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诚回忆录（一）：主政湖北之二五减租（1940—1944）
SC木头鱼 2017-05-29 05:37:33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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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陈诚时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政府主席，在湖北省主政将近五年，大力推行新湖北建设计划，精简机构、整编法令、二五减租、土地陈报、调整军役，颇多成效，当时报纸媒体颇多赞许，百姓亦得以收获实益。兹节录于下，以供参考。）
曾在台湾领导土地改革的国军上将陈诚，其实早在抗战时期就在湖北对减租有所实践
第一节 二五减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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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国历代的乱源，其说聚讼不一；但农民无以为生，有揭竿而起者，群起响应，因而造成变乱，却是众说中最有力的一说。所以历代老成谋国者，无不着眼于土地问题的解决。孟子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可能是对此问题最有先见的名论。
秦汉以降，解决土地问题的谋画，多一时治标之计，日久弊生，乱亦随之；真正根本解决的办法，无疑的，还是要归之于国父「耕者有其田」这一伟大的号召。不过在中国几千年积重难返的封建社会之下，「耕者有其田」的目的，未可一蹴而几；因此国父才又提出「平均地权」的办法，以为逐步实现的张本。而实施「平均地权」的先期工作，就是「减租」。
民生主义第三讲中有一段话：「中国的粮食生产，既然是靠农民，中国的农民，可是艰辛而勤劳，所以要增加粮食的生产，便要在政治上、法律上制出各种规定来保护农民。中国的人口，农民是占大多数，至少有八、九成。但是他们由艰辛勤劳得来的粮食，被地主夺去大半，自己得到手的，几乎不能自养，这是很不平的。」这段话除去证明了上面「乱源」之说为不诬外，很明显地看出国父是以减租为保护农民利益的一个步骤。
中国人口之中占八、九成是农民，而在这八、九成农民之中又占七、八成是佃农。佃农就是「耕者无其田」而以佃种地主土地为生的农民。
「耕者无其田」已然够「不平」的了，若再横受地主的压榨，以至「不能自养」，天下痛心疾首的事，还有比这个更厉害的吗？
当然，好的地主也是有的，但大多数是以佃农的血汗来营求自身安乐的剥削者。佃农终岁辛勤所得，要大半辇送到地主的家里去，幸遇丰年，或者勉强还可以过活；而靠天吃饭的中国农村，水旱成灾是常事。这就无怪孟子说：「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了。
所以要拯救贫苦的农民大众，最简捷的办法就是减租。本党为遵行国父遗教，早在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一月于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即有「规定最高租额及最低谷价」的决议。同年十月举行中央与各省区代表联席会议，并决议以「减轻佃农佃租百分之二十五」为本党政纲，此后「二五减租」就成了国民政府的政策。不过因为国家多难，内忧外患，迄无已时，始终无法付诸实施。抗战军兴以后，「兵」、「食」之源，都要取给于农村。农民的痛苦未除，而负担反而愈益加重了，这与安定后方争取胜利的要求，实在大相违背。因此我想：越是在抗战紧要关头，需要解决土地问题越迫切；从前不能做的事，现在不能不做也非做不可。
