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所有，未经作者许可不得转载 - 江育林】
电站开始运行
春节回来后，我又来到电站。由于一直没有发电，坝里的水早已超过了限度，一部分水从坝顶漫出来，另一部分则从进水渠道进入机房，一进去就听到哗哗的流水声。水轮机那长长的轴从机坑里伸出来，并用两根杠子和绳子别在那里。看到这个怪异的样子，我感到莫名其妙，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老刘告诉我：春节前，公社的干部们喝多了酒，说要来“发电”，就把进水渠的闸门打开了。但是无论多大的水冲到水轮机上，这玩意居然纹丝不动。那些人趁着酒兴，用两根木杆插进水轮机轴上的皮带轮，强行推着它转。结果一个个累得满头大汗，才勉强转了半圈。这些领导们感到非常失望：这是什么破机器，推都推不动，哪里还能发电？于是把东西一扔就回家睡觉去了。
其实，因为水轮机是长期在水下工作的机器，不能采用普通的金属滚珠轴承，要用橡皮做轴承。但是在干燥条件下，橡皮的摩擦力很大，通常用它来做刹车皮，当然是没法推动水轮机了。当它被放到水下，被水浸泡并充分打湿以后，摩擦力几乎完全消失，水轮机就会非常轻快地旋转了。公社的干部们回去睡觉后，水轮机开始自己摇摇晃晃地旋转起来，而且越转越快，叫人看了眼花缭乱。大家感到很害怕，赶快把进水闸门关掉，但由于闸门做得不好，到处漏水，水不能完全关死。水轮机没有挂上发电机，没有阻力，转起来非常轻松，仅仅是漏过来的那么一点点水就能让它飞快地转动。无奈之下，只好叫来几个年轻人，七手八脚地用两根大木棍把它别在那里，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听到老刘这一番话，我真的是哭笑不得：这就像造了一辆汽车，还没有安装刹车就冲出去，没有出事就算幸运了。于是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先修好进水闸门。我们叫来几个人，把闸门彻底整修，直到把闸门的启闭机关死后没有水从下面漏过来，大家才松了一口气。然后找了几块很厚的木板，满满地铺在机坑上，只留下一个轴露在上面，这才有模有样的像一个机房了。然后我们在合适的位置安装发电机，并用皮带把发电机和水轮机连接起来，然后进行电气连接。吸取了团林电站的教训，我特别做了一个非常结实，埋得也特别深的地线。本来这里就是用的“一线一地制”，就是只用一根电线，另一根埋在地下。如果我这里的地线再接触不好，电就耗在路上了。好了，公社书记已经心急火燎地催我们快些发电，先给公社和集镇里发电试试看吧。
几天后，我们开始试车，才发现仍然有那么多的问题。我小心地一点一点地开启闸门，水推动水轮机开始转动，再通过皮带带动发电机转动起来。谁知道发电机的皮带轮太小，水轮机转一圈，发电机几乎要转五圈，结果水轮机还没有转开，发电机就像发疯似地狂转起来。而且因为轮子太小，皮带也在打滑，发出一股焦糊的味道，皮带也在发抖，好像随时要从轮子上掉下来。就这样，电是发出来了，不过一下子亮得刺眼，一下子变成暗红色。水轮机的主轴像喝醉了酒一样摇摇晃晃地摆动，整个屋子里轰隆隆的震耳欲聋。
我和老刘蹲在一旁看了半天，总算看出点门道来：水轮机的主轴原来并不长，从机坑里伸出地面不超过半米。但不知是谁，出于什么目的把它加长了两米，用一对靠背轮连接起来。这种连接要保证上下两根轴的轴心完全重合是极其困难的，带来的后果就是那个轴包括上面的皮带轮左右摇摆。而且“高高在上”的皮带轮也使得那根皮带和发电机的连接不在一个平面上，带动起来非常吃力，也很不稳定。于是，我们大胆地拆卸了那根两米长的多余的轴，把水轮机的皮带轮降下来几乎贴到地面，同时把发电机也换了一个大一些的皮带轮。这样，整个形势就完全变了。机房变得很好看，机器运行平稳多了，噪声小了，皮带转动起来特别轻松，发出来的电也稳定了。我们都很高兴。
