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文革那几年特别的学制
（沈纪鸣·2009-08-17）
文革期间，由于学生是造反先锋，又是革命者主体之一，所以产生了“罢课闹革命”、“复课闹革命”、“上山下乡闹革命”等一系列与学生有关的文革专有名词。
先说说中小学学制。
１９６６年夏天，文革开始，首先源起于到大学，接着是中学。大中学生在那年夏季就开始不正常上课了，某些地方甚至还没等学期结束，就“罢课闹革命”啦！
秋季新学期开始，大中学是几乎全面罢课，同时开始向小学波及。我的家乡大约在新学期开始不久，小学就开始全面地停课了。
老师们先是参加社会上的“革命运动”，继而又杀回学校斗校长，闹得天翻地覆。学生们大多由于年龄小，于是就流浪于社会了。
极少数高年级学生，则参与到附近中学生的“革命组织”里去，当然也有是虚报年龄的，笔者就是其中的一个。
到了１９６８年春天，大约是看到小学生四处流浪，影响大人们的“革命情绪”，小学闹了一年多的“罢课革命”，终于被“复课闹革命”取代了，但是学制上起了新变化。
首先是以往的秋季，为新一年的开学上学期，次年夏季为学年的结束；改为春季为上学期，秋季为下学期，而下一年的元旦后学年结束。
接着是考虑到前面一年多积累的学生群体，小学临时增加了“七年级”。而“七年级”的学生，则是原来６６年罢课时的五年级和六年级学生，两届合一为一届，笔者也是其中的一员。而他们小学毕业时，则分别称为“６７届”、“６８届”小学毕业生。
另外６６年罢课前已经毕业，但是未被中学招生的那一届（中学已经先期罢课了），则称为“６６届”小学毕业生。在复课闹革命的１９６８年，他们依然在社会流浪。
至于那一年（６８年）读六年级的学生，也和他们的学兄学姐一样，于６９年再读了一次“七年级”，他们与６９年读六年级的学生，都是在１９６９年毕业，于是两届合一，统称为“６９届”小学毕业生。
不过小学的“七年级”也到此为止，以后再也没有了。
１９６９年初春，中学全面复课，那一年的初一新生，涵盖了三届的小学生，即“６６届”、“６７届”、“６８届”。也就是说，三届学生上同一样的课程，是为三届合一。
而１９７０年初春中学的招生，也是将小学当年的六年级、七年级毕业生，两届合一，统一按“６９届”小学毕业生，招收为初一的学生，不过以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了。
至于初中和高中的学制，当时据说是按照伟大领袖的说法“学制要缩短”，改成了初中两年、高中两年。
初中两年结束后，原来的“６７届”、“６８届”小学毕业生，继续升入到高中学习。而原来的“６６届”小学毕业生，则就此结束学业。
但是他们这一届，也有一个幸运之处，就是既不像他们的学兄学姐一样，“罢课闹革命”闹了三年，就被强制动员上山下乡（第一波上山下乡潮）；也不像他们的学弟学妹一样，再读两年高中后，一样逃脱不了上山下乡的命运（第二波上山下乡潮）。
于是他们成为了那几年里唯一的一届，可以在学校毕业后，整体都可以直接被招工的学生。而以后毕业的学生，要分成“照顾对象”和“非照顾对象”，除了“照顾对象”可以直接招工外，其他的都不可以。
须知，那时城市里的所有工作，都由政府统一安排。除此之外，不允许任何人从事有收益的工作，连摆摊做小生意，也一样要作为“投机倒把”，被整治被打击被斗争的。
另外，几年以后（文革后），中小学包括大学，又恢复了以往的做法，即以秋季为新学年的上学期，次年的夏季，为学年的结束。不过笔者当时人已经在山区，无缘有亲身的经历啦。
接着说一下大学和上山下乡。
自从“罢课闹革命”以后，大学的门就不对中学生敞开了。不过也没有中学毕业生可招收，因为１９６６年以后几年，所有当时的中学生，包括从初一到高三的所有学生，自从“罢课闹革命”以后，就再也没有踏进中学的校门，而是到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了。
联想到同一个领袖“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话，再联想到当时“革命委员会”成立后、需要恢复一定的社会秩序，制止学生们“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行为，制止学生们“革命造反烈火”过分的熊熊燃烧，减轻两派之间以枪炮造成大流血的“文攻武卫”；还有大量学生的就业问题无法解决、终日游移在正常的生产学习之外无法安置，等等。
