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国家建立的资本主义制度未能惠及每一个人。资本主义给这些国家的工人农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殖民地人民蒙受的苦难则更为深重。人人平等的理想被践踏得无处觅踪。
只有马克思捡起了人人平等的旗帜。怀着对受苦受难者的悲悯和同情，马克思着手为人类的平等事业探索一条解放之路。我们现在来看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其思考的出发点应该是既然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能让原先处于第三等级——也即社会底层——的资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那么，也一定存在另一种生产方式，可以让更多的人改变社会地位。马克思从现实出发，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解剖，据此提出了共产主义学说。马克思并未就此满足，他写道：“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创立并领导了以他学说命名的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在欧洲产生了巨大影响，一时间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共产主义革命并没有在欧洲的工业发达国家取得成功，而是在资本主义落后的俄国建立了第一个共产主义政权。
十九世纪初，俄国发生了十二月党人事件，开始了对沙皇统治的挑战。这个世纪的六十年代，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推行了农奴制改革，使得资本主义得以迅速发展。进入二十世纪，这些事件积累的能量逐渐发酵，导致了1905年至1907年间的动乱，终于在1917年酿成了资产阶级的二月革命，结束了300年的沙皇专制统治。同年，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象征了由沙皇彼得开始实行的西方化政策的失败。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对战败的手足无措葬送了俄国资产阶级的最后机会，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苏维埃通过十月革命一举夺取了国家政权。
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的耻辱，旋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奋起击败了代表西方文明的强大德国，苏联在二战后的崛起无疑为两次大战期间斯大林领导的共产主义革命作了可信的背书。
十月革命之后，苏联成为世界共产主义旗手，受到来自欧洲方向的围堵，于是向东方寻求突围。与苏联接壤且人口庞大的中国成为主要目标。日本也觊觎中国的广袤土地和庞大人口，欲使之成为自己与西方争霸的力量。为了争取中国，日本和苏联采取了不同的策略，这两种不同策略给中国和世界带来了截然不同的命运。
日本沿用西方的强权逻辑，企图通过殖民战争来征服中国，变中国为日本帝国的殖民地，就像印度之于大英帝国，以此增加日本争夺世界霸权的实力。为此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结果遭到中国的奋力抵抗和痛恨，最终遭到失败。
由于殖民战争方式不容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苏联采取了不同的策略。苏联同情中国受到西方欺凌的屈辱遭遇，首先支持了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同时向中国输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帮助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并因此一直对中国共产党最高领袖的任命起着决定性作用。1934年，中央红军在蒋介石发动的第五次围剿中遭遇重创，失去了中央苏区，向西突围。在贵州的遵义调整了中央红军的最高领导。由于电台故障，与莫斯科的联系中断，这一调整未经苏联的认可。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自主决定了领袖人选。如果这一次还是出于偶然的技术因素，那么，1942年的七大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无可争议的领袖地位，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独立和成熟。
抗日战争胜利后不到一年，中国爆发了内战。几乎与此同时，在欧亚大陆的西端，二次大战的盟友美英针对苏联的敌意与日俱增。