既然开始运行，我们就要天天处理各种问题，还是搬到电站住吧。况且我们也不想天天看到公社书记那帮人，眼不见心不烦。老刘在机房东头清理了一块地方做我们的宿舍，把两张床也搬了过来。老刘喜欢做饭，也想省点钱。我当然乐不可支。
不料刚刚喘了一口气，又发生了新的问题。一天夜里突然电闪雷鸣，整个机房被雷打得象要垮掉。雷一声接一声地震耳欲聋，好像就围在电站附近不停地打。我和老刘根本就不敢睡觉，在机房里观察了一下，选了一个离发电机、水轮机和电线都比较远，而且不靠墙角的地方，垫了几块木板，两个人就在上面坐了一夜。第二天待到雨停，我们出去一看，天啊，输电出口的三个瓷做的保险盒被雷打炸了两个，满地都是白花花的碎片。老刘呆呆地看着，吓得半天说不出话来。我拉了他一把：“还楞住干什么？赶快买避雷器安上啊！这鬼地方光秃秃的就数我们电站最高，旁边还竖起了一根电线杆，不招雷来才怪。再不安避雷器没法住了。”
老刘属于“享受派”，随时都想改善生活条件。我则是个“工作狂”，没事就动脑筋想改善工作环境。两人配合得非常默契。老刘把我们睡的地方用竹帘子扎了一面墙，和机房相对隔开，然后把配电柜也放在中间当门，只留下一个进出的过道。外面屋子摆上桌子板凳，还有一个两千瓦的电炉子。反正现在发出的电也用不完，有电炉还能把三相电平衡一下。做饭的燃料也省了下来，还特别干净。这里慢慢变得像个家了。
虽然电站运行基本稳定下来了，但毕竟是临时凑合的。配电盘上安的电压表还管用，能随时监测电压的高低。可三个电流表都是五百安培的。这个发电机最多只能输出不到二百安培，目前只点了革集镇里的百把个灯泡。所以电表的指针纹丝不动，毫无反应。就像是聋子的耳朵，完全是一个摆设。这可不好。发电机发出的电是三相，如果每相电的用户不平衡，对发电机和地线都不好。如果电流表不搞好，根本就搞不清楚每一相究竟用了多少电。怎么办哪？
我仔细看了一下，其实电流表并没有直接接入电路，而是通过一个变压器样的东西接过来的。换句话说，如果我把里面线多的一边拆掉一部分，改变了他们的比例，显示的数值一定就会改变。我试着改了一个，果然，电流表的指针立刻就升上去了。我照样改了其它两个。虽然显示的数值是大致估计的，不会很准确，但我每个线圈拆掉的部分是一样多的，至少这三相用电的大致比例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这样在发电时心里有底了。
电站的运行逐渐正常起来。谁知到五月初，又遇到春旱。每天流到坝前的水还没有发电用掉的水多，水位不断下降，终于发不出电来了。公社的那些老爷们刚尝到用电灯的甜头，怎么愿意再回头用煤油灯呢？于是就叫老刘不知道从哪里搬来一台柴油发动机组。放在电站外的平地上，把电线连进电站，开始发电。这个发电机组是工厂里根据马力组合起来的一个整体，用起来比水电站简单的多。只要把柴油机发动起来，一切就OK了。你就只用坐在那里等着，等到加到油箱里的油烧完后来收摊子就行了。这个机组好费油啊！满满一箱油，两个多小时就烧完了。如果天天用它来发电，不知道每度电会折合多少钱？起码比城里的电要贵好几倍。好在时间不长，只过了一个星期这种极其无聊的发电日子，水位就涨起来了。
通过近两个月的调整，电站的运行终于逐渐稳定下来。下一步的工作就是要扩大用户啦！
走村串户忙架线
随后的几个月，我们的任务就是把电线不断延长。用户越来越多，线也牵得越来越远。每牵到一个生产队，他们都当作一件天大的喜事。慢慢地，各个生产队都用上了我们发的电。我才这发现：虽然这个水轮机功率不大，还不到一百千瓦，但对农村点几个电灯而言，还是足够了。二十五瓦的灯泡可以带几千个，也就是可以接几千家人哩。
