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楼岁月（十六）土楼里的”宝马香车“

闽南人说缝纫机叫缝纫车。下乡时，我家有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和一辆信家牌缝纫车，虽然都是“旧车”，却有著新奇的故事。我称为这两部车是我家的”宝马香车“。

     记得下乡那一天，当我们的自行车从汽车上风尘仆仆地被卸下来时，后生和丫头们情不自禁喜笑颜开，这个摸摸车把，那个按按车铃，簇拥著把自行车推走。卸下来的还有一辆信家牌裁缝车，已经用了快三十年了，看起来黑乎乎的，也引起很多惊奇的目光。原来，田中村几乎没有人买得起自行车和裁缝车。五十年代中期公路就开通了，到了六十年代末，那里的公路上都很少见到自行车，可以想像当时农村的落后。田中离开书洋2公里，要向原来经过的公路往回走。我和村民们说说笑笑走着回来，应接不暇地回答这两部“车”的问题，什么时候买的？你会做衣服吗？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我们的自行车和裁缝车会发生什么故事。

    生活在土楼的岁月里，衣食住行柴米油盐的问题说不完，我在前几章说了住房、粮食和日常生活费用的问题：出工、砍柴、侨汇、国家生活费用和粮食补助等等，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蔬菜，我们吃菜哪里来？但蔬菜问题和脚踏车和裁缝车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下乡后不久马上分到每人三厘田的自留地，春节前种了蕃薯和大蒜，春节后种菜豆、四季豆、萝卜和葫芦等，但是不管我们怎样努力，都还是没菜吃，因为种了菜还要等菜苗长大啊！一、两个月之内能采摘就不错了。春节期间是蔬菜淡季，农家的菜园里只看到芥菜，少数人有包菜，几乎没有其他蔬菜。社员们都没菜吃，何况我们？但是，常有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把家里的蔬菜送我们，一些要好的社员也经常送菜来，有时候还送我们冬笋，把冬笋炒蛋，就是上等的佳肴了。所以，除了墟日自己买菜，你家里是否有菜吃？就看你个贫下中农的关系了。这就说到这两部“车”的故事了。

     我妈的缝纫机在下乡之后没有一天不运转几个小时，因为家里总有社员们送来缝补的衣服，我妈是照单全收，所以衣服永远也补不完。我记得有几个大队干部和我家关系很好，就是因为我妈把他们家里几年来囤积的旧衣服全修补了，不然的话，农家妇女是要用针线缝补的，她们像看西洋景儿一样看我母亲把缝纫线筒插在机背上，绕过几道孔再穿入铝亮的针，双手把布平放在机上，双脚踩动机器踏板，发出喳喳喳连续不断的响声，闪亮的针上下窜动，把布片缝结在一起，恨不得马上就有自己的缝纫车。生产队干部社员看到我母亲一天到晚为社员们补衣服，曾经就打算让她专门在家“出工”，给社员们做衣服和补衣服，这件事在我当时写给我二哥的信里就有明确的记载。因为我妈是义务缝纫的，所以社员们也不会让我妈白忙，他们拿衣服来的时候，总会带点蔬菜和笋干等土产给我们，所以我们家的蔬菜问题也就基本解决了。这就是裁缝车的故事。

    这辆裁缝车实际上成为我家和贫下中农情感沟通的渠道，我们家因此热闹了不少，社员们常在我家进进出出，话是越说越贴心，连几位大队干部也成了我家的好朋友。当然也有干部不敢“麻烦”我妈妈，可能是他们的阶级觉悟较高，知道我父亲有“历史反革命”的嫌疑在案，不敢和我们来往。其实我父亲不过是在读中学时，集体加入三青团，据说上司是国民党军统机关，所以他成了“军统特务”，谁敢和军统特务来往啊？

