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都女皇》之谜：谣言与政治
轰动一时的《红都女皇》事件，是一个政治谣言。证明这一点，不需要人证，也不需要物证，逻辑足以为证：一本1977年才在美国出版的书，毛泽东不可能1973年在中国读到，并作出批示。
引言：维特克其人
维特克生于1938年，本科就读于加州的斯坦福大学，在芝加哥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博士学位。维特克博士论文的题目是《现代中国在五四时期对妇女态度的转变》。维特克娘家姓希特(Heater)，前夫是汉学家魏大可(Charles Witke)，维特克之姓当来自前夫。与魏大可离婚后，她嫁给了著名汉学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这段婚姻最后也以离婚结束。
维特克是一个漂亮的女人，极具杀伤力。张爱玲在1977年初版的《红楼梦魇》里，曾提及几年前在柏克莱见到一位“漂亮的教授太太”，她研究中国人的侠女崇拜，想听听张的意见。张对她的漂亮长相印象深刻，说“面貌是差不多的影星都还比不上她”。(1)这位太太有许多名字，其中一个是维特克。
1965年，夏志清先生的胞兄夏济安在加州伯克莱大学教书。夏先生眼高于顶、性格内向，五十还未结婚。他的女弟子中有一个长得特别动人，对夏先生既崇拜，又亲近，经常环绕于左右。一天，这个女孩来他办公室谈话，夏先生情不自禁，当场向她求爱，不料得到的却是一声坚定的“NO”，夏先生自尊心大受打击，立刻脑溢血发作，几天后便“英年早逝”。这个女孩就是洛克珊·维特克(Roxane Witke)。(2)
谣言与政治：“两本书”的“混淆”
1972年，已是美国纽约州宾汉姆顿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的维特克访华并对江青进行了长达六十小时的采访， 1977年，维特克根据采访记录出版了英文版《江青同志》(Comrade Chiang Ch'ing)一书。(3)
1973年，风传有人在香港出了一本《红都女皇》，书进入大陆，在党内高层引起地震，成为打击江青集团的政治武器。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这本书就是维特克江青传的中文版。
据朱和平回忆，朱德读过《红都女皇》后，感到事态严重，将书呈送毛泽东。(4)有亲历者告诉笔者，叶剑英也拿到此书，并让她抄录。(5)另一说法是，有关部门从香港得到《红都女皇》，审读比对后得出结论，此书就是维特克写的江青传的中文版，随即呈报中央。据说，毛读后批示：“孤陋寡闻，愚昧无知，立即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6)
文革后，曾全程陪同维特克访华的张颖辟谣，说《红都女皇》和《江青同志》“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谣言源于两本书的混淆。在《外交风云亲历记》中，张颖写道：“当时香港确实出版过一本名为《红都女皇》的书，‘文革’以后我阅读过，书中极力吹捧江青，而许多事实都子虚乌有。” (7)按此说法，《红都女皇》一书的存在是不争的事实。
与《红都女皇》谣言传播同时，中国政府正通过驻联合国大使黄华与维特克谈判，希望她不要为江青写传：“1974年1月，何理良(黄华夫人——笔者注)再次强烈要求我不要出版完整的传记内容，···问我是否记得‘五月通知’(1973年5月她和黄华警告我不要写传记)，并提出给我钱换取我照他们指令办的承诺。我自然拒绝了。”(8)
“某些中国高级官员想要禁止的，”维特克继续写道，“正是他们的美国对手渴望知道的。国务卿基辛格办公室秘书，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都派了代表，通过朋友和合作伙伴直接或间接地向我索取那些会谈记录和我个人笔记复印件。”维特克没有同意合作。(9)
30年前笔者在普林斯顿大学写博士论文，读过英文版《江青同志》。联想到文革中《红都女皇》传言，曾深感困惑：那些下三滥的流言，怎么会以维特克江青传的名义登堂入室，成为朱德、叶剑英等人的案头读物，并引起毛泽东的震怒。
从任何意义上说，维特克的《江青同志》都是一部严肃的史学著作，绝非地摊文学可比。然而国人感兴趣的，似乎不是历史的真实，而是坊间的谣言。自维特克访华以来，各种版本的“红都女皇”故事在民间流传，正式出版的《江青同志》却无人问津。此书近30 年后才有中译本，至今仍没有一篇像样的评论。