1946年2月，美国驻苏大使馆临时代办乔治•凯南向美国国务院发了一封8000字的冗长电报，提出美国应该对苏联的扩张行为进行“遏制”。普遍认为，这封电报成为美国战后对苏政策的框架性文件。两个星期后，英国首相丘吉尔在美国的密苏里州福尔顿市发表了“铁幕”演说。47年3月12日，杜鲁门向美国国会发表了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援助以支持两国政府反对共产主义的演说，被称为“杜鲁门主义”。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标志着冷战拉开了帷幕。
冷战由美英挑起标志着美国开始着手解决全球霸权之路上的最后一道障碍——苏联。苏联则因为实力对比的弱小而完全采取守势。1946年，美国运用军事压力——包括威胁使用原子弹——迫使苏联撤出了在伊朗的军队。但是，48年6月，苏联却冒着遭遇原子弹轰炸的风险，对柏林实施封锁，以此反击美英法将三方的占领区合并建立西德。为了打破封锁，美国对西柏林实施大规模空运。
柏林封锁开始后，中国已历时两年的内战进入最后的胜负阶段。不管是不是出自故意的战略意图，柏林封锁起到了把美国的注意力集中在欧洲方向，未能顾及中国的战局变化。
从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底，解放军在东北和中原发起了与国民党军队的战略决战。在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中，解放军共歼灭、改编国民党军队主力约155万人，解放了长江以北除新疆以外的大半个中国。中国共产党即将赢得内战已无悬念。
1949年1月9日，苏联大使馆收到南京国民党政府的一份照会，南京政府建议苏联政府与法、英和美等大国一起在南京政府与中国共产党之间担负调解停战的角色。1月10日，斯大林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通报南京政府挽请苏、美、英调停中国内战。此后连续几天，斯大林和毛泽东就此事通过电报协调彼此立场。而在1月21日，南京国民党政府因无信心阻挡解放军过江，从南京迁往广州。苏联驻民国大使竟然随同前往，并且是唯一一个迁往广州的外国大使。1月底，斯大林又派遣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秘密飞往中国，与中共中央高层讨论中国共产党即将建政之后的中苏关系。这明暗行为的强烈反差令人困惑。但是，如果了解了斯大林的担忧，对这种看似矛盾的行为就不难理解了。斯大林1月14日给毛泽东的一封电报里提到了列强在1918年到1921年这4年时间里在俄国进行的武装干涉。德国甚至进攻俄国，迫使列宁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布列斯特条约。显然，斯大林担心的是美国不愿坐视国民党的失败而对中国内战实施武装干涉。如果美国进行干涉的话，苏联是不会出兵与之对抗的。不要说此时苏联还没有原子弹，即使有了原子弹，苏联也没有在朝鲜战争中与美军公开对抗。所以，苏联大使去广州的行动只是出于谨慎，表示苏联没有支持中共，不给美国以干涉的借口。1949年4月下旬，解放军渡过长江并占领南京。5月，苏联解除了对西柏林的封锁。
从1945年8月到1949年8月，是苏联，也是世界当代史上最危险的一段时期：苏联面临来自美国单方面核轰炸的危险。
日本投降以后，美国还剩有一颗未用的原子弹，并且具有每月制造两颗原子弹的能力。杜鲁门总统认为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承受五至六颗原子弹而不投降，所以不需要全力生产这么多的原子弹。原子弹轰炸广岛之后一年，美国只生产了9颗原子弹。到1947年7月，美国也总共只生产了13颗原子弹。这说明美国当时并没有打算用原子弹迫使苏联屈服。否则的话，美国应该可以生产出将近50颗原子弹。美国军方可能制定有向苏联发动先发制人的核攻击计划，美国的政治领袖也必定曾对此加以仔细斟酌，因为这对建立美国的千秋帝国是一个极大的诱惑。美国最终未将可能有的核轰炸计划付诸实施。显然，这并非因为原子弹的数量不够，美国在只有三颗原子弹的时候就果断地把其中的两颗投向日本。当时，只有美国能够制造核武器，不必担心受到核报复。如果核弹数量不够，美国可以一边投弹，一边制造，直到对方投降。从希腊、斯巴达到德国的西方争霸历史中，在在发生拥有优势的一方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这几乎成为一个传统。美国是第一个享有绝对优势的霸权抑制住了不择一切手段征服对手——苏联——的原始本能冲动。
美国没有在二战之后立即对苏联实施核攻击，主要应该归结为二战的影响。二战对欧洲及世界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几乎动摇了西方文明的根基。一个文明本应对文明体内的民众提供生命和财产保护，但是两次世界大战——而且一次比一次更为惨烈——的结果显示出西方文明失去了文明体的这一功能。如果美国冒然实施另一波大规模屠杀，可能招致不可预知的反噬，导致西方文明的彻底瓦解。二战后责无旁贷负起拯救西方文明使命的美国，对同属基督教文明的俄罗斯使用核武器变得非常谨慎。这说明美国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已不同于同属西方文明的纳粹德国。如果手握核武器的是战前的德国法西斯，可以确信希特勒会毫不犹豫地向苏联、英国和美国投掷核武器。