我们每天的工作，就是先一个小队一个小队地架线，再到各家安装电灯。然后到晚上开始试运行。如果有不通或者短路情况，就在第二天仔细检查修理。就这样，一个个小队通上了电灯。我们最害怕的，就是队里有那么几个自以为懂电气的“半吊子”，自己会安灯，但又不太懂，最后给我们带来很多麻烦。记得在安装革集二队的电灯时，晚上发的电怎么也送不过去，看来一定是哪里发生短路。队长的儿子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大骂他们队里的人不会安电灯，把事情搞砸了。他带着一帮人在电站和他们家之间来回跑，把通往其它人的电线都给卡断了，只留下他们家的电灯，结果还是没能把电送过去。第二天我们去二队查线，发现就是队长自己家里的电线没有接好，发生了短路。队长气得把他的儿子骂得狗血淋头。我们考虑再三，觉得这种事情将来一定会经常发生的。如果是外面的电线出了问题，一眼就能看到。而如果哪个家里的线路出了问题，查起来非常困难。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在电线进入每家每户前安上一个保险盒，如果哪家出了问题，就能把那一家的电路自动切断而不影响其他用户。虽然每家多花上几毛钱，但大家会感到方便很多。于是我们又挨家挨户地安装保险盒。
进入夏天，到处都被晒得滚烫。特别是呆在光秃秃的电线杆上，要聚精会神地架线，根本顾不上擦汗。经常是我身上的汗从电线杆上滴下来，掉到下面递工具的人脸上。因此大家都对我十分照顾。电线每拉到一个队，每个人都会兴奋不已，一定要请我去吃饭。杀鸡宰鱼，又是酒，又是烟，陪吃的人也有好几桌。小队的所有干部甚至大队干部都来陪着吃喝。然而我一不抽烟，二不喝酒，劳动了半天已经累得不行，所以我三口两口吃完，就跑到草堆上睡觉去了。而那些陪吃的人则在那里继续喝酒划拳，很是热闹。有次一个公社干部路过那里，看到这个场景，奇怪地问：“你们在请谁吃饭呀？”“小江啊！”“那他人呢？”“啊，他吃完了，在草堆上睡觉哩！哈哈哈哈……”。可能连说话的人自己也觉得有些好笑吧。
电这个东西对当地农民而言，的确是很新奇的玩艺，祖祖辈辈从来没有见过。那段时间大家谈论的都是电灯。那天，继明的妈对着电灯泡仔细地看了又看，惊讶地说：“真好玩哪！，这些玻璃做的葫芦，用线一串，就都亮了！”
然而，那时农村采用的线路都是“一线一地制”。就是仅仅拉一根电线到各家各户，另外一根线打到地下，电流通过大地返回电站。在当时这是非常推崇的方式，因为可以节约大量的电线。然而这种线路的致命问题是不安全。一旦地线接触不好，则到处带电，严重威胁到人的安全。好在二百二十伏的电压本来就不适合远距离传输，这样折腾到生产队，电压损耗很大，我估计也就只有一百来伏。所以电灯都不是很亮，但比起蜡烛来要亮多了，大家都很知足，相对安全，不是那么容易打死人。不过也有几次搞得人胆战心惊的。
一次，冯庙小学的一个学生出于好玩，也许是出于好奇，把电线接到晒衣服的铁丝上。刚好那天晚上队里加班打谷子。晚上开始发电后，打谷场上的人不小心碰到了铁丝，一下子就有几个人被电吸住，动弹不得。旁边的人想帮忙，也被电触了一下，大家莫名其妙地看着这些被吸住的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有站在那里大呼小叫。好在有个中学生发现了，把电线打断，那几个触电的人才筋疲力尽地倒在地下。第二天我知道后，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万一死了人麻烦可就大了！我赶到学校，问清楚情况后，狠狠地教训了那个学生一顿，顺便给大家讲了一些安全用电的基本常识。特别叮嘱他们，不要随便把自己家里的地线拔出来，那可是要死人的！
