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华】那么1960年代,中国又有哪些事使毛不满意呢?首先是他对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在六十年代初推行的一系列政策感到很不满意,认为刘少奇“右”了,然而事实上刘少奇是正确的。在六十年代初那些严峻的日子里,大跃进运动的乌托邦的狂热造成的巨大的破坏使刘少奇中央领导同志等痛定思痛,痛定思安,他们心里清楚,在党犯下的错误中,毛占的比重最大,当然他们对大跃进的损失和灾难也都负有责任,他们愿意弥补这种损失和灾难,因为他们的心里都知道,在和平时期饿死几千万人不是小事情。原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田纪云当时在基层,他对当年所经历的一切有刻骨铭心的亲身感受,他说:“回顾三年困难时期,到处闹浮肿,饿死人,非正常死亡人口达数千万,比整个民主革命时期死的人还要多。是什么原因?刘少奇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现在看基本上是人祸,这个“人祸”就是瞎指挥,就是乌托邦式的空想社会主义,就是“左倾机会主义” [9]。
从当时的历史资料看,毛泽东也参与领导布署了全国的救灾救荒的工作,而处在中央一线的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更对老百姓怀有愧疚感,他们在非常困难的形势下,承担大量繁重的具体工作,努力恢复常规,秩序,挽救国民经济,把毛搞大跃进的一套(用群众运动和阶级斗争的方式搞建设)束之高阁,或悄悄做了转换。刘少奇等还对内调整阶级关系,安抚知识分子和原工商界人士,给被打成“彭德怀分子”和“右倾分子”的几百万干部平反,并着手准备给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人搞“甄别”;对外希望缓和和苏联的紧张关系,调整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减少过量的对外援助;刘少奇等为了维护毛的领袖威信,对特大困难的解释是“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我记得当时小学老师说,猪肉是给苏联还债了);刘宣布,大跃进不搞,但保留“三面红牌”的牌子;其它人都可平反,彭德怀等四个人不平反,刘在“七千人大会”上说,彭德怀给毛写的信没问题,彭的问题是“里通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