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社会劳动人民究竟苦到什么地步呢？刚好我手边有几本书，其中两本是中共早期革命家的回忆录，一位是张金保，另一位是包惠僧，通过他们书中列出的所见所闻，可看出当时的生活状况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水深火热。
这两本回忆录对大革命时代的记述，主要是工人运动，那我们便沿着他们的记述往下看吧：张金保曾经担任过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中央妇委书记。上世纪20年代中期，她从鄂城乡下来汉口第一纱厂做工，一个月后，“领到半个月的工资——7块大洋，另外半个月的工资被厂里当作押金扣下了。我拿着钱心里高兴极了，因为这意味着我每个月可以挣14块钱，可以勉强糊口养家。”第二年，张金保一人看管两台织布机，月薪30多块钱。“这样，我的生活好些了，开始有了点积蓄。” 或许是不能淡化万恶的旧社会（否则怎么要起来闹革命呢？）所以张金保才这样说“14块钱，可以勉强糊口养家”。而在《银元时代生活史》中，作者陈存仁则毫无顾忌地说自己在上海当见习医生时，每月薪资虽只8元，但袋中常有铿锵的银元撞击声，使他气概为之一壮，外表飘飘然，“第一个月，吃过用过，口袋中还剩下5块钱。”如此同时，新成立的上海市公安局，巡警月薪10-13元，巡长16-18元。有趣的是，这种连纺织女工都不如的工资水平，居然比北洋军阀时期的淞沪警察厅还要高1-2元钱。陈存仁的《银元时代生活史》一书也披露：上海卫生局的一名科长，月薪也不过30元。
你相信吗？一个纺纱女工的工资，竟然高过巡长和科长！而在当时物价低廉：据《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和《上海工人运动史》披露：1927年上海，2号梗米每石(200斤)14元，面粉每包(44斤)3.30元，切面每斤0.07元，猪肉每斤0.28元，棉花每斤0.48元，煤炭每担0.14元，煤油每斤 0.06元，肥皂每块0.05元，香烟每盒0.036元，茶叶每斤0.23元，活鸡每斤0.37元，鲜蛋每个0.027元，豆油每斤0.19元，食盐每斤 0.043元，白糖每斤0.096元，细布每尺0.107元。陈存仁的《银元时代生活史》也有类似记载：20年代的上海，大米每担3-4银元，老刀牌烟一包3个铜板，剃头8个铜板，绍兴酒每斤1角钱，臭豆腐干1个铜板买两块。拿了1块钱稿酬，请6-7个同学去吃茶，茶资8个铜板。生煎馒头、蟹壳黄等各种小吃也才花去20多个铜板。《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一书则提到：1929年，每块银元兑换两三百个铜板，1-2个铜板可以换一只鸡蛋。
其他城市也大抵如此。30年代的北平，1块银元可买6斤好猪肉。40个猪肉饺子 + 两碗小米粥 +一盘白糖，总共2毛2分钱。在重庆，1936年，大米每斤2分5，100斤2块5毛钱。甘肃农村，抗战前7年，百斤小麦3-5元。汉口方面，1930年，每百斤麻油和鸡蛋的价格约为20元，每斤棉花和猪肉约为3毛钱，每斤鲤鱼不到5分钱，每斤煤油的零售价则长期保持在0.10-0.15元之间。
再看金价——汉口的价格是：1920年，每两38元，1927年65元；上海可能便宜些：1920年，每两21元，1927年37元。
至于地价和住房都不算昂贵 (租界和商业区除外)。1928年，上海近郊的高行、陈行、江湾和杨行的每亩地售价分别为150-100、100-60、100-70、100-300元。1933年，汉口第六区的最低地价为每亩84元，第七区的最低地价为每亩90元。