湖北省在我尚未复职以前，已办理过一次减租，因为阻碍太多了，未能推行尽利。我到省以后，正拟旧案重提，适值鄂西一带二十八（一九三九）、二十九（一九四○）两年连遭旱灾，心中异常焦灼，乃发动各厅处人员及地方团队，替人民车水灌田。照理这该是农民欢天喜地的事了，不想农民对于此举的表现十分冷淡，只是未公然拒绝而已。始而我们觉得很奇怪，经过仔细考查之后，才晓得当地农民的土地，都为地主所有，正粮的收获，悉数交租，只有杂粮的收获，才归佃农；佃农交租时，地主请吃一顿饭，这就是辛苦耕耘的报酬了。农民种稻既然辛苦而无所得，所以宁愿稻子早一点枯死，反可提前播种杂粮。如此说来，他们不欢迎我们的车水运动，可谓理之当然。
太不公平的租佃制度，足可使农业减产，这道理本甚浅显，人人耳熟能详；但从这一次车水运动中，更加深了我对于此种制度的痛苦印象。这使我坚决地认定：纵然「耕者有其田」的遗教，一时不克实现，但「减租」的政策，必须贯彻施行，而且刻不容缓。
我们于三十年四月制定「湖北省减租实施办法」，提经省府会议通过实行。此项办法对于减租的原则以及推行方法、步骤等，都有详明规定。兹举其要点如后：
?确定「二五减租」的内容：
?农民佃租定为正产物总收获量千分之三百七十五：即由总收获量先提二成五归佃，所余七成五由主、佃对分。
?原定佃租超过千分之三百七十五者，应减为千分之三百七十五；原定佃租不及千分之三百七十五者，仍照原约定。
?确保农民利益并防止地主之巧取豪夺：
?正产物总收获量如因佃农改良耕作而有增加时，仍依承租时总收获量缴租。
?农地因不可抗力致正产物歉收时，仍依当地习惯协议减纳；但正产物之总收获量不及三成者，概免纳租。
?实施减租后，地主不得因减租而撤佃。
?地主如有用压迫或欺骗手段，诱使佃农私相妥协，于减租额外另行私立租额者，一经查觉或被人告发，得由政府将原租土地免租三年，仍发交原佃农耕种。其情节重大者，并得依惩治土豪劣绅条例惩治。
?规定推行步骤：
?按年分区推行，其分区推行次序及办竣期限，由省府以命令规定之，期于五年内，次第完成。
?办理减租地区，由区乡公所或联保办公处办理调查事宜，限定地主及佃农于定期内呈报农地面积、地点，正产物种类及常年收获量，原佃租额及押金数目等。地主不于限期内呈报，佃农单独呈报，具有同等效力。
?为调解地主及佃户发生争执起见，省府并颁布「湖北省各县减租调解委员会组织规则」，规定各县成立调解委员会负责处理减租纠纷。
此外，省府为减租新政推行尽利起见，并决定加强督导及考核工作。规定由省府及专署派遣督导员，县府派遣指导员出发各地指导，同时并训练青年学生分赴各地协同推进；以期督促各级干部公平执行，宣导民众自动遵从命令。又，为加强工作效率起见，规定推行减租人员奖惩办法，以别殿最，而戒玩忽。
依照上述办法，即从三十年（一九四一）四月起开始实施，规定五年完成。第一年办理恩施全县各乡镇及巴东、建始、鹤峰、宣恩、利川、来凤、咸丰等七县各一乡镇，共计三十九乡镇，四百八十七保。第二年即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度，办理郧西、郧县、均县、房县、竹山、竹溪等六县，及来凤、宣恩、利川、巴东、建始、咸丰、鹤峰等七县未办的各乡镇；共计二百三十七乡镇，三千三百三十一保。第三年即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度，办理石首、公安、松滋、枣阳、襄阳、宜城、光化、谷城、保康、南漳、宜都、兴山、秭归、长阳、五峰等十五县；共计三百五十一乡镇，六千一百四十三保（公安、石首、松滋、五峰、宜都、长阳等六县，后因战事影响，呈准缓办）。第四年即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度，办理英山、罗田、远安、长阳、五峰、宜都等六县，及宜城、枣阳、襄阳等二十六县未办的各乡镇。因于是年七月，我已奉准辞职，办理情形如何，已不得其详；至于第五年是后任的事，更不是这里所能报导的了。
