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父亲觉得无论是谁村里有人去外边做事是好事，后来那些人确实也很感激我父亲。工作组为这些事情没少批判我父亲，大会小会检讨。但批判归批判检讨归检讨，到了后期，工作组也知道他们无法撼动父亲在村里的威信，事情就不了了之。
紧接着四清运动的是文化大革命。村里的一些年轻人，大多是不喜欢干农活的，开始组成造反派，但村干部基本上都是保守派。那时来浙江支左的解放军是支持造反派的，而地方武装（军分区，人武部）多数是支持保守派的，因此两派都能从军队中得到武器，浙江的武斗也因此特别激烈。大约是68年左右吧，山上谣言满天飞，说是解放军要进攻四明山，母亲跟我说如果战斗真打起来就将我送到邻县亲戚家中躲避。一天，一位解放军军官带着两个兵来到我家劝说我父亲支持造反派，家门口聚集了一大群围观的村民。不知是因为对村里的造反派不满还是因为对他的领导的信任，反正父亲跟这位解放军军官顶了起来，还拍了桌子，村民们都惊讶我父亲如此大胆。结果造反派夺了权，父亲也作为村里最大的走资派被批斗。在一次批斗会上，一位造反派一脚踢翻我父亲要他跪下。也有造反派敬重我父亲的，把他扶起跟他说你就不用跪了，父亲才躲过一劫。我们村造反派真真掌权只是很短一段时间，很快又说是要三结合，后来又说是要党的一元化领导，父亲又重返岗位。也没见到父亲怎么报复这位踢他的造反派，但对那位扶他的造反派后来一直另眼相看优礼相加。
经过这么多次的起起落落（可与邓小平媲美了），父亲相信只要自己行得正，共产党不会冤枉一个好人。我现在当然知道这是图样图森破，但这却是父亲的口头禅也是他直到去世的坚定信念。
父亲没有大的政绩可以炫耀，由于当时政策的限制和村里的地理位置，父亲也不可能让村民们先富起来。但在父亲任上建起了村里第一所小学，小孩子们不需要走10里路去乡（公社）小学上学；建起了村里第一个敬老院，使村里没有后代的孤寡老人老有所依；建起了好几处水库，至今便利村民们灌溉和用水。在他任上村里的秩序也一直很好。父亲的最大优点是处事公平，当然是按照村民们认可的道德和规则。记得我们家几乎每天晚餐都有很多人围着，大到村里的事小到夫妻吵架兄弟分家，都来找我父亲评理和决定。母亲和我们常常不胜其烦，但也没有办法。父亲因此不但在村民们中很有威信，在邻村的干部们中也很有影响，甚至乡（公社）里区（镇）里的领导也敬重他几分。
父亲为人处事的原则是能帮人时却帮人，村里因此外出做事的人比较多。大概是60年代初吧，有一村民得知按政策他家可以搬到杭州附近的萧山去，但此事必须在元旦前办好，距他找到我父亲只剰几天，他又不认识乡里区里的领导。那时村里不通汽车，区里离村有三十多里地，父亲为他专门跑到乡里区里一个一个章盖过来把事情办妥。父亲重来没有向我们提起过此事，直到几年前母亲生病这村民的儿子(他现在在萧山有数亿资产)来探望时才跟我们提起，说他父亲去世前再三嘱呼一定要报答我家，如果没有我父亲的帮忙就没有他家的今天。
当然要维持这么大一个村的秩序肯定会得罪一些人。也是在60年代，村里有一青年不但游手好闲爱偷鸡摸狗而且屡教不改。据村民们传言，有一天半夜他装神弄鬼闯进一寡妇家里，不但睡了寡妇还把寡妇的钱财拿走。村里没有办法就报告了公安局，结果被判了好多年。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他被判重了的可能性也是有的。他刑满释放后就留在了劳改农场工作直到干不动活。10多年前的一天，那时我父亲已去世很久我也早已在美国定居，他突然找到我姐家中，说他进监狱是我父亲的缘故，他现在老无所靠怎么办。所谓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我姐着实吓了一跳，没有办法只好给了他一笔钱了事。可见得罪了人，无论对错，债总是要还的。
父亲在77年底被确诊为食道癌晚期，78年夏天去世。期间很多人来探望他，但最使他欣慰的是我姐事业顺利我那时也已上了大学。出殡那天，几乎所有村民都来给他送葬，也算是村民们对父亲一生的肯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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