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内容 摘录自茅民的《复兴记》第4.4章。要看全章内容 请点击：
第4.4章 台儿庄会战（枪毙韩复榘，临沂之战，滕县之战，台儿庄会战，张国焘变节）
张国焘变节
1938年的清明节前夕，国民政府 派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 前往黄帝陵致祭，同时邀请 陕甘宁边区政府 也派出代表作陪。为此，中共派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张国焘 前去陪祭。4月2日，张国焘带着陆秘书、警卫员张海、一个警卫班，乘一辆大卡车，从延安出发，前往黄帝陵。4月4日是清明节，张国焘 与蒋鼎文一起 祭陵完毕后，对陆秘书、警卫班的人说：“你们先坐卡车回延安吧……我要到西安找林祖涵同志（注：即林伯渠，时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 兼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研究事情。”说完，就钻进了蒋鼎文的小汽车。警卫员张海 急忙也挤进车子，同去西安。汽车开进西安城，蒋鼎文把张国焘安排在西京招待所住下。
4月7日，国民党方面安排张国焘乘火车去汉口。张国焘对张海说：“你先去车站给林主席打个电话，叫他到车站等我，我马上就到。”林伯渠赶到车站后，张国焘诉说 他在延安遭到批判，说他在延安呆不下去了，要到武汉去。林伯渠劝他回心转意，但张国焘不从。林伯渠急忙返回办事处，向中共中央、在武汉的长江局 发出电报，报告了张国焘的动向。中共中央马上发电报 给在武汉的王明、周恩来等人，要他们设法找到张国焘，促其觉悟，回党工作。
8日清晨，在武汉的周恩来 召集中共长江局秘书长李克农、周恩来的随从副官邱南章、吴志坚 到自己的房间里开会。周恩来把林伯渠的电报 给李克农看，说：“张国焘一直不改正错误，现在又私自逃跑投靠国民党，已乘火车到武汉来了，你们立即打听西安来武汉的火车到站的时间，一起到火车站去。一定要把他接到办事处来，不要让（国民党）特务接去。”当晚，李克农等四人 分乘两部小汽车 到武汉大智门火车站 去拦接张国焘。晚7时，火车准时到站。李克农等四人分别站在各车厢门口，注视着每一个下车的旅客，可就是没见到张国焘下来。他们又走进车厢 分头去找，也未见张国焘影子，只好回办事处 向周恩来报告。周恩来让他们明天再去接。但第二天、第三天都未接到。第四天晚7时，当由西安开来的客车到站后，邱南章终于在最后一节车厢里发现了张国焘。李克农急忙走上前去，十分客气地对他说：“张副主席，我们是王明同志和周副主席派来接您的。”护送张国焘的两个国民党人员，没有做声。李克农请张国焘、他的警卫员张海下车，要他们坐上小车 去八路军办事处。张国焘不肯去，一定要住在外面。李克农让邱南章、吴志坚 陪张国焘 到江汉路 先找个旅馆住下再说。两个国民党护送人员一个去报信，另一个在后面跟踪。李克农、童小鹏 带着张海，去见周恩来。 当晚，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 由李克农陪同，来到旅馆，与张国焘谈了一个通宵。周恩来等人批评他 不该不报告中央就私自出走。张国焘说：他认为中央对他的批评、处理太过分，让他在陕甘宁边区政府 只当个副主席 也是不公道的，陕甘宁边区对他来说 就像是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周恩来说：“你对所犯错误的严重性，难道如今还没有认识吗？你几乎毁灭了红军，毁灭了党。中央对你的批评和处理有什么不对？你若有什么意见可以向中央提出来嘛。为什么你背着中央自由行动呢？你到了西安，不到我们的办事处去住，不和林伯渠联系，就和蒋鼎文来往，你住进他们的招待所，还在他们的护送下来到武汉。来到武汉 又不到办事处。你这种行为对吗？你这不是错上加错吗？你还有什么组织纪律呢？”最后，周恩来等人表示希望他到办事处去，有什么问题可以商量解决。但张国焘坚持不去。周恩来见劝说不动，只好要求张国焘向中央发个电报：承认私自出走的错误，请示今后他的工作。张国焘只得起草了一个电报稿交给周恩来：“毛、洛甫（注：即张闻天）：弟于今晚抵汉，不告而去，歉甚。希望能在汉派些工作。国焘”周恩来看后说：“你既然来到武汉，那就在这里等候中央的指示来再说吧。”
