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夫子”古华为什么不敢回国

 “京夫子”古华为什么不敢回国

 

     人在江湖，古华不敢回国，年年只好在香港会见来自郴州的亲友。

 

    《中国时报》证实，古华本名罗鸿玉，曾以“京夫子”为笔名批评中国大陆时政。1981年发表长篇小说《芙蓉镇》，一举获得第一届茅盾文学奖， 1988年移居加拿大温哥华。（“《芙蓉镇》作者 古华携古体诗访台”，2015年09月11日 04:10 郭佳容／台北报导）

 

    多年前，曾经出现过一股妖魔化毛泽东的逆流。获“茅盾文学奖”的古华，变脸为京夫子，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古华正因为“变脸”，所以不敢回国。

    同为湖南乡土作家的韩少功，批评京夫子“捕风捉影，有罪推定，信口开河，道德诛心”。使一场严肃的对“文革”的反思， 降至大字报水平，沦为八卦和扒粪。 与其说这是批判“文革”，不如说这是暗中延续“文革”中常见的思维方式和言说风格。

 

   “一代不如一代”，现在成天对毛泽东喷口水的马甲，与京夫子相比，连“八卦和扒粪”的本事都没有了，更别说“红卫兵小字报”的水平。

 

   “文革学”的三大泡沫之一，就是所谓“文革”史的宫廷化，是指叙事者们的目光始终聚焦国家高层，总是把历史写成一部领袖史。

 

    如果认定“文革”极左只是毛泽东的个人作品，独一份的发明，神通广大到能随心所欲地改写中国历史，这是一种变相的“个人崇拜”。“文革”自有它的历史必然性和复杂性。 那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必然会有一帮人跳出来兴风作浪，毛泽东根本不可能管得住。

 

   《决议》是对 “文革”严肃的的反思，也反映了多数中国人的意志和感情。经过30多年的历史考验，中国现在的辉煌和成就，雄辩地证明了《决议》是定海神针：

 

    “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是，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党没有被摧毁并且还能维持统一，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有各族各界代表人物出席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能召开并且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同志为领导核心的国务院人选，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我们的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这些重要事实都同毛泽东同志的巨大作用分不开。因为这一切，特别是因为他对革命事业长期的伟大贡献，中国人民始终把毛泽东同志看作是自己敬爱的伟大领袖和导师”。

 

    京夫子曾经是一个很神秘的作家，他的作品在海外曾经热卖。 主要包括：

《毛泽东和他的女人们》 

《中南海恩仇录》 

京华风云录(卷一)《北京宰相》 

京华风云录(卷二)《西苑风月》 

京华风云录(卷三)《夏都志异》 

京华风云录(卷四)《血色京畿》

重阳兵变(共三册)

    

    上世纪 80 年代，曾被看作“知青”作家的，有韓少功、張承志、史鐵生。 賈乎凹、王安忆等人。

 

    韩少功说， 京夫子原笔名古华，曾以长篇小说《芙蓉镇》获大奖，其才情一度广获赞誉。“古华来自湖南郴州乡下一偏僻之地，以至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古怪方言让我难懂，在省城里看个电影或买双鞋也得求人带路”。“但这一份土特产到加拿大后变身为秘史专家，一举揭发出红墙里的秦始皇和西门庆”，还能以“他想”“他突然想到”“他心里明白”一类话，把描写对象的脑神经信号悉数挖出公之于众，“实让人惊奇”。

 

     “有一次，我随着他的描写进入中南海，过新华门后便成了瞎子——门内的路径、楼台、花木、器物的形貌和位置一片空白，似乎当事人都是直接从大门外一步跳进密室，在无形无貌的真空里生活，于是不能不让人怀疑作者是否真进过这张门，京夫子的“京”是不是一枚假商标”。

 

    吕正操老人曾对韩少功说：“我当铁道部长那时，脱离身边人员的视线二十分种，也得报告国务院办公厅的。一个国家首脑怎么可能独自走出中南海西便门，撑一把雨伞，戴一个口罩，坐上公共汽车，跑到居民区去会情人？”吕正操是指艾蓓《叫父亲太沉重》中的情节，该书由香港明报出版社1984年出版，为诸多“揭秘”红墙道德内幕的流行作品之一。

 

   “文革”交织了太多的纷争和尴尬，沉浮和恩怨，遗忘和夸张，以至任何判断都可能挂一漏万。 五十年后，“好得很与好个屁”的有关争议，不是更精确化，而是更口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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