房租价格：上海的石库门一层楼，有电灯、自来水，月租10元；住客栈，每一铺位3毛5至6毛；纱厂宿舍，月租2到5元不等，两层楼可住10 人，自来水由厂方提供，有的还供电，带家眷者，两家分租一层，费用不过1元多；最好的宿舍，为砖瓦结构，铺地板，长宽500立方尺，容积5000立方尺，有厨房、路灯和下水道，月租6至9元；此外，工人也可租地，自己结庐而住，半亩地年租金200元，21户人家分摊，平均下来每户每月8毛钱，当然，环境可能比较差。又如在北京：“一座四合院房租每月仅20元左右；一间20平米的单身宿舍，月租金4-5元……鲁迅购买的西三条胡同21号四合院有好几间房屋和一个小花园，售价1000元。”
从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末，全国物价大体平稳，因粮食丰收，部分农产品还有所下降。工业品方面，由于欧、美、日展开商品竞争，棉布和石油等洋货还降价促销。如在汉口市场上，1934和1935年，100斤麻油分别只有17.90元法币和14.50元法币，1斤猪肉分别只有0.29元法币和0.198元法币，鸡蛋跌幅最大，几乎跌了一半，而100斤大米也从1926年的7.55元跌倒1933年的4.66元，100斤煤球的零售价，1936年也从过去的1元法币跌到0.8元法币左右。如此同时，地价也随之回落。抗战前，江苏镇海县亩产400斤的农田，售价从1928年的140元跌到70元，亩产300斤的农田则从100元法币跌到40元法币。
包惠僧是湖北黄冈人，参与领导过二七大罢工。他在回忆录中写到：北洋军阀“用一套福利设施的办法笼络员司、麻痹工人，在交通部内设有铁路员工福利委员会及职工教育委员会，在铁路上也组织了一个员工联谊会，福利机构遍布在各段各厂各站，大的车站，都设有扶轮学校，主办中小学教育，专收员工子弟，一律免费，每年年终发双薪，季节发奖金，这些小恩小惠从局长员司到工匠为限，小工学徒却沾不到边。”“初提升的工匠，每月工资不过20多元，工龄长、技术好的每月可得40-50元。。至于小工和临时工，那就苦极了，从8-9元到11-12元不等，工作的时间除正规的10小时而外，还要给员司和师傅服役。” “工匠的生活和工作时间与一般政府机关的中下级职员差不多，比人力车工人、码头工人、纺织工人高得多。小工的工作情况与生活情况就比较苦，他们的工作时间长，收入少，工作还没有保障。”具体的福利制度，除免费的扶轮学校外，包惠僧没有多谈，但另一本《中国近代史通鉴》则透露了一些：在劳动组合书记部领导之下，京汉铁路的工人也取得一些胜利，如“每年有15天官假休息，一年有两身工作服，六十岁退休，工资照发”。
综合张金保和包惠僧的记述，大同小异，即20年代前期和中期，无论是铁路上还是纱厂，工资都不低；不同之处是，张金保没有谈到小工，包惠僧则多次提到。然而，即使按小工最低工资8块钱，也完全吃得饱饭。在上海当见习医生的陈存仁，同样的月薪，吃了用了，还剩下5块钱呢。包惠僧自己也在书中提到，只要3个银元，就可以在旅馆包吃包住1个月。
再对比当时物价，你相信吗？一个“苦极了“的小工，年薪竟然可以在汉口买一亩地！至于那些“工作时间长”、“要给师傅服务”的问题，自古皆有，这是小工、学徒入门后的传统陋习，如今仍未绝迹。
那时工人的温饱生活不是个别现象。20年代初期，开滦煤矿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最后劳资双方达成协议，日工资由原来的0.90元增至1.26 元，即月工资从27元涨到37元以上。即使是未涨工资前，矿工的薪水也大大超过警察。铁路工人、煤矿工人、纺织工人，都是人数较多、近代化程度较高的产业工人，他们的收入状况，对于全国工人阶级而言应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如果说张金宝纺织女工每月30元工资是个例，尚不足以说明整个纺织行业。那么，我们再借鉴《青岛党史资料》第二辑的两个数据：1925年，中国女工平均日工资0.45 元；1928年，青岛纱厂女工每日工资最高0.73元，最低0.18元，平均0.455元。这两个数据完全吻合。而1929年，山东省各地一等警察巡长的月工资是12元。另据1934年7月1日出版的《劳工月刊》载文指出：目前武汉一般工人的月工资平均15元。大多数是女工的第一、裕华、震寰三大纱厂，工人 1.5万，月工资平均20元。
