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饥荒后的初中毕业照
林津叻
我家珍藏着一张初中毕业照,这张照片照于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五日。那天,皎阳当空,烈日炎炎,福清五中校园里的花草树木都低下了头,树上的蝉声此起彼伏,盛夏时节到了。
照片上总共有五十六人,其中有校长林本澜、教导主任王光旸、团总支书记陈观泉、初一班主任颜道超、初二班主任翁其彬、初三班主任余乃棠、初三语文老师方国平等十三个课任老师和四十三个学生。十三个老师已经有十一个穿起夏衣了,还有两个老教师也没有经济能力买衬衫。
可是,四十三个学生,却只有几个穿夏衣。十六七岁的初中生,在炎热的夏天,裹着冬装,照毕业照,这可是一道苦涩的风景线。全班竟然没有一个同学能穿上一双鞋,下身穿着短裤,露出的大腿,骨瘦如柴。少女们扁平的胸脯:一看就知道长期营养不良,就像育婴堂或者孤儿院的弃婴。
现在的少女,等不到夏天,早就迫不及待地地褪去冬装,早早地穿上裙子,露出白嫩的肌肤。活泼好动的男孩子,谁愿意在大热天穿冬装啊?但1965年的夏天却不同:中老年老师早已穿上了衬衫;少男少女的学生们却还裹着冬装,甚至打着补丁。 夏天穿冬装照毕业照,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生活的缩影。
能在夏天穿冬装照毕业照,还是同龄人的骄子呢。
当时虽然政府重视教育:小学每个星期学杂费二三元。我的初三年每学期学杂费五元六角,政府每个月还给我三元的助学金。高一年每学期学杂费六元四角,每个月还有六元的助学金。当时粮站的大米每斤一角一二分。在福清一中,每个月“固定菜”金只要交三元,一桌八人每餐四菜一汤,这是后话。但是那时因为穷,绝大多数学龄儿童上不起学,更不要说照初中毕业照了。所以,那个年龄段的文盲特别多。能有幸上初中,就是那个时代的佼佼者。
当时高山、三山、东瀚、沙埔四个公社(乡镇)只有五中一所初中,据五中校庆资料统计,这一届四公社初中入学人数219人。入学不久,学生就因为饥饿大逃亡。后来四个班级合并为三个班级。六五年初中毕业,只剩下131人,流生率达41%。
现在的少年挑三挑四,这也不能吃,那也吃不下。但五六十年代的少年,连蔬菜的枯叶都是美味的佳肴。为什么发育期的少年连肚子都不能吃饱?这要从前几年说起。
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的大饥荒,由于人为的错误政策,成千上万的人活活饿死。一九六二年饿死人的高峰已经过去,我们就在这时踏进了初中校门。
三年学习时间过去了。到了一九六五年,我们的家长还是穷,我们还是饿啊!
要毕业了,可怜的家长那时拿不出一套漂亮的衣服给自己子女照毕业照!因为我们不但没有钱,更没有布票。那时每人每年只发七尺布票,还不够做一套衣服呢。五六十年代天气比现在冷得多,我们能保证一套冬衣就不错了,就不要再奢望买夏衣。夏天穿衬衫是富翁的标志。我们很多人平时只有一条裤子,再也买不起第二条了。星期六回家,把裤子拿去洗,在家里,可以穿破裤,没有人看见。不管裤子有没有晒干,星期日到校都要穿,因此,我们好多人得了风湿性关节炎。
那时穷,我们买不起鞋,也买不到鞋。平时同学们白天全都光着赤脚。每人有一双草鞋或木屐,要到晚上睡觉前洗了脚才穿。冬天早晨赤脚做早操特别是跳跃运动,脚底被沙石硌得通红,一阵一阵地疼。那时也没有公路,从我家乡到东瀚有条长达20里且布满小石头的羊肠小道,我们都是赤脚往返在这样的小路上。从东瀚到高山才有15里的公路。
我们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几乎是共和国的同龄人。我们全班同学除了两个年龄稍大,一个最小的1950年出生外,其他都是1947年、1948年、1949年出生,以48年、49年为主。初中时期,正是我们长身体的时候,需要很多营养,但我们没有。留给我们的记忆只是饿啊!饿得肚子咕咕叫,饿得眼冒金星,饿得骨瘦如柴。所以这一代人,到了二十一世纪,对粮食还是很珍惜,即使霉烂了,也要吃进去,甚至把破烂当宝贝收藏起来。
1959年—62年,我们什么都吃过,粗糠、麦粒(1)、野菜、活蟹、花生麩(2)、花生壳、生红薯、番薯的干枯叶、烂番薯、臭薯片、野草的嫩茎、白菜包菜的枯叶、芋头的茎干叶干……
花生壳、粗糠吃了,拉不出大便来,要有一个人对着肛门抠。麦粒吃了,不会消化,吃多少,就拉多少。有的野草吃了,肚子疼,整天拉。最好吃的是花生麩,香香的,闻了就流口水。
我们饿了,就拿把锄头,跑到已经收成的田野里,翻遍田边地角,找出深埋在地下的小红薯,来不及洗,更不要说煮,就一口吞进去。或者跑到海里,抓一只小螃蟹,连海泥带蟹,就囫囵吞进去。大海,那些好大喜功的干部封锁不了。福建由于有海,比四川、安徽少死了不少人。我们饿啊!即使是石头,也想吞下去。
最可怜的是老人,他们为了保住儿孙,什么都不舍得吃,好几天都吃不了一口饭。因此他们全得了浮肿病,腿上一摁,就是一个洞。时任福清县委宣传部部长的苏淑媛(3)到东瀚公社调研。起初,她强忍着泪水,探望一个个正迈向黄泉路的浮肿的老人。后来,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一把鼻涕一把泪,如丧考妣,哭得很伤心。最后她哽咽地对公社副书记林孙金(4)等人说:“共产党对不住人民啊!”