周恩来等回到办事处后，即向中央报告 并请示处理办法。4月12日，中央书记处给陈（注：陈绍禹，即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回电：“为表示仁至义尽，我们决定再给张国焘一电，请照转。”毛泽东等人的电文是：“国焘同志：我兄去后，甚以为念。当此民族危机，我党内部尤应团结一致，为全党全民模范，方能团结全国，挽救危亡。我兄爱党爱国，当能明察及此，政府工作重要，尚望早日归来，不胜企盼。弟毛泽东、洛甫、康生、陈云、刘少奇”13日，周恩来拿着毛泽东等人的电报，来到旅馆，交给张国焘，并劝张国焘搬到办事处去住，一切都可以商量。张国焘不听，仍坚持住在旅馆，说：“我感觉极消极。请允许我回江西老家做老百姓。我家里饭有得吃的，我此后再也不问政治了。”
14日晚，王明、周恩来、博古、李克农来到旅馆，劝说张国焘搬到办事处去住。张国焘仍不允诺。李克农连劝带拉 把张国焘推上了汽车。张国焘到办事处后，不愿正式谈问题，总找借口外出。于是，周恩来派邱南章、吴志坚 做他的贴身随从。他去拜访了国民党要人陈立夫、周佛海，以及刚从国民党监狱出来不久的陈独秀。另外，他向周恩来表示：他想见蒋介石。4月16日下午，周恩来陪同张国焘 过江到武昌 去见蒋介石。张国焘见到蒋介石后，开口就说：“兄弟在外糊涂多年。”周恩来立即说：“你糊涂，我可不糊涂。”接着，张国焘向蒋介石汇报了边区政府的一些情况。蒋介石见到这种场面，没说什么。回到办事处后，周恩来批评张国焘对蒋介石的奴颜态度。当天下午，张国焘又以配眼镜、看牙病为由，要求上街。李克农派吴志坚随同，并让吴志坚带上钱 给张国焘用。张国焘一离开办事处，就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转到快天黑了，他说要过江到武昌去，看个朋友。到了轮渡边，张国焘却不上去，当轮渡入口的铁栅门将要关上时，他才忽然跳了上去。吴志坚一看不好，于是一个箭步跟了进去。轮渡行至武昌，天色已晚。吴志坚劝张国焘 回汉口办事处，但遭到拒绝。两人找了个小饭馆吃饭。吴志坚一面吃饭，一面继续劝说。张国焘仍是坚持不回。吴志坚只好到一个旅馆 开了房间，安置张国焘住里间，自己住外间。他偷着写了一个条子交给茶房，让茶房给八路军办事处打个电话，要办事处尽快派人来。办事处接到茶房的电话，周恩来立即派邱南章等过江。邱南章等 找到旅馆，告诉张国焘：奉周副主席命令，来请张副主席回办事处。张国焘不肯走，几个人连拉带推，“请”张国焘离开了旅馆，上了轮渡。但上岸后，他坚持不回办事处去住。邱南章只得暂时把张国焘 安置在中山路太平洋饭店，同时派吴志坚回办事处报告。王明、周恩来、博古等人听了吴志坚的报告，决定第二天再做最后一次努力。17日上午，王明、周恩来、博古一起来到太平洋饭店。周恩来向张国焘提出三个方案 要他考虑：第一，回到办事处，回党工作，这是大家所希望的；第二，暂时向党请假，休息一个时期；第三，自动声明脱党，党宣布开除其党籍。张国焘当即表示，第一条已不可能，可以在第二、第三条中考虑，请求容他考虑两日 再予答复。
