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夫妻都是90多岁的老人，因早年当过兵，所以都是离休。养老金比退休的多，还有，看病几乎不要钱等等优待，有人不无羡慕的说:“你们蛮合算的！”其实我们当初并不知道会 "离休"，更没考虑过“合算不合算”。
一, 当兵，是被‘逼上梁山’。
日本不讲 '人权' '人道'，而讲"大和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应奴役落后的中国人”。别说他们讲的不对，在当时看来还真有道理，这不, 日本人能造飞机大炮，中国连自行车都造不出；不到1万9千人的日本关东军，把19万多的中国东北军打的溃逃。
我和曾任军委副主席的张万年同志是同乡——山东省、黄县（现改龙口市）、石良镇。张万年是石良镇所属的欧头孙家村，我是石良镇属的平里院村，我从小住外婆家，外婆家就在石良镇。1938年鬼子杀来，烧、杀、抢，使人胆战心惊，我一个十岁出头的孩子，就亲历杀人放火，并惊吓的发现、人血腥味刺鼻难闻，多惨！鬼子就是想用这惨，把中国人吓住，使你不敢反抗。我们平里院村的陈子宾，被连刺8刺刀，以为已死才住手，鬼子走后被救活，后来担任多年村支书。他虽去世，但见到他背上8个伤疤的，仍有多人健在。
随后鬼子在县城、石良镇、包括张万年的欧头孙家村、等多处，建立据点，并设立伪政权。敲骨吸髓般的要捐要税、要劳工。这真苦了我们家乡人，累死累活得不到温饱，春天的树叶被掠光，一眼望去光禿禿，春天像秋天。有些人脸肿，以为是吃树叶中毒，其实是缺乏营养。缺乏营养会脸肿，不信你问问医生，只是现在人见识不到，因没饿肚子的了。
我家是地主，吃穿虽无忧，但汉奸恶霸横行乡里，使人难以忍受。我到现在仍记得伪乡长马培叙，躺在村公所炕上，吸毒 (抽大烟)，让其乡丁骂骂咧咧的挨门挨户逼要税款那恶相。鬼子时不时的抓人杀人，经过鬼子岗哨要行礼，否则“巴个牙路（混蛋）”一刺刀……这日子真不是人过的。
就在此时，离我家很近的山区，出现了八路军的抗日根据地。
在有鬼子据点的石良镇南、不到三公里的孙胡庄（后因该庄出了战斗英雄任常伦，改名常伦庄）、及其以南的山区，就是八路军抗日根据地。别看只三公里，老百姓可随便来往，鬼子却轻易不敢涉足。尤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鬼子的兵力已捉襟见肘，而根据地的军民却更会打仗，夺到了不少鬼子的武器，又会造手榴弹、地雷，鬼子来抢粮时，总被打的落荒而逃。根据地军民，还神出鬼没的濳入敌占区打击鬼子汉奸。攻克了几个鬼子据点，捉了不少伪军和少量真鬼子。人们切齿痛恨的伪乡长马培叙，伪镇长王鸿运、汉奸王驴子，都被偷袭处死。敌占区的人们交头接耳秘密传说，处死这些败类的生动故事。不妨说说我亲历处死王驴子的事。
王驴子三十多岁，是黄县人，但不是石良镇，所以我不知他名字。人们叫他王驴子，是因为他常强拉农民的驴子用以逼要税款。每逢石良镇赶集时他总在布市逛游，不是买布，是因那里妇女多，乘机污辱妇女，人们敢怒不敢言。有一天他正在布市转悠，来了两个庄户人找他。他以为又是来找他赎驴的，刚走出集市，他喝令两个庄户人说：“就在这里说吧，你们是哪个庄的？”想不到两个庄户人竟掏出手枪，对着他说“跟我们走！”他一屁股坐在地上耍赖说“我不走！”人们以为在吵架，过来围观。两庄户人立即开枪将其击毙，枪声使人们明白是‘八路来了’，一轰而散。两人也随着人群消失。当据点的鬼子赶到时，人影全无，只有王驴子的屍体横躺在地上，身上还有张纸头，上面写着：“抗日政府，判处罪恶累累的王某某死刑”。真是大快人心！
根据地使我大为惊奇：山区本是最穷的地方，因致力于和鬼子拼搏、要养活那么多八路军，老百姓生活没更苦，反而有改善，树叶并未像我家乡那样被掠光。这是由于减租减息等政策，农民的日子好多了，没讨饭的，小偷小摸也极少，治安很好。绝无汉奸恶霸横行乡里，连毒品也绝迹。民选村干部，因不认字，用投豆子。军队不但不打人骂人, 不抢东西，还帮农民干农活，为减轻人民负担，军队还开荒生产……, 想不到竟会有这么好的政府和军队。别说鬼子，国民党的政府和军队也欺压人，鬼子侵入我家乡，国民党的军队没做任何抵抗，反而在鬼子到来之前先抡了石良镇，我外婆家第一次被抡，不是鬼子, 是国民党。
