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人信天畏神，说君权神授，然又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将“天与之”与“人（民）与之”并列甚至等同。这里，“天意”来自“民意”， “天授”实为“民授”。
《尚书》记载，三千多年前有人作歌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是民本主义的滥觞。
孔子重人。倡“仁者爱人”。
慎子“立天子以为天下，非立天下以为天子也”。
商鞅 “故尧舜之位天下也，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位天下也”。
孟子讲王道，实则说待民之道、官民关系。其主张“与民同”，台池鸟兽、园囿大小、古乐今乐、好勇好怒、好货好色、用人杀人、扶弱救危、伐国取地，都该、都要以民（国人）的视角、感受、好恶为价值标准，民乐则行，民恶则止；主张“制民之产”、“无夺其时”、“使民养生丧死无憾”、 “黎民不饥不寒”然后“谨庠序之教，申之以教悌之义”；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认为桀纣贼仁残义，“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需要指出的是，孟子口中的“民”：农夫、征夫、役卒、渔、樵、猎、牧、饿莩、“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自然是与统治者相对应范畴的民、是全民、且全民中较基层者，过去一些将阶级斗争学说庸俗化的人偏要在古先贤中划成分、描颜色的作法其实可笑、可以休矣！
随着“孔孟之道”在中国的昌盛，这种“贵民”说亦成为历代统治者堂而皇之的说词、成为良心政治家终身踐行的信条，成为平头老百姓心气稍顺的安慰。载舟覆舟的至理，为民请命的壮烈、保境安民豪迈，忧国忧民的情怀，成为中华文明恒久的正能量。
近代以来，谭嗣同认为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非君择民，而民择君也。君也者，为民办事者，臣也者，助办民事者。事不办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义。共举之，则且必可共废之。
孙中山提三民主义，直接将数千年的帝国体制革命掉，建立起“民”的国度。
毛泽东则以“完全彻底、全心全意”的宗旨说、“历史的根本动力”说、真正的英雄说、土壤种子说、鱼水关系说、以及人民军队、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公安、人民革命、人民万岁等等，将“人民”推上了极致与巅峰。作为彻底的人民派，即使其有所失误的文革，其初衷也是为了防止执政者脱离人民，其方式甚至不惜向自己亲手缔造的党、军队、政府开炮，与自己亲密的战友决绝，其最大期望与直接依托还是最广大、最基层的人民群众。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冒险犯难，引领出春天的故事，其自我定位也是中国人民的儿子。
总之，几千年政治文明演进，尤其是近代百年的革命厮拼，成百上千万人伤亡，最大的成就，就是公权神授、私有的终结，公权公有、人民至上从观念到国家形态上的的最终确立。民国至人民共和国，不仅是当代人奋斗牺牲的结果，不仅是外来思潮的撞击，也是、更是中国几千年源远流长的优秀文明的自然结晶。为人民服务，人民为大，以民为本，是中国当代政治的天条、灵魂、常理、也是从事公共事物者入门的应当具备、须臾不可忘记之ABC。
让人遗憾的是，民，本来与君（统治者，现代意义或为执政者、领导者、官）对应，许多时候，长期以来，我们要么搞成“民”“君（官）”不分，要么在民中阶级划分出一部分“非民”。前者，无限夸大民主革命后官民的一致性，严重忽视任何时候，官民都是对立体的基本实事，其结果，当政者我就是民、民等于我，滥用民权、轻视民意、透支信任的官与事时有发生；尤其是近一、二十年，群众对官员的实际监督度与官员对群众监督的畏惧感，都在恶性下降。执政团队就是民，何谓民至上？何需民观念？后者，除了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使人民政治术语与公民法律术语长久不能合一甚至对立外，则因阶级斗争的特殊性，轻忽了官民矛盾的普遍性，眼里只盯着“前朝余孽”，时刻警惕着“糖衣炮弹”，不时批斗“黑五类”，却不知权力是天然腐蚀剂，自己人会变坏，危害就在自身、就在同志；更不知当官即与民相对，才需谨记、踐行民观念。其结果，民主制度不完善或者受挫于潜规则，听不进不同意见、疑惧反对意见、视异见者如寇仇、防异己胜过防异化防腐败；反对个人等于反对体制，反对官员等同反对党政，实则陷在顺昌逆亡，传统私权政治的旧酱缸，打的是党同伐异、成王败寇、恃强凌弱、旧式春秋的“无义战”。抛弃庸俗阶级斗争论者的狭隘片面僵化，认识官民矛盾的普遍性、基本性、长久性，把握反腐败、防异化的永久主题，为政者戒慎戒惧、时刻保持“与民同”，为民者真正当好主人翁、盯紧、管住自己的勤务员，是当今中国政治领域的紧迫事。否则意识形态当先，有色眼镜看人，党派利益至上、资社死磕、左右互掐、搞得轰轰烈烈、斗得你死我活，贪官污吏却闲在一边偸着乐也！
值得注意的是，从贵民论发展到当代的人民至上理念，内含了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当家作主内含了一人一票，一人一票中又内含一人一票直接选举最高领导人。部分属于整体，部分不是整体，踐行“人民至上”，有许许多多事要做、先做、急做。有的人只看重部分、忽视全部，甚至把“一人一票”直接选举最高领导人选项当成唯一，由此全盘否定大陆近几十年人民当家、民主政治的实践与努力，这是不公道、不实事求是、不理智、不负责任的。中国当今的问题，不在于认知、宣言、体制、措施等等明道理、明规则，而在于行、在于落实、在于变味、在于潜规则，在于执政团队异化，再好的东西都打折扣。究其原因，一方面，党同伐异、不计是非，成王败寇、不择手段，机谋权变、不守法纪，使权力异化；另一方面，忌讳斗争、不允许批评、不容忍异己，导致权力主体对公仆的监督约束严重缺失。这都是恶争政治的遗害。建构正常政治斗争游戏规则，实行共和政治是当今急要。
需要警惕的是民众与精英对立。
政治共和，才能真正人民共和
辛亥革命后，中国步入公共权力公有的民权、民主时代。
政治，人民、众人之事，自当公开透明；
政坛，求真、讲理之所，最该容人说话、论理。
然而，从孙、蒋、毛、邓至胡习，似乎均没有认识好、处理好“不同政治面如何相处”的问题。
当今政坛，无论左右、无论台上台下、无论西式东式、无论毛丝邓迷，无论新宠旧贵，对政治、斗争的理解依然老套。
夺权政治、对立政治、死磕政治、不共戴天政治依然成为大多数政客的习惯或潜规则。
这，才是中国之祸根、大危。
毛、邓的共同遗憾、或者说局限，似乎在于没能最终跳出、打破旧式政治逻辑。
几千年强力政治、对立政治、恶争政治、死磕政治、零和政治、顺昌逆亡你死我活政治，作为潜规则依然长久支配、左右着中国政治生活。
只不过，皇帝老倌的天命、天威，由一拨人“阶级利益”的神圣或另一拨人“普世价值”的崇高所替代而已。
超越毛邓，主要怕不在有制、资社、道路、路线、颜色、主义这些东东，也不在当前最热门、最揪心的反腐败防异化。这些问题从两个“三十年”各自的成败利钝即可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升华扬弃、发扬光大，皆属于可以坐下来、慢慢谈、好商量、可等待的问题。
核心、关键的，是要弄明白“不同政治面如何相处”，是要建构正常、现代、愿赌服输的政治游戏规则，是要规避恶斗、对决、死磕。
政治共和了，经济、社会、文化、人民共和才能顺利且真正实现。
（文章内容来自网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