周恩来等人刚走，张国焘立即打电话 约军统局长戴笠 到饭店来。他向戴笠表示：他要投靠国民党。随后，张国焘又约 胡宗南部队驻汉口办事处处长 谈话。当晚，两辆小汽车 来到太平洋饭店门口，从车上走下三个人，大模大样走进饭店，直奔张国焘住的房间。在门口的邱南章，马上迎上前去问道：“你们要干什么？”这几个人并不答话，其中的两个人上去 抱住邱南章，第三个人进屋将张国焘拉着就往外走。抱着邱南章的两个人 估计张国焘已上了小车，才放开了邱南章。小汽车开走了，邱南章跑回房间，看到桌上放着一张字条，是张国焘留给周恩来等人的：“兄弟已决定采取第三条办法，已移居别处，请不必派人找，至要。”邱南章拿着字条，马上回办事处向周恩来报告。长江局马上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向中央报告张国焘脱党的情况，建议中央公开开除张国焘的党籍。 中共中央收到电报后，于当日作出了《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并向全党公布。
5月4日，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 给全体学生作报告时，说：“张国焘到延安后，中央多次开会批评他，他多次承认错误；但尾巴犹在，一反一复，两面派行为始终存在。他资格老，过去做过工人运动。我们讲仁义道德，还让他做边区副主席，希望他割掉尾巴。他说割掉了，实际上穿起长袍子，尾巴藏在里面。这次他借口到陕西中部祭黄帝陵，黄帝抓他到墓里去了，我们也只好开除他的党籍。”7日，陕北公学举行第二期学员毕业典礼，毛泽东出席并讲话，他讲到张国焘的问题时说：“张国焘过去在政治上早已‘开小差’，现在在组织上也‘开小差’了。此人一贯称自己是‘中国的列宁’，什么都要争第一，但实际上他是一个十足的‘老机’（注：即‘老机会主义者’），历史上不‘左’就右。党的三大讨论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开会十几天，他反对十几天。到了武汉，他又支持陈独秀右倾。长征路上，他反对北上抗日，主张到西藏去建立根据地。以后，又另立中央。到陕北以后，1936年10月，他反对党中央致国民党二中全会的信，反对第二次国共合作，说什么党中央的信是‘韩文公祭鳄鱼文，与国民党合作是幻想’。西安事变后，他半夜敲我的门，坚决主张对蒋介石处以极刑（此时毛泽东用手比画着在脖子上一割）。党中央进入延安后，张国焘说：‘延安是块鸡骨头，食之无肉，弃之有味。’这是曹操主义，结果味也没有了，开了小差，一直逃到汉口。”
5月6日，张国焘发表公开信，题为《张国焘敬告国人书并与中共同人商榷抗战建国诸问题》，其中写道：“……中共的政治路线，向来是环绕着一个错误轴心而转动。这个错误的轴心的构成可从下列诸点，加以简略说明：第一，……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全民性的国民革命，任务是内求统一，外求独立……中国共产党虽亦见到这些基本问题，而并没有深切的了解；因此，经常以急进的主观上之幻想，代替中国社会发展之客观条件，机械地了解民主革命的阵容，只有循着苏联十月革命的唯一途径。……第二，……中国国民党实继承中国革命史上之优良传统，它推翻满清专制政府，创立中华民国，北伐后逐渐完成统一中国的任务，迄今尚担负着神圣抗战建国的重任。即以此次抗战而论，举国上下，一致奋起，为中国历史上所仅见，将士牺牲者为数在五十万人以上，尤复再接再厉。此诸明显事实，无论何人，均不得不承认此为蒋先生领导成功之明证，国民党革命精神发扬之实例。尤有进者，蒋先生为举国一致所公认之最高领袖，当此国本飘摇，千钧一发之际，挺身肩负此民族兴亡之重责，忠诚谋国，中外同钦……第三，……自民国十六年以来，中共更提出苏维埃政权口号，采取以乡村包围城市的暴动政策，争取所谓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十年以来，现已证明，所谓苏维埃口号完全与民族利益背道而驰。就共产党本身组织言它久已退出产业区域，走向偏远地带，失其应有之群众基础，它已起了质的变化，已经不是甚么无产阶级的政党，不断的在进行军事阴谋与暴动，以从事持久的阻挠内求统一与外抗强敌的斗争。