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分开之前，她曾说：“如果你不签这份协议，你会一无所有。”
我笑了。当时我还相信，婚姻的结束，也许会有点难堪，但不至于变成一场战争。
后来我才明白，她不是要离婚，她要的是一场战役，一场可以彻底剥夺我身份的清洗。
第一个报警电话，是在我带儿子回家的时候。
“他没有按协议时间还孩子，”她在电话里说，“孩子说他害怕。”
我送回儿子，孩子还在后座睡着了，脸上是冰淇淋沾上的奶油。我接到警察电话的时候，孩子刚进门。
我以为是误会。
第二次，是我在家修理门锁时。
“他踢门闯入我家，”她说，“他可能有暴力倾向。”
我还在拿螺丝刀。是我早年买下的房子，写的是我们两人名字。
我开始害怕。
第三次报警，是她说我“在学校门口尾随孩子”。
其实我只是想看看他过得怎么样。我站在停车场，远远地看了他一眼。他没看见我。
接下来是第四、第五、第六、第七次。
她说我威胁她。她说我传短信恐吓。她说我“有可能伤害她”。她说我“让她活在恐惧中”。
她在法院申请限制令时说：“他有潜在暴力史，多次被警察上门警告。”
但她没告诉法官的是：每一次警察来我家，最后都离开了，没找到任何证据，也没有立案。
可那七通电话，像七枚子弹，打在了我和这个社会之间。
我失去了工作的机会。雇主在听说我“涉家庭纠纷”后决定终止续约。我申请贷款被拒，原因是“信用存在争议”；我和邻居的孩子打招呼，对方母亲立刻拉远了他们。
我变成了“看起来就不对劲”的人。
她如愿以偿地拿到了房子。
孩子，她也带走了。
我只能在周五下午五点到八点之间见到儿子，每次都必须在监控中心签名。我的律师说，如果我不再抗争，至少还能维持“最低探视权”。
“否则，她只要再报警一次，你可能就见不到他了。”
“她会再报警吗？”我问。
他叹了口气。
后来我无意中看到她的聊天记录，在我们的共同朋友群里说：
“只要我说‘他让我害怕’，法院就会站我这边。你懂的——我这是为了孩子。”
她说她是为了孩子。
而我，也只不过是那个“令人害怕”的人。
没有证据，没有伤痕，只有她的声音、她的眼泪、她的想象。
但这些，就足够了。
最后一次开庭时，法官没再看我。他说：“基于报警历史和原告的不安情绪，维持现状。”
我知道，这不是对是非的判决，而是对风险的规避。
可我是父亲。我失去了房子，失去了名誉，失去了那个每晚缠着我讲故事的儿子。
只因为七通电话。
我现在每天写作，写下那七次警察敲门的声音。每一篇文章我都以一句话结尾：
“我不是坏人，我只是没有她那样擅长说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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