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杉矶那天早上闻起来像沥青和遗憾，阳光不是照耀，而是瞪着你，挑衅你直视它。我坐在办公室里——阿尔瓦拉多街上一个卖炸玉米饼的店楼上的小隔间，勉强算个办公室——这时迈克尔·陈走了进来。他没敲门。现在没人敲门了。门吱吱作响，他站在那儿，像个从早饭后就背着全世界的人。
“你是埃利奥特·凯恩？”他问，声音低沉，像怕墙壁偷听。他大概五十岁，头发夹杂着灰白，眼睛红得像是好几晚没睡，只盯着天花板。他的西装便宜但熨得平整，是那种你穿上想说服自己还有尊严的衣服。
“是我，”我说，靠在椅背上，椅子吱吱叫，像跟我一样累。“你有什么故事，陈先生？”
他没坐。只是站在那儿，紧抓着一个牛皮纸信封，像攥着颗手雷。“他们说我打了我妻子，”他说。“丽娜。她在撒谎。说我打了她，把她推到墙上。警察信了她。所有人都信。我要丢了工作，房子——一切。”
我听过这故事的百种版本，但他的声音里有什么触动了我。不是恐惧，是背叛，那种比拳头更伤人的痛。“慢点说，”我说。“从头讲。或许坐下吧。你让我有点紧张。”
他瘫进我对面的椅子，信封还搁在腿上。故事像裂缝大坝的水涌出来。迈克尔是个高中校长，同一所学校干了二十年，学生和老师都爱他。丽娜，结婚十五年的妻子，从上海搬到洛杉矶后变了。她开始提庇护，说中国因她莫名其妙的政治罪追捕她。迈克尔不信，但支持她——直到她提出离婚，指控他家暴。瘀青的照片冒出来，他没发过的短信，邻居发誓听到尖叫。证据像纸牌屋，但够让他被捕，名字被当地新闻抹黑。
“我没碰她，”他说，眼睛锁着我的。“我发誓。但没人听。我的律师是个刚毕业的小孩，说我该认罪了事。我不能。我不会。”
我信他。不是因为我天真——老天知道我不是——而是因为我见过太多这种事。太多人被不在乎真相、只看证据的系统碾碎。而证据可以买，可以假，可以扭曲。我从他那儿拿过信封，打开。警察报告，照片，限制令。瘀青看起来够真，但有些不对劲。光线，也许，或角度。太完美，像电影布景。
“迈克尔，”我说，“这不会容易。系统不是为你这样的人设计的。没钱，没关系。但如果你说的是真的，我会为你而战。不是因为我是英雄——这城市英雄活不长——而是因为我知道因谎言失去一切是什么滋味。”
他点点头，眼中闪过一丝希望。那一刻，我知道自己陷深了。不只为迈克尔，也为每个被这台破机器碾碎的人。我想到我妹妹，因没犯的罪被关，她写的信还在我抽屉里。我想到特朗普的头条，34项罪名像勋章挂在他身上，不管他该不该。我想到去年那个跳楼的校长，名字被拖进泥里，直到他撑不住。
“开始干吧，”我说，抓起笔记本。窗外，城市嗡嗡作响，对我们将要开打的战争浑然不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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