第四，抗战发动以后，全民族之迫切要求，为精诚团结，一致抗日，中共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形式上改编红军，取消苏维埃政权，停止土地革命，表示服从中央政令，但实际上仍然因循其固有错误思想与派别成见，严格维护其小组织的利益，因而减弱现阶段抗战建国的神圣工作。……保存实力，保持边区政府与某些游击区域的特殊地位，以徐图发展，乃其真正目的所在，抗战合作不过为达到此目的之宣传手段。……民国二十四年夏毛泽东领导之一方面军与本人所领导之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合时，当时曾发生不同意见，毛泽东等估计长征是胜利，主张应北进出陕西，形成川陕甘根据地，重建所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本人彼时估计长征是失败，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前途早成过去，吾人应在川西和西康地区域或甘肃西北部之甘凉肃一带，首先求得与中央军之休战，再图举国一致抗日方针之实现。因为两种主张未能一致，遂致形成中共之分裂。是年十二月间由于共产国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之决定，遂使此种争论渐次减少，终于形成一、二、四方面军在陕北的会合。本人到达陕北时，恰是西安事变前十天，西安事变是由于中共“抗日反蒋”之宣传主张而来，其实质则系军事阴谋，本人事先并未与闻。……嗣后决定采取和平方针，本人与中共其他负责人均一致赞成。……抗战发动后，毛泽东等所保持的独立自主，别立门户，不以国家民族为重之精神，引起本人与毛泽东等之间，许多争执。故此次毅然离开延安，来到武汉，这完全是基于共赴国难之坚强信念，光明正大之举动……总之，本人自弱冠以来，目击国事凌夷，奋起救国，不计其他。献身革命，垂二十年，对于中共政策之形成，未能及时纠正，自然亦负有某些连带责任。然生平言论行动，素为国人共见共闻，此次举动，纯出爱国至诚。……” 张国焘住进了一座漂亮的小洋楼，这是戴笠安排的。戴笠把张国焘当成宝贝一般。张国焘成为军统的热门人物，电话不断，客人不断，宴会不断。他对戴笠提出：可以策反八路军的第129师，因为该师是由红4方面军改编的，是“我的队伍”，而我对这些部属有感召力。
很快，张国焘到武汉已一个月了，但他的妻子杨子烈 仍在延安。一天，她被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 找去，交给她一封信。这是张国焘给她的信，信中说：“子烈贤妻吾爱吾妹：不告而别，请妹原谅。我在延安苦闷，现到汉口等你，希望妹携爱儿海威来汉口。”杨子烈看完信后，陈云问道：“子烈同志，国焘在汉口等你，你去不去？”她低声说：“我考虑一下。”陈云看她大腹便便，问她有几个月身孕了，她说六个月。陈云说：“那你要好好当心！如果有同志们闲言闲语，你来告诉我好了。”次日上午，她直接去见毛泽东，当时刘少奇、张闻天也在场。张闻天见她来了，就紧绷起脸，昂着头，很快站起身走了。她强自镇静，对毛泽东说：“他为什么要走？我不明白。我想去汉口找他，问个明白，把他找回来。”毛泽东高兴地伸出大拇指，说：“好呀！你若能把国焘找回来，那你就是共产党的大功臣。”刘少奇对她说：“子烈！到我那里来玩嘛。”过了数日，她见到李富春，正式提出去汉口找张国焘，请组织部批准。李富春回答：“让中央开会决定，然后再通知你。”几天后，李富春告诉她：“中央已经开过会，决议你不去汉口，小孩子将来仍然可以送到莫斯科读书。”她双手掩面痛哭，说：“不，我要去！我要到汉口去看看国焘！”她给中央写信，声称自己要回故乡湖北乡下 去生孩子。三、四天过去了，她仍没有得到回音，于是去中组部问，李富春铁青着脸说：“毛主席决定不要你走！组织部不管。”杨子烈立即爬了几个土坡，找到毛泽东，说：“毛主席，我想回家养孩子，你批准我吧！”毛泽东说：“那是组织部管，你去找他们。”