我的爷爷和邻村的堂弟就是活活饿死在1959年大饥荒的年代。
与此同时,我们还把大量的粮食、油料,无偿地慷慨送给亚非拉,送给东欧,说是去支援世界革命。相反,当我们饿殍遍地时,世界各国伸出同情的双手,支援中国饥馑儿童、老人的大批物资都被拒于国门之外,当官的高调地唱到:“我们不需要外援,相信中国人民有能力解决暂时的困难!”
大饥荒的原因,历史已有定论。
前国务院副总理、人大副委员长田纪云说:“回顾三年困难时期,到处闹浮肿,饿死人,非正常死亡人口达数千万,比整个民主革命时期死的人还要多。是什么原因?刘少奇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现在看基本上是人祸,这个‘人祸’就是瞎指挥,就是乌托邦式的空想社会主义,就是‘左倾机会主义’。”
刘少奇曾对毛泽东说:“人相食,要上书的,总有一天,历史的伟人们,必须承受历史和后代给予的最严厉的评价”。
为了推卸历史责任,他们把大饥荒的责任推到三年自然灾害上。起初没有说自然灾害;后来根据需要,慢慢加码,增加到两年自然灾害;再后来索性直说三年自然灾害。
他们还推说是苏联逼债造成我们的困难。其实苏联当时对中国缺乏粮食表示同情,还向东北提供过粮食,并提出分期还债,不要利息。但我们的领袖还想当国际共运的领袖,断然拒绝苏联的要求,主动提出一定要提前还债。
我们是历史的见证人。1958年,福清破天荒的大丰收,据说全国也是大丰收,1959—62年也是丰收年。中国土地广阔,个别地区有点小灾害也很正常。说是三年自然灾害,简直信口雌黄,是愚弄人民的瞎话。
那时全国的中心工作是全党全民总动员大炼钢铁,连中小学生也不能幸免。1958年,福清五中初二学生刘伯川到海亮大队沃口海滩洗铁砂,刘美长老师是带队老师之一。刘伯川之弟、东瀚公社西安小学二年级学生刘伯河也到沃口海滩洗铁砂,路过环青小学,还把帽子落在环青小学里。五中的初中生还到东张砍柴炼铁呢。小孩子要去大炼钢铁,大人谁敢不去?不去就要批斗、戴帽、挨打、游街。
1958年,地里的麦穗、稻穗,既大又密,没有人收割,全部烂在地上,又长出青青的麦子和水稻。红薯既大又多,没有人去收回来,全部烂掉了,多可惜啊!后来,我们遭天遣,饿了几年。
同年,上峰鼓吹“超英赶美”,说共产主义即将实现,全民可以“按需分配”,过上“吃牛奶,配馍馍”、“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日子。当时采取了错误的“一平二调”政策,哪个生产队有多余的粮食、种子,可以无偿平调给附近的生产队。这样,谁愿意去干活?我小时候亲眼目睹了邻村群众高兴地到我村无偿挑粮食回去。实行这样的政策,怎么会不挫伤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怎么会不死人?
在一大批老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坚持下,1961年,中共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962年,又提出了“三自一包”的好政策,粮食产量比前一年才略有增长。这样才开始挽救了几亿人的生命。
解释:
(1)我们集体私分偷吃麦种,不敢加工磨成粉。
(2)榨油后的花生渣。
(3)苏淑媛,原中共县委书记温秀山之妻。
(4)林孙金,离休干部,曾任闽中游击队班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