另外，美国基于情报和自己的研制经验，估计苏联需要20年时间才能研制出原子弹。没有原子弹的苏联对美国不具有重大的军事威胁。苏联也克制自己，尽可能不挑战美国利益。这给予美国一个时间段去寻求其它相对温和的方式扳倒苏联。以二战之后美国对世界其它国家享有的巨大优势，这并非不切实际。但是，这一时间段完全依赖于美国单方面的意愿，每时每刻都可能被美国建立世界帝国的诱惑和冲动所终止，就像一柄达摩克利斯剑。
在1945至1949年期间，美国没有对意识形态对手苏联发动鲁莽的、先发制人的核攻击，为世界——包括美国自己——保留了通向另一个历史方向的机会之门。以后的《美国模式的启迪》一章中将作进一步阐述。
在苏联研制出自己的原子弹之前，避免受到美国的核轰炸自然成为苏联的最高国策。当时的核轰炸要靠飞机实施，苏联对此的策略就是建立预警区。苏联在东欧打造的卫星国，为苏联提供了来自欧洲方向的预警带。如果能够和美国一起调停中国内战，美国就会承认中共与国民党隔江而治，长江以北的共产党统治下的地区等于为苏联在亚洲方向提供了预警区。美国飞机就不能从新疆起飞，轰炸苏联的欧洲部分。这将大为缓解苏联面临远东方向的核轰炸危险。轰炸西伯利亚对苏联不构成致命威胁。从长远利益而言，相较于长江以北的半个中国加入社会主义阵营，整个中国的力量才是改变战后力量对比的关键，斯大林没有理由压中国搞南北朝，俄罗斯的解密文件也不支持这样的推断。斯大林的唯一顾虑，就是如果美军介入干涉，中共有可能会失去已经获得的北半个中国，苏联也将因此失去唾手可得的亚洲方向的预警区。
苏共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于49年1月底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的西柏坡。一直呆到2月8日才回国。其间与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举行了范围广泛的会谈，奠定了未来中共建政后与苏联的关系框架。其中包括如下几个要点：
1）毛泽东怀疑苏联打新疆的主意，他对米高扬提起1945年在重庆同白崇禧会面时，白告诉他说，伊犁的地方起义者拥有苏制高射炮、坦克和飞机。米高扬立刻否认苏联参与其中，并表示苏联认为新疆应该留在中国的版图内。
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这个话题。《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的签订使中国成为美国的势力范围。为了阻止美国可能从新疆的机场起飞达到苏联的欧洲部分，苏联急于在亚洲方向打造一条类似东欧的预警带，于是策动新疆叛乱、起义，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变成外蒙古一样的卫星国。而一个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中国则排除了美军战机从新疆起飞的任何可能性，于是，为了与新中国的关系，苏联放弃了分裂新疆的企图。
之后，斯大林为了让中共领导人放心，还主动建议解放军立即解放新疆，并提供了一批机械化装备。
2）毛泽东主动问米高扬对外蒙回归中国怎么看。这也是一个敏感话题。1945年，为了换取苏联进攻东北的日军以及不支持中共，国民党政府同意苏联的条件，允许外蒙古公投独立。米高扬听了以后委婉拒绝。谈话之后，米高扬给斯大林发电报告之此事，斯大林立即回电，以不容商讨的语气坚决回绝了毛泽东的提议。
3）毛泽东与米高扬谈到了战争进程，并发表了一通今天读来令人诧异的话。毛泽东说，解放军将避免攻占南京上海等大城市，把他们暂时留给国民党。待到培养出干部（需要一到两年时间）再去占领。说这话时已是二月，而在此前的1月15日和1月31日，解放军已经进驻天津和北平。同样是大城市，为什么不把天津和北平留给国民党？其实毛泽东考虑这么说的因素仍然是美国的干涉。如果美军干涉，国民党也就必定死守南京上海等大城市。即便解放军能够强行攻占这些大城市，这些大城市也会成为美军飞机轰炸的高价值目标。毛泽东因此认为在此种情况下，占领这些大城市反倒会成为解放军的包袱，所以不值得去占领。
美国曾经考虑过直接出兵干预中国的内战。只是由于三大战役的规模，还有西柏林封锁一事的牵扯，才使美国打消了此念。由于美国没有在中国东北和华北进行军事干预，又打算参与停战调停，所以不太可能对天津和北平进行轰炸。如果说美国没有在短时间内调集大批陆军兵团赴华参战，那么，利用海军的优势阻止解放军过江则是一个军事上可行的选项。显然，毛泽东考虑到了这一点，在渡江作战时，在上海方向部署了重兵，准备与可能干预的美军作战。由于解放军没有有效的防空力量，因此打算暂时把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留给国民党，使之免于成为美军飞机轰炸——甚至核轰炸——的目标。由于美军没有干涉解放军渡江作战，于是解放军过江之后顺势拿下了南京上海。