她说：“我刚才从组织部来，富春同志说是你决定的！你们两处，你推他，他推你！那怎么行？你看我大着个肚皮，跑来跑去，实在跑不动了！你现在就干脆写张条子给我吧！”毛泽东思索一下，就提笔写了一张字条：“让子烈同志回家吧！”他一面写一面说：“你是好的，一切都因为国焘不好。现在国焘已被戴笠捉去了。戴笠是什么人，你知不知道，他是国民党的大特务呀！你去了汉口以后生养孩子的一切费用，党都可以负责，你无论任何时候都可以回到党里来。”毛泽东还要她转告张国焘一句话：“我们多年生死之交，彼此都要留点余地。”靠了毛泽东这张字条，杨子烈带着孩子，还有妹妹，离开延安，去了武汉。
那时，张国焘正向军统建议 举办“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戴笠立即同意，并自兼训练班的班主任，张国焘副之。该班第一期共招收了40 余人，每个学员均由张国焘亲自谈话，进行考核。学员结业后，被派往陕北苏区策反，结果非但拉不出人来，反倒是有去无回。 见此，张国焘又建议 开展“来归”人员活动。他解释说：这“来归”一词的含义是：本来是国民党的公民，后来误入共产党，现在又回来了；来归者不必让他们写自首书、登报脱离共产党，不愿说出同党姓名的亦不勉强，只须稍带强制性地填一份“来归人员调查表”，即可视为“来归”了。 戴笠很快就批准推行，并在华北、华中、西北等地成立特种政治工作联络站。华北特联站 设在洛阳，站长是原红33军参谋长、后从中共叛逃的朱德崇；华中特联站设在鄂北的老河口，站长是原中共华中局友军工作部长、后从中共叛逃的项乃光；西北特联站设在汉中，站长是从中共叛逃的黄逸公。除了这几个特联站，戴笠又分别在陕甘宁边区北边的榆林 成立陕北策反站，在南边的洛川 成立延安策反站、耀县策反站，全部交给张国焘掌握运用。为了配合特联站、策反站的活动，张国焘写了一份有关中共内部及有关边区情况的材料。戴笠除呈送蒋介石、何应钦外，另印成小册子，分发给军统局的各位处长、外勤省站站长、区长 以及特联站、策反站的特务们 阅读，阅后交还。但这个材料 虽然提供了很多中共上层的情况，但这对特务 打入边区策反、联络“来归”人员帮助并不大；因而，实行下来，除了何畏（原张国焘的心腹、红9军军长）是稍有点名气的“来归”人员外，成果并不大。 戴笠对张国焘很是失望，开始对他冷言冷语、讽刺挖苦。
张国焘十分苦恼。经冥思苦想，他又打出了陈独秀这张牌。他向蒋介石、戴笠建议：组织国民党知名人士 公开访问陈独秀，将陈独秀有关抗战和中共的言论 编辑成册，用于对外宣传。戴笠虽然认为 这只是张国焘自知玩不出什么花样“只好把共产党的开山祖搬了出来，既以此自重，又可搪塞一下”而已，但还是决定将计就计，与胡宗南一起准备了茅台酒、水果一类的礼物，赶往四川江津白沙镇 访问陈独秀。胡宗南以第34集团军总司令、戴笠以军统局副局长的头衔，通报求见。陈独秀虽已60 余岁，但仍然很机警，他单刀直入地问道：“是不是蒋先生关照要来的？”胡、戴答复“是。”陈独秀于是句斟字酌地说：“本人孤陋寡闻，雅不愿公开发表言论，切勿见之报刊，此乃唯一的要求。”胡宗南说：“国内国共问题，由分而合，由合而斗，如国策不能贯彻，前途实堪隐忧。为今之计，陈老意下如何？”陈独秀思之再三，答道：“蒋先生的抗战决策，是符合国人愿望的。弱国强敌，速胜困难，只要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则任何难关都可渡过。”对于世界大势，他议论说：“斯大林之强权政治，初败于希、墨的极权政治，苏联好比烂冬瓜，前途将不可收拾。苏败则延安决无前途，此大势所趋，非人力所能改变，请转告蒋先生好自为之。” 戴笠返回后，将陈独秀的谈话记录 呈送蒋介石。蒋介石感叹地说：“陈的见解深湛，眼光远大。共产党内连这样的人都容不下，难怪张国焘要逃走。”此后，戴笠、胡宗南等 派人给陈独秀送钱、送物，都被陈独秀婉谢退回。 陈独秀仍过他清苦的日子。陈独秀连亲朋好友的馈送都不收。他是个喜欢女人的人，那时身边有个年轻的妻子，是个女工，懂得不太多，但知道他曾是个了不起的大人物。她平时尊称他为“老先生”，一直陪伴着他，直到给他送终。