共产党不仅抗日，还要改变压迫人、剥削人的旧制度，建立财产公有的社会主义，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据说苏联老百姓已经过上了这社会主义好日子了，不由得你不信。当时和日本结盟的法西斯德国，以闪电战横扫欧州大陆，所向无敌，三个月就打败法国。但侵入苏联却碰了钉子，被苏联打的步步后退，即将失败，我当然认为：社会主义好！
还有一些书，如毛主席的《新民民主义论》、洛甫（张闻天）的《论青年修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俞铭璜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以及小说《钢铁怎样炼成的》等等，使我非常鼓舞。本来恨鬼子汉 奸，恨得咬牙切齿，却毫无办法，现在发现了社会主义，而且有根据地这个雏形摆在那里，和我的家乡一比，真是好坏鲜明，黑暗中看到光明。
当时不知道苏联的负面问题，把社会主义想成非常完美，就像《国际歌》唱的“这是最后的斗争”，认为杀条血路，到达社会主义，人类从此就和谐相处，没有勾心斗角，也无尔虞我诈……我要把自己交给这最壮丽的事业，于是1944年夏(18岁)一咬牙，参加了县独立营，哪里想过什么 '合算不合算’！
二, 当八路最不合算，却使我脱胎换骨。
若用合算不合算的观点看，当八路很不合算,因为随时会掉脑袋，而且苦不堪言。
1945年春，我的两个战友曲洪志和郭焕章，在下吴家村(离我村一公里)和鬼子遭遇被杀害。若不是我在前几天被调到青干校，必然一同遇害，可知死亡和八路是形影相随。为了使人们不再受苦，我们不把生死当回事。
苦，倒使我脱胎换骨。
每月只给几分钱的津贴费，买不起牙膏，用牙粉刷牙。三个月发一双布鞋，我两个月就穿的底掉，只好大赤脚。起初踩地有点刺痛，渐渐脚底磨起很厚的老皮，连棘刺都刺不进，这时不仅不感到刺痛，倒觉得不穿鞋舒服，所以，我一年近5个月不穿鞋。解放战争是运动战，常常一天行军五六十里，很累很苦。有一次竟走了一百二十多里，从下午三点走到第二天太阳出来，睡一觉醒来，脚一沾地，像万针刺进般的难受。
在华东军大的训练，真把我搞的够呛：每天24小时，排的紧紧，刺杀、班排进攻训练等等，吃饭规定5分钟；虽然吃不完也不硬逼，但人家都走了，剩你一两个人，总有点不好意思。最苦的是早操，要武装整齐（包括步枪、背包、手榴弹）的来回跑24华里，累的上气不接下气。好容易熬到下午4点钟，课程表上写的是“自由活动", 心想可以喘口气了，跑到操场（其实是农民的打麦场）坐着看热闹。值日分队长跑来责备说：“操场如战场，怎么好坐？”我说“自由活动呀！”分队长说：“自由活动是要你、单杠、双杠、木马之类选一样练，不是要你到操场上坐！”练就练吧，简直是赶鸭子上架，好容易一跳抓住单杠却翻不上去，人们轰笑说：“卖猪肉的来啦！”嘲笑我挂在那里，像一片待售的猪肉……
在军校严苛的训练下，没有人愿意当狗熊，我咬牙逼着自己完成了这些运动项目，单杠不但能翻上去，还能大车轮、小车轮的玩些花样；木马双杠更不在话下。对于跑廿多华里的早操，也从苦不堪言，变成习以为常。这时我完全变了，从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变成体魄强健、身手敏捷的军人；而且练出了不怕危险的勇气、和艰苦奋斗的毅力。无论是战争中的危险、或'文革'挨批斗、蹲牛棚，都未使我惊惶失措。'文革'中我被停止工作接受审查批判，抗压的办法就是天天坚持游泳，逮着机会就游黄浦江，那个夏天黄浦江我游了十多个来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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