在走家串户的日子里，我接触了各村的老乡。平心而论，绝大多数都对我不错。但也有极少数人对我冷嘲热讽。这些人知道我们之所以没有被招工出去，肯定是家里有些毛病的，所以对我们冷言冷语。这些人多是镇里的人。一般说来，越是靠近县城、集镇地方的人，就越滑头。而越是边远地方的老乡，就越淳朴。有一次不知道怎么把街道上的一个人得罪了，对我大声吼道：“你们留下来的都是些出身不好和有问题的，还不老老实实地劳动改造。”我简直要气坏了，干脆顶了回去：“放屁！老子这辈子就不走了，死后就埋在你家大门口。”那人一听，也不敢再和我顶嘴，赶快回头进门，把大门关上了。我不由得笑了起来。原来只要连死都不怕，他们也把我奈何不得啊！后来很少听到这种混帐话了。
在给老乡安电灯的日子里，一天我不小心把自己的一串钥匙弄丢了。由于每天到处跑，究竟在哪里丢掉的想都想不起来。这样，我的箱子、大门都没有办法打开。在农村配钥匙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恼懊不已，但也无可奈何。几天后，我在给荣兴大队一户人家屋里安电灯，正当我低着头给电灯泡的灯头接线时，无意中往他家桌子上瞟了一眼，发现那里有一串钥匙居然和我丢失的那串钥匙一模一样！我不由得拿起来仔细看了看，疑惑地问：“这钥匙是你们的吗？”屋子里的老头摇摇头：“哪里，是我家孩子放牛时在田里检到的。”我惊讶极了。在如此广阔的农村里掉了一串钥匙，居然还能有机会再看到它，这实在是极小概率事件啊！我这些年一直运气不好，难道现在运气来了吗？
野蛮的掇刀干部
春节后，小妹回到了农科所。我仍然是隔两周就过去看看她。她和以前不一样了，有时也跑过来到电站玩，不嫌累。电站面积很大，里面很空旷。她来后吃住都挺好安排的，所以来来去去很方便。自从我去了恩施以后，我们之间就更加随便了。她每次来到革集，我总要买些点心、饼干之类的东西叫她带回去吃。那个年代，物质供应非常匮乏。电站需要什么物质器材，荆门往往买不到，动不动就要去沙市买。我去买东西不仅比较有经验，而且可以住在沙恩那里，能省下住宿费。因此通常我去买。只要我有机会去沙市，就会跑到小妹那里，看看她有什么东西需要带过去。然后把沙恩要我带给小妹的东西再带回来。
五一前夕，老刘叫我再去一趟沙市，买些配电柜上的一些仪表和闸刀。我一听又有机会去沙恩那里，下午高高兴兴地跑到掇刀。那天太阳很大，农村里正是春耕大忙时节，到处都在插秧。我走近农科所，她们果然在附近的一块水田里面插秧。我走过去，对小妹说：“我明天去沙市，要不要带什么东西过去？”正在插秧的小妹抬起头看着我，笑了。她对旁边的头头打了个招呼说：“我去给他拿点东西就回来啊。”说着就从水田爬出来，一起回宿舍拿了一床棉絮，叫我带给沙恩。我夹着棉絮，陪着小妹走到水田。小妹跟我打了个招呼，就准备下田干活。我正打算回去，只见他们的头头黑着脸，迎面朝我走过来。他一把从我手里夺过棉絮，往地下一扔，大声呵斥道：“走，跟我下田插秧去！”我根本没有想到会这样，身子一摆躲过去。大声问他：“你干什么？”他怒吼到：“你耽误了我插秧，要给我下去插秧！”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横蛮的乡里人，拳头不由得握紧了。小妹刚下田，看到这个情况大吃一惊，赶快爬上来质问他：“你在搞什么？”那人还在骂骂咧咧地，试图拉我下田劳动。但可能也在掂量自己的实力，所以声音大，动作并不大。小妹怒不可遏，大声说：“走走，我们到公社说理去！”
于是我们三人就这样吵吵嚷嚷地去了公社知青办。那屋子里面坐着一个中年男子，他似乎什么都很清楚。一来，就对那人说：“你回去吧，我跟他们说。”我不由得仔细看了他一眼，感觉那人好像是早有准备。他点着香烟，深深吸了一口。慢悠悠地说：“我们已经注意你很长时间了。你和余江恩来往非常密切，这是不正常的。我们必须制止这个情况发展。”我听后又吃惊又好笑：烟墩区下放的知青是武汉市中北路中学和三十八中的学生，那里的乱是出了名的，知青做什么事的都有。这个知青干部管那些事管不了，管我倒如此来劲，不是莫名其妙吗？