戴笠见张国焘 也就是这几招，都不灵光，于是对张国焘 益趋疏远，常常几个月都不肯与张见面；偶尔见面，也总是脸色冷峭、口吻讽刺。戴笠几次对手下的大特务们说：“校长对张国焘来投靠，以为是对延安的致命打击，交我运用。几年来大失所望，对校长难以交差。”有一次，戴笠拍桌大骂 张是厕所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此后，军统局的大小特务 群起效尤。对张国焘生活上的优待 也在无形中取消。有一次，张国焘要用车，军统总务处 沈醉处长 让手下只派一辆三轮车给他。那天正好下雨，张国焘回来时已淋得周身湿透。他一跳下三轮车，气呼呼地说：“有这么多小车为什么不派，而派一辆破三轮车给我？”沈醉用力一拍桌子，大声说道：“张主席！请收起你的那一套吧，这里不是延安！要识相一点！”张国焘听后，满面通红，眼泪几乎掉下来。张国焘终于体会到：“我们这些人身家不清，在国民党无什么出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特务们公开奚落他为“笨蛋”、“饭桶”，拿他被戴笠责骂的场景开玩笑。在背后 骂他是叛徒。最后，张国焘终于被踢出军统。后来去了中统，最后也被踢了出来。
【附注：抗日战争胜利后，张国焘于1946年当上了 善后救济总署 江西分署的署长。张国焘就职当天，江西省主席王陵基 请张国焘去赴宴。宴会未开始，王陵基一帮人 就拿张国焘“变节”的经历打趣他，弄得他坐立不安，只得提前告退。张国焘开始在救济分署办公后，王陵基屡屡制造障碍，使张国焘备感难堪。两个月后，张国焘感到无法干下去了，便辞掉了职务（注：这是一个肥缺），避居上海。在上海，张国焘以120两黄金做资本，在上海创办一个新闻周刊，取名《创进》。1949年，蒋介石去台湾前夕，对毛人凤说：张国焘留大陆似还有些作用。于是，毛人凤把张国焘叫到家里，设便宴招待，由沈醉作陪。张国焘一到，就抢先提出 要去台湾。毛人凤对他说：“希望你留在大陆暂不要走，这不只是我的意思，而且是‘老头子’（注：指蒋介石）亲自决定的。……经过多方研究、分析，共产党是决不会杀害你的。留下后，便能在共产党内有一位共事多年的老朋友，这比去台湾作用要大，效果更佳。”张国焘低头沉思，良久不语，脸色十分难看，说：“你们的考虑是对的，毛泽东决不会置我于死地，但是批和斗肯定是少不了。我年岁大了，听听几个老同事批评，我还可接受，落到那些年轻人手里，我实在受不了。人总是要面子的，这些人会给我面子吗？说不定还要受皮肉之苦。”谈话快结束时，毛人凤说：“我可以直言相告。如你不愿留下，台湾是不欢迎你去的。”张国焘没有回话，就夺门而去。张国焘去找蒋介石，蒋介石勉强答应了他去台湾的要求。 张国焘携带全家，到了台北，租了一栋房子住下。一年后，他居住一带的房子被征收，于是张国焘迁居香港。在香港，他以全部家当5000美金作押，在金融市场上炒黄金。到最后，只剩下2000美金多一点了。1956年，张国焘萌生了回大陆的念头。他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共中央转达了自己的请求。不久，中国共产党来人 告诉他：回去可以，但前提是承认错误。他考虑再三，最后决定 不回去了。1961年，张国焘应美国肯萨斯大学之约，开始撰写回忆录，该大学每月付给张2000港币。1966年，张国焘离开香港，迁居加拿大，投奔大儿子张海威。1977年12月，张国焘刚过了80岁生日，突然中风，从此卧床不起。这样，张国焘住进了 官办的老人病院，他的妻子杨子烈 住进了官办的养老院。1979年冬，一个严寒的早晨，他被发现已死在卧床上，他身上的盖被 滑落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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