现在应当检讨一下这三年多减租的成效。我们承认推行这项政策，是十分吃力的，并且也不敢保证每一个佃户都已得到减租的利益。原因何在？归总起来说，就是农村潜在的封建势力太大，有非一朝一夕所能铲除净尽的缘故。一般愚昧无知的佃农，久处地主高压之下，早就养成等于主奴的关系，他们不但听受地主的拨弄，并且还有口不由衷地表示信仰。政府的法令和地主的意旨，如果听凭他们的衡鉴，往往认为后者较前者尤为重要。这与政府威信的堕落，自不无关系。而豪绅地主盘据乡里，根深蒂固，一般农民只有承望他们的颜色，与之分庭抗礼，简直不是他们想象得到的事，此种事实关系尤为重大。以故减租政令不免有遭受破坏的地方。诸如：
?地主有暗地指使佃户增加田亩数字或正产物的常年收获量，或将一部分田亩匿不陈报，以图抵补减租损失者。
?地主任凭佃户单独陈报田亩及正产物收获量，但佃户在地主积威之下，仍多方维持地主利益，不敢有所短失者。
?减租后，地主有不论年成丰歉，迫令佃户缴足法定租额者。
?地主于佃户请示送租地点时，往往假词威吓，使佃户不敢依照规定减租，致有寅夜送缴免使人知者。
以上情形，均可见地主势力之大，竟可迫使无知乡农自动地放弃其应得的权益。
不过乡农不都是这样愚昧的，地主中也未尝没有开明识大体者。像何雪竹（成浚）、罗贡华两先生，都是湖北的大地主，都能率先领导减租，以身为教，此种精神，至堪钦佩。更兼督导工作认真执行，宣传工作渐能普遍深入，减租政策还是收到了不小的效果。三十二年七月二十七日，重庆《新蜀报》曾刊载了一篇访问湖北的报导，其中有一段提到减租的事说：
当后方各地土地兼并与土地投机成为风气的时候，记者踏进一个农地租佃纠纷较少、土地问题比较合理解决的地区，感到特别新颖。近年来，各地主阶层操纵粮价，得到意外的成功。对于佃农们任意加租、任意加押，加租、加押不成，便任意撤佃，弄得耕者无利可获，只造成若干大地主的兼并。这种情况是可忧的。在鄂西，我们今年也看到碧绿葱笼的稻田，但听说地主对兼并土地却并不感到兴趣，而相反的，大批佃农现在纷纷购地。「中农」恩施分行，在恩施、咸丰二县，半年内放出二百万元土地借款，大都是借给佃农购地的。而经他们统计的结果，在最近二年间，恩施、咸丰的佃农已有百分之四十变为自耕农。因为粮价增高，耕地的利益有保障，鄂西贫瘠的山坡荒地上便一块一块的变为绿田。增产有了显著的成绩，一般人认为这是减租政策的成功……诚然不是过分的估计。鄂西改革土地的风气是造成了，地主大致知道什么是民生主义，而且知道政府是在实行民生主义。
恩施是当时省府的所在地，咸丰是与恩施接壤的县分，减租才特别着有较好的成绩，偏远的县分未必都能和这两县等量齐观，这是无可讳言的。不过我总觉得对于减租政策能够有正确的认识，有实施的决心，再能坚持到底，不为恶势力的阻挠所软化，则成果必能更为扩大，终于使农民普被其泽，也并不一定就是难事。
我这种乐观的看法，最基本的根据就是认定地主也是具有理性的人。在理性的启发之下，人人可与为善。让地主们了然于农民在走头无路之际是会造反的，中共就在这种夹缝中间成长起来，则他们自会选择：是接受减租政策好呢？还是等候受中共的荼毒好？再则农民怠耕的结果，足可使租佃双方两败俱伤﹙车水一事，可为明证﹚；那么地主们也就没有理由宁愿不减租之两败俱伤，而不愿意接受两利的减租政策。至于榨取别人血汗以营求自身安乐的生活，是不名誉、不道德的，并且还是可以贻祸子孙的，这种观念如能建立，则地主阶级欣然接受减租，将有「如水就下」、「水到渠成」之功效。所以我认为减租政策之未能普遍推行，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为不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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