我忍住怒火对他说：“你知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知不知道我从哪里来的？根据什么说我们不正常？你知道吗？她妈妈和妹妹原先下到和我一个生产队，就和我住在一个屋檐下，她们家把我当作自己家里人一样。现在她们回恩施了，我经常过来看望她，帮助她，不应该吗？我错在什么地方？今天小余从水田上来到回去插秧，前后没有超过十分钟，你认为过份吗？你认为那个所长是不是在发神经病？”小妹还想跟他论理。我摆摆手说：“算了，只能说到这里为止，有什么事以后再说吧。”说完就和小妹出来了。我想到，农村干部只有这样的德性，说多了没给他面子，以后小妹还要在他手里过日子呀！在回去的路上，小妹郁闷地说：“看来你以后再过来不方便了啊！”我点点头：“你看着办吧。如果你觉得我来不方便的话，我就暂时不过来吧。”
分手后，我满怀懊恼的心情走回了革集。在黄昏中一边行走，一边考虑这件事。今后我该如何处理这件事呢？我想了好几天，心中一直闷闷不乐。头两天，我一直都在委屈和愤怒的情绪中，觉得这事实在是太荒唐，太不可理喻！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恨不得一口咬死那个农科所的头头。然而我该怎么办呢？像那些知青一样，把他狠狠打一顿？甚至给他一刀？或者把床单浇上煤油，跳上他家屋顶？随便那种方法都肯定能叫他服服帖帖。然而再往后呢？小妹还在农科所，她会怎样呢？以后招工呢？投鼠忌器啊！
那两天我只是在考虑如何出这口气，根本没有想到更深层次的问题。直到我从沙市返回革集后，我才猛然想到另外一个问题：“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是谁主张这样做？”想到这，我的头脑一下子清醒过来。问题好像没有那么简单！我慢慢地理顺这像一团乱麻的头绪。
首先，农科所的头似乎只是个“愣头青”。他的怒火毫无道理，好像只替人行道。从知青办里所见到的情况看来，他只不过是个“炮灰”而已，真正想这样做的人是公社管知青的人。其次，他们所说的“理由”在任何地方都是说不过去的。即便我们公开说是在谈恋爱，也没有任何人说不能谈。在掇刀有多少人乱七八糟的乱搞都没有人管，何况正常的交往呢？他说话的目的其实很清楚：就是希望我从今往后不要再过来看望小妹。这再清楚不过了！想到这里，我的心一下子悬了起来。看来有人准备对小妹下手，正在扫清障碍！而那个人很可能就是知青办里坐着的那个中年男子。
在知识青年大规模下乡的日子里，女知青被当地的干部侮辱和欺负的不计其数，已经是半公开的秘密。据某个文件披露：有个工厂从农村招上来的女知青，没有一个是处女！这真的不是小道消息。
我不再感到愤怒和委屈。而是换了一个角度，非常谨慎地考虑应当如何保护小妹了。我考虑了很久，决定先试探一下，看我的推测是否正确。我先给掇刀公社党委写了一封信，详细说明了那天发生的事情经过，我为什么要常来掇刀的理由以及我对这件事的看法，希望能得到回答。一周过去了，没有答复。我再给他们写了第二封信，明确告诉他们：我决不会就此罢手。如果你们不解决这个问题，我将逐级写信。下一次将给烟墩区党委。再下一次，将是荆门市知青办……。直到问题解决为止。后来我才知道，第二封信给他们很大的震动。原先以为我不过是叫叫而已，没有想到我是认真的。为此，他们开了一个党委会。他们对这件事有两派意见：一派认为我说的都是假的，不用管他。而另一派认为这肯定是真的，不解决事情恐怕会闹大。掇刀公社广播站里有个当地的女知青小李，平时住在广播站里，开会时帮忙端茶送水，所以大家讲的什么她都很清楚。而她和小妹关系很好。她听到这些争论就插话道：“我觉得这肯定是真的。”那些领导们就问：“你怎么知道的？”于是小李就向他们介绍了小妹的情况，我和他们家的情况，过去和现在。并告诉他们：那天的做法在哪里讲都是没有道理的，也是说不过去的。