我们再看看其他劳动阶层的收入水平：1926年底，武汉国民政府在财政相当困难的情况下，仍然筹措教育经费，将小学教师的月薪增至20块银元以上。1933年，湖北省立第一小学的月薪为39至56元法币；省立第一、二、三中学的月薪多在60—80元法币之间，可买1两黄金。1935年，汉口的金价最高90元法币、最低76元，上海最高96元、最低77元。
说完教师再说店员。 汉口过去有家悦昌新绸缎局，营业员工资最低10元，最高40元，一日三餐的伙食由店方提供，早上馒头、稀饭、油条，中午和晚上四菜一汤，八人一桌，节假日加菜。每年还有两个月例假（学徒除外），下江籍的回家，报销车费。穿衣有津贴，每年多发一个月的本人工资。年终如有盈余，则按16股分红，店东 12股，经理1股，全体职工3股。老武汉的叶开泰，待遇也不错：学徒三年期满后，月薪10块银元，第二年15，第三年20。全体店员每月发“月费钱”，作为剃头、洗澡、洗衣的费用。店员每年带薪休假72天，如果没休假，则多发72天的薪水。端午、中秋有奖金，到年终再以各人工资为基数进行分红。一般年景，1元薪水可分红4-5毛钱。药店还有基金会，分期存入4个月薪水。切药老师傅吴硕卿告老回乡时，取回本息500多银元。
如果有人对这些资料心存疑虑，那么就请看毛主席的《寻乌调查》：杂货店“学徒3年出师后，照规矩要帮老板做一年。他在这一年的开头，就把他在学徒时期穿的那些破旧衣服不要了，通通换过新的，因为他现在有了些钱用……如果回家去讨老婆呢，那老板除送他10多块的盘费外(他家在远乡的)，还要送他10元以上的礼物，像京果呀，海味呀等等，使他回家好做酒席。他不讨老婆而只是回家去看看父母呢，如果他是远乡人，就以“盘费”的名义送给他一些钱，盘费数目少也要拿10多元，多的到24-25元。如果是近边人，那末径直送他10几块到20几块钱。帮做一年之后，正式有了薪俸，头一年40-50元，第二年50-60元。忠实可靠而又精明能干的先生，老板把生意完全交给他做。。。赚了钱分红利给先生，赚得多分三成，赚得少两成，再少也要分一成。” 当然，对于这种和谐的劳资关系，一向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毛主席也不得不说：“他们阶级关系原来是那样的模糊”。
寻乌这个地方在哪？位于闽粤赣边境的深山里，我们还是以大城市作例证吧。到1933年，上海工人的月工资一般为20元法币，双职工家庭年收入为400元法币以上。技术工人、小学教师、医护人员等家庭的月收入超过50元法币，达到小康水平；中级职员、工程师、中学教员、医生、记者、作家、律师和一般演员的家庭，月收入100-200元法币以上，则进入中产阶层。
抗战前10年内，扣除物价上涨因素，上海工人实际收入年均增长0.9%。作为中国工业最发达、产业工人最集中、商品经济最繁荣的大都市，这一指标具有典型意义。不幸的是，1937年7月爆发的卢沟桥事变，无情地打断了中华民国的现代化进程，几乎将中华民族推进万劫不复的深渊。那些曾经真实的工薪阶层，就这样残留在历史的碎片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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