4）米高扬催促毛泽东尽快成立新政府。毛泽东回说不急，并说了一句日后广为人知的话：“打扫完屋子再请客。”中国共产党早日建政，就会以另一个大体量的共产主义国家分担苏联面对的核危险。但是，毛泽东似乎并不急于把自己置于这样的危险之中。在斯大林几次三番催促下，中共中央决定于1950年1月1日建国。刘少奇率领中共代表团于49年6月至7月间访苏，据说斯大林给他看了苏联研制原子弹的一部纪录片，并告诉他苏联已经有了原子弹。这说明，斯大林是理解毛泽东推迟建国的真实想法的。49年8月29日，苏联正式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这杜绝了美国对中国进行武力干涉的机会。9月，中共中央加快了建国步骤，提前于10月1日建国。
当年1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并于次年2月与斯大林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正式结盟。苏联的东方政策终于结出硕果。
不妨设想一下，假如苏联沿袭沙俄的对华政策，即与日本采取同样的征服、分裂中国的政策，那么在沙俄与日本两强撕扯下的中国，其命运将与今日截然不同。如果他们达成妥协，瓜分中国，中国能否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存续下来都是一个巨大的疑问。
日本对华策略的失败不仅给日本自身带来失败的国家命运，也意味着西方强权逻辑的失败。作为这一强权逻辑的必然结果，最终胜出的只能有一个强权。失败的日本只能服膺最终胜出的美国。
追根寻源，日本和苏联对华策略的不同源自于两个文明中的道德哲学的不同。道德哲学是文明的最高成就，因为其规范了文明体与自然的关系，规范了文明体内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体现了该文明的价值观，是文明存续和发展的基础。道德哲学一般寓于宗教和人文学说之中。日本的对华战略基于恃强凌弱的道德哲学。而苏联的对华战略则基于马克思的平等哲学，是对启蒙运动的人人平等道德哲学的继承和发展。道德哲学的高低决定了对华战略的优劣。
苏联支持中国革命的成功标志着一种新型国家关系的诞生。这是不同于西方逻辑的强国与弱国之间的关系，是强国与弱国之间相对平等的新型国家关系的雏形，并在冷战中得以确立。这是当今建立公正国际关系的基础，是马克思平等学说和苏联十月革命的成果。与日本服膺的强权逻辑相比，这种国家关系不仅使殖民地国家摆脱了受支配的命运，这些摆脱殖民地命运的国家也反过来帮助苏联以及现在的俄国顶住了美国的压力，保持了独立，也将使世界最终摆脱任何单一国家支配的命运。苏联在其后期背离了这一新型国家关系的原则，走上了强权称霸、支配弱小国家的道路，
对于俄国为何会选择共产主义，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做过一番分析。他认为这一选择是基于俄罗斯人固有的观念：即俄罗斯民族具有无与伦比的命运。俄罗斯在10世纪选择了东正教作为国教。东罗马帝国崩溃后，俄罗斯以东正教的正统继承者自居，与继承西罗马的西欧分庭抗礼。俄罗斯民族不接受屈居人下的地位。沙皇彼得的效法西方的政策把俄罗斯置于追赶者的地位，与俄罗斯的民族骄傲相抵触。而共产主义理论则提供了一条不同于西方道路的选择，为俄罗斯的无与伦比命运的观念作了自我肯定。
如果汤因比对俄罗斯的这番分析包含了某种正确性的话，也可以被用来部分描述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中国拥有数千年没有中断的文明，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中国为此而感到的骄傲，与俄罗斯的无与伦比的命运观念有相似之处。十九世纪，中国在遭遇西方时居于受支配的地位，受到极度羞辱。以平等为号召的共产主义理论具有强烈的道德感召力，为中国几千年“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和“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历史循环指出了终极出路。马克思主义的引入把中国文明带入了以人人平等为宗旨的现代文明，并为赶超西方提供了不同于追随模仿的选择。虽然共产主义由俄国传给中国，但归根结底，还必须由中国人自主接受这一理论，才可能发生一场由下而上的革命。借助于重新分配社会财富——土地，农民被强行灌输了平等意识，中国的古文明开始了向现代文明的转型。
与英美法的革命相比较，中苏革命是在完全不同的环境里进行的。得益于启蒙运动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英美法的民智早已开启，革命是由觉醒的资产阶级发动领导的。而中苏则处于极为落后的状态。俄国在十月革命前刚刚废除了农奴制，中国则一直处于封建和殖民地状态，两国的资产阶级软弱无能，普罗大众的意识极端落后。革命的最终目的是人的革命，即把人从旧的意识或者无意识中解放出来，成为具有现代意识和道德的人。中苏革命是追赶式的革命，由一小撮具有超前意识的知识精英，通过激进的方式教育和动员处于落后状态的普罗大众，追赶并试图超过西方国家。所以，具有超前意识的政党在中苏革命中起着关键的作用。
如果没有马克思及其共产主义理论，很难想象，中苏这两个有着深深历史积怨、当时仍然相互猜疑的国家会结成同盟，成为阻挡美国种族主义全球霸权的最后一道屏障，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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