我反复思考后终于明白了，这个“上山下乡”运动的真正意义，就是对处于狂热中的学生的冷安置，也是意图结束文革的一个举措。可惜后来又出了林彪四人帮，导致伟人在世时竟无法收场。
上山下乡运动的结果，耗费了一代人的青春，造成了社会巨大的浪费和国家的停滞不前，还造成了许许多多的孽债和悲剧，总体上说是针对青年学生安置工作失败的、也是无奈的一种尝试。
当然，这些人得到了艰苦生活的磨炼，知道了许多原本不知的中国广大农村的国情。其中多数人的意志力，得到了充分的强化，这使得他们在未来的生活中，能够不畏艰险、不惧困苦、不怕挫折，根据自身和背景条件的不同，走向了一定程度的成功。
另外，由于城市学生带来的冲击，使得中国很多的原本很封闭的农村，感觉到了新时代的气息，这也为几年后的改革开放，以及农村自身的进步，奠定了部分的基础。
上述的这两点，也许是上山下乡运动的歪打正着吧！
文革中罢课三年多后复课的大学，一直是从“工农兵”中招收学生的，即使在７２年底７３年初，有了新的高中毕业生后，仍然拒绝招收。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文革结束后的第二年，才又重新恢复正常，开始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收学生的，虽然比例当年只有1／5左右。当时也招收往届的高中生和工农兵学员，若干年后才又恢复为基本上是高中毕业生。
笔者当时就惨遭这些不幸命运的折磨。先是被“罢课闹革命”所牵涉，流浪于社会；鉴于当时家庭经济生活的沦落，笔者在11岁时，就开始自我谋生了。
所谓谋生，就是与孤身带发修行的大姨妈一起，到街道的“破布加工厂”里，领取肮脏的破布，由大姨妈清洗干净，我负责将它们按照一定的规格，用缝纫机缝制起来，作为工厂擦机器用的布块。
这样的事情在“罢课闹革命”的日子里，我是全日地参与，以后复课了，也仍然在课余参与，所得的收入，当时尚可以勉强维持我和大姨妈的生活费用哩！
当然，文革刚兴起的时候，我也是热情高昂的，参加了几次“揪斗走资派”的“革命行动”，后来被祖父强行制止了，才转入为生活而奋斗啦。
后来看到复课后猛批“读书无用论”，觉得有戏，一直梦想能够高中毕业后上大学。可是后来的现实，给了我无情的打击，我终于在高中毕业后，无奈地上山下乡了，这一去就是四年整，受尽了艰难困苦，包括身心诸方面。
上山下乡期间，曾经有一次机会上大学，当“工农兵学员”。可是在那政治挂帅的年月，个别知青出于阴暗的心理，想把我拉下而自己上去，造谣说我曾经“偷听敌台”，仅仅凭这个“告黑状”，就取消了我的上学资格。
文革结束的那一年我被招工，次年的冬季第一次恢复高考，也就是说应届生和工农兵，都按统一考卷进行考试，我兴奋异常，参加了上海总部组织的预考，成绩颇为理想。
可是母亲知道后，鉴于我的工作来之不易，以及大学毕业后统一分配的不可预测性，她强烈地阻止我考大学，甚至不惜以断绝关系来威胁，我终于无奈地放弃了这最后的机会。
好在我们单位领导开明，几年后，我报名读业余大学，先是四年的业余（每周计三个晚上、一个整天），最后是一年的全脱产，而且都是带薪的，我终于圆了我的大学梦，虽然不是那么的正规。
文革已经过去很多年了，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已经淡漠。笔者今天重提旧事，只是为了让人们知道事实真相，避免作那种全面否定或高歌颂扬的论述。
我觉得大约今年在５５岁左右及以上的人，才有可能说是亲身经历了文革。这个年龄之下的，那时还太小，不可能知道全过程。而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能说出真的事实。
以笔者个人经历来看，文革的综合效果，基本上是负面和失败的。也许某些动机值得肯定，比如让广大民众参与政治、监督官僚阶层以避免腐败，等等。但是那种全面的社会动乱，是无论如何不可以重复的，因为那带给国家和人民的，只是一场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