就这样，最后的处理就是：撤掉了那个农科所所长的职务，调回原生产队，换了一个新的所长。这就初步证明我的分析是正确的，现在只能把那个愣头青当做替死鬼干掉了。而下半年推荐工农兵学员的情况进一步显示我判断的正确。掇刀公社居然再一次把小妹推荐上去！在一个公社有大量知青而每次只能推荐一、两个人的情况下，把某个没有任何“关系”的女知青连续推荐两次，这在全荆门县是绝无仅有的一例。小妹并没有什么特殊贡献，表现也不比其他人好。掇刀还有那么多知青，但偏偏要再一次推荐她，把公社两年的机会给一个女知青。其他人怎么也无法理解，他们认为一定是走了什么“后门”。只有我心里最清楚：知青办巴不得小妹赶快离开这里，免得再节外生枝！
这件事从发生到基本结束大概用了近两个月。在这段时间，我绞尽脑汁，非常谨慎地走每一步。不让农村干部抓到任何一点把柄，钻到任何一点空子。为此，我还给罗老师他们家也写了信，详细讲了事情的全部经过。主要是担心万一将来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不至于感到突然，更不至于对这些情况一无所知，任农村干部胡说八道！
“五一”那天，我到了沙市。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半夜来到长江大堤。我坐在长江大堤上，吹着凉风，看着不停向前滚滚奔流的江水。想象着水流的远方就是武汉，就是我的家乡……。可是到了武汉又怎么样呢？那里没有能容下我的地方，那里也没有很多值得留念的东西了。即便我感到孤独和难受，武汉似乎也不会让它有所减轻或者缓解。比如说现在，我受到如此委屈和侮辱，武汉有谁会安慰我吗？我感到“家”的概念正在逐渐离我远去。我感到非常无助，感到深深的孤独！我默默地坐在大堤边，一直到天蒙蒙亮才回去。
在这两个月里，只有罗老师来信安慰我。她很理解我此刻的心情：愤怒，但还不能到掇刀去大闹，还只能以极大的耐心一点一点地去做工作。罗老师在信的最后说。“小江，我希望你能做天上的雄鹰，不要做池塘中的鹅。”
在那段时间里，我怕影响小妹未来的招工和招生，再不去掇刀了。而小妹则经常到革集来看望我。而且经常是下午才来，在这里住一晚才回去。我知道她是故意做给掇刀的干部们看的，也有些故意发泄的意思。但我只能安慰她，叫她不要为此太生气，也不要和他们闹，并且把我写给掇刀公社的信给她看。告诉她，事情慢慢会解决的，不是知青办的那个人可以一手遮天的。
就在事情基本解决，我们都开始松了一口气的时候。一天上午，乡村的邮递员突然叫道：“小江，有你的信！”我拿来一看，是小妹从掇刀寄来的。我感到很奇怪，有什么事情不能当面说呢？她在信中莫名其妙地告诉我：有人想找她谈恋爱，问我有什么看法。我的心不由得剧烈地跳动起来。信写得很含糊，但传递的意思却非常清楚。我拿着信翻来覆去的看了三天，心里还砰砰的跳。我该怎么回答她呢？
我深深地爱着小妹，现在看来她对我也有这个意思。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的前途，甚至我们的生死都捏在这些人手里，任何一点不慎都会给他们以大做文章的借口，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如果一旦我们之间把这层窗户纸捅开，我们之间会发生什么事情？外面对我们会发生什么事情？我真的很难预料！
我整整想了三天，才提笔给她写了回信：“……我们还有时间，将来有的是机会想这些事情。我何尝不想？但现在还不行！刀把子在人家手里，我们的前途也在别人的手里，千万不能给那些人有任何的口实！恐怕还得忍忍啊，小妹！”我的信给她一个很清晰的信息：我也很想，但是现在不能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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