把党内矛盾捅到海外，再以“出口转内销”的方式反馈，影响国内政治，《红都女皇》开了先例。(此前所谓粟裕、彭德怀“里通外国”，纯属栽赃陷害。)这一手法文革后逐渐普及，如今已至炉火纯青。薄熙来、周永康“联手政变”，“江泽民病故”，温家宝家族拥有“巨额财产”，皆是例证。可以说，利用境外媒体放风，影响操纵国内政局，已成为党内高层斗争的一种定势。
与其说中国人关心政治，不如说中国人喜欢谣言。在中国，谣言是遥遥领先的预言;它不仅可以杀人，还可以灭国。从山中狐狸传话，到河里石头显灵;从张角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到张三一言的“在专制制度下，人民有造谣的权利”，皆是改朝换代的先声。古人云，欲灭其国，先灭其史。毛泽东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回顾文革，如果说“约法三章”是对江青集团的前哨战，《红都女皇》则是对它的致命一击。
轰动一时的《红都女皇》事件，是一个政治谣言。证明这一点，不需要人证，也不需要物证，逻辑足以为证：一本1977年才在美国出版的书，毛泽东不可能1973年在中国读到，并作出批示。
维特克的阴谋论
1972年8月10日，周恩来批示：“江青同志，如你这两天精神好，可以见见此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如不愿见，也可不见。”(10)
深受《西行漫记》影响的江青当然愿意见。于是，在外交部安排下，维特克对江青进行了60多个小时的采访。据张颖回忆，十几万字的谈话记录整理好后，分送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审阅。张、姚一字未改，退给江青。周阅改后认为问题太多，不宜外送，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研究。
反复考虑后，周恩来向江青建议：关于你个人历史部分，已经送给维特克女士了。最近送来这些，过于复杂，涉及面很广，一时也难以核对，是否可以不给或少给?江青坚决反对，说：“这怎么可以，这里要讲个国际信誉嘛。”(11)
1972年底，周恩来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宣布：“已经请示毛主席，记录不必送给维特克女士，一切工作都停止，所有记录稿全部清理封存，一份归入档案。”(12)
“已经请示毛主席”七个字是关键。毛泽东显然不满意江青的谈话，所以命令工作停止。如果真有什么“批示”，应该就是此时毛的反应，周恩来无疑是知情人。
阴谋论假设是：国内工作停止，国外并没有。没送给维特克的记录，暗中送给了香港某地摊文人，遂有《红都女皇》一书在香港横空出世。至少，按照张颖两本书混淆的说法，人们有理由这样猜想。
1992年， 宦国苍在美国《时报周刊》发表文章，重提《红都女皇》事件。文章写道：“按照维特克的假设，在与江青集团的斗争中，周恩来利用江青好出风头的特点，刻意安排了维特克教授采访江青，并且让自己的亲信张颖陪同在侧，了解全部情况。随后周恩来以审查为名，扣留录音带并指示张颖，据此写成《红都女皇》一书，并且匿名在香港出版，然后周恩来将此书作重大事件的物证转呈毛泽东，激怒了他，从而使毛、江疏远···”(13)
对维特克的阴谋论，张颖表示极度蔑视：“维特克教授的这番假设，奇妙之极。我觉得她好像并不是一位历史学教授，而倒像是一位幻想小说家。”(14)张颖“高度”评价维特克的学术能力：“她既不能听又不能讲中文，中文报纸也看不大懂。···近代史她知道些，当代史特别是中国革命史可说一窍不通。”(15)
在《外交风云亲历记》一书中，张颖否认中国政府曾高价向维特克收买版权：“据我当时所知，绝无此事。最近我又与那时在联合国代表团工作与维特克有过接触的人士核实，他们也不知道这种谣言从何而来。我想如果用头脑思考一下，就知道这种谣言绝对是无稽之谈。”(16)
笔者部分接受张颖对维特克阴谋论的反驳，因为后者除推理外并无证据，但买版权一说却绝非“无稽之谈”。此事不仅维特克在《江青同志》序言中提到，也被华国锋证实。1976年10月12日，华在接见马天水时说：“江青和美国女作家维特克谈话，谈了六次，贬低主席，内容下流。···后来中央决定，我们说花多少钱也要把这本书的版权买回来。(17)华在另一次讲话中称：“美国记者维特克，是情报局的，江青和她谈话，...讲了很多下流的话，对毛主席有很大的污蔑。”(18)与维特克一样，华的指控也没有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