     我家的自行车更不用提了，三天两头就有队里到小伙子和姑娘们和要来借一下，下墟场要借，学骑车也要借。不仅要借，还要你扶著车后座，让他/她像骑木马一样跨上车座，再东歪西倒地推著车子走，连教车师傅也当了。当然，有时候有人要借车出远门，想骑自行车到船场墟和梅林墟的(梅林是在书洋以西13公里)，我们是不借的。那里公路上下坡很多，自行车很容易磨损，好朋友有时可以答应，但有时是平时见面只打招呼的邻村人，也磨破嘴皮要借你的车，实在很无奈，但那种事很少发生。总的来看，队里不少年轻人就是因为借车而和我们十分要好，上山砍柴帮你扔一把，下田插秧帮你多插上一行，友情其实就是在这些平凡的日子里产生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友情的物质见证却是这辆自行车。

     别看这辆旧自行车，在文革中却有著不平凡的经历。文革的时候，我曾经用它来载客赚钱，从石码镇载客一人到20公里的漳州，公家规定是八毛三分钱，那是自行车运输社的价钱，是有载客执照才可以载客的，但也有一些没有执照的社会青年和学生，在文革中当观潮派，不参加学校的革命组织，却在社会上溜溜荡荡，甚至载客赚钱的，我就是学他们的样子，不过我载客很少，当经验还是很丰富的，有时遇到载老太婆，你要把车停得稳稳的，把她扶上车，有的还有包包箱子的，你要把行李绑在后座的后面，后座的前面才让客人坐，当客人上去后，自己上车时，右脚要从前面的车钢管绕上去，一不小子心车子向右边倒下去，连客人都摔了。这是载客的故事。还有，那时学校停课，龙海一中校园被两大造反派分割。校园东区旧址被八一八革命造反委员会占据，西区三五楼新址被八二九革命造反兵团占领，两区中间是四百米跑道的大操场。我是八一八这一派的，和六八届几位初中生组织了一个“伏虎”战斗队，在学校的大食堂里有我们一间队部，那时学校大食堂已经被竹屏围墙切割成若干小间，让革命群众组织有“办公”的地方。我每天骑著这部自行车到学校的时候，不敢走校大门，因为大门口在八二九的三五楼前，两派人马如果在那里相遇，难免引起冲突。我的家庭出身不好，不想被谩骂和恐吓，所以自行车总是绕过大门，从北边的小门进入，其实这小门不是门，是被拆掉的围墙，走的人多了，便成了门道。石码街区有个规定，在街道上是不能骑自行车载人的，但在文革中没人管了，有时我常骑著这辆自行车，载著战友，三更半夜到街道上贴大字报，撕大字报。当然，贴的是自己的大字报，撕毁的是对立面群众组织的大字报。有时深夜无人行，看到八二九的人刚贴完大字报走人，我们就马上跑上去把大字报撕下，撕下后还舍不得走人，干脆把它们捆起来，放到自行车后座，载回战斗队部，赶明儿载到废品收购站，卖个十元八元的，我们这个战斗队撕大字报出名，都差点儿引起八二九的民愤，他们还写大字报呼吁要“打倒”我们！可是我们的车技太好，看到快被他们发现了，车子一滑就不见人影。

     一九七三年，我还骑这辆车子，从书洋过天岭到南靖山城、漳州、石码，半个月后又骑了回来。不过，有时是人骑车，有时是车骑人，更有车载人又载树的故事。车骑人，就是上天岭的时候。有两段路就要扛车子抄小路上陡坡，让车子也休息一下，自己却累得汗流浃背，上气接不了下气。车何以载树？原来在下坡的时候，路太陡，为安全起见，你要在路边砍一棵小树，拖在车后地上，做煞车用途。当然，这是很危险的，因为当时汽车少才有这个胆量。

我家的“宝马香车”辗转着土楼岁月的轮印，是一段难忘经历，至今仍然记忆犹新。

所有跟帖： 

• 哈哈，捆棵树做煞车的办法好极了 --hutu-- ♂ (0 bytes) () 06/08/2017 postreply 18:07: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