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深度参与10年文革的中国人，以及所有研究文革的各国学者，都知道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委员会通知》，是关于文革的首位纲领性文件。可是在我们的亲身经历里，实际情况远非这么确定和清晰。因为全国人民，包括文革的先锋突击队红卫兵，在1966年5月中旬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接到党政系统的文件传达。到了该年的红八月，文革已经闹得天翻地覆，我们各地区互相交流的革命传单和红卫兵小报上，也没有刊登过这份文件。一直等到1967年5月16日，该文件才全文发表在套红的《人民日报》头版，全国上下立马开始认真学习讨论。我本人学习得特别认真，因为要给红卫兵战报写评论。
这就提出来一个刺激性的问题：毛泽东从年轻时候起，就极看重舆论的作用。文革期间我们更是每日重复毛的教导：“凡是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造舆论。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我们把它总结成“搞革命舆论先行。”然而，为什么毛却不及时发表《五一六通知》？这岂不是违背了他本人从1920年代从湖南起步的几十年革命经验？尤其是在他全力发动文革这种全民运动的关键时刻？
毛的迷敌战术
我本人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是在文革中期1969年以后才变得明晰起来。这个认识过程增加了我对“毛主席的伟大战略战术”的深度理解。《五一六通知》最核心的论点，是明明白白提出：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标，是要把混进党内、政府内、军队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统统挖出来。他们长期深藏在我们的体系内，已经掌握了很多权力。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彻底改变红色政权。已经发生在苏联的修正主义反革命演变的悲剧，就会在中国重演。所以，文革是关乎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之命运的头等大事。
如果仔细阅读《五一六通知》，就能体察到毛本人深重而且紧迫的危机感。这份文件非常不像是一位党政体系最高领导人坐在坚如磐石的权力宝座上发出的宣示，更像是一份被敌对势力四面包围、自己生死难测的刚上台执政的革命团队首领的警告。列宁在1917年十月革命后刚刚掌握政权的头两年，发出的简短指示和撰写的评论，也焕发出类似的生死存亡气氛。因此，既然毛发动文革的主要目标是要把他身边一大帮党政军高级官员挖出来，彻底摧毁他们的权力根基，那么，清楚表明了他主要战略目标的《五一六通知》，就不便于在1966年5月中旬公开发表。一旦赤裸裸地亮剑，就会让即将被彻底摧毁的对象们垂死反抗。而且他们的人数多，权力资源可观。所以，最佳的战术是能够麻痹他们多久就麻痹他们多久，让他们处在群龙无首、方向不明的状态中。
如果我们看看那张拍摄于1966年8月18日的有名照片，毛之下最高位置的几个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像毛一样，穿着解放军的军装，佩戴着红卫兵袖章，坐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休息处。他们看起来像是周末随意聚会饮茶，谈谈笑笑，一点不像是面临着一场生死搏斗的大战。
到此刻为止，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之下的6名常委中，对毛发动文革的战略目标，林彪知晓最多。根据研究资料，毛曾经与林彪有一次私下密谈，说服林不要老是躲得远远的疗养，应该出来全力参与中央领导层的工作——这是谈话中被公开披露的部分。研究者推测的部分是：毛为了打倒以刘少奇为首的党政高层官僚集团，必须有军队作为坚强后盾，林彪的支持绝对需要。毛许诺给予林彪的报酬是：打到了刘少奇，接班人的位子就是你的了。后来果然是这样。
推迟一年才公布《五一六通知》，是毛发动文革之初最明智的战术。这让他的首要打击对象们摸不清底细，难以作出及时的清醒判断，更不会铁下心来结成反抗集团。如果他们从1966年6月中旬就明白，文革是要彻底摧毁他们的政治生涯甚至肉体生命（死于文革的高干多多），这些即将陷于灭顶之灾的党政军高干们早早动手应对，文革的演进一定会大大偏离毛的设想。对此，研究文革最重要的一部通史解释：“而披露毛想法的《五一六通知》还严格限制在党内核心层内传达，北京大学无可避免地陷入了‘假的学术批判的泥潭’”（马若德、沈迈克：《毛泽东最后的革命》第55页）。连北京大学的革命师生都不明白毛的战略目标，遑论其它的机构和地方上的民众。所以文革初期出现的那些局面以及从刘少奇邓小平第一线中央领导层对它们的纠正和处理，堪称是朝令夕改、莫衷一是。毛的迷敌战术果然奏效。
毛定点打击，周被迫压制反抗
然而，毛的迷敌战术也导致了不符合他的战略目标的效果。1966年夏秋各地出现的文革行动，全都是文革之前中共发动的政治社会运动的那些老套路翻版。本系列的前几篇评论已经描述了它们，包括破四旧、打“死老虎”（也即从1949年以后被惩罚过的各类阶级异己分子）。既然不便于在文革一开始就亮剑，又不愿意看到文革没有沿着自己设想的大方向发展，毛就使用了另一个方法，秘密派出特遣队，布置定点打击，进行政治上的“斩首”操作。这就是后来陆续披露的康生夫妇暗中联络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写出被毛评价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事件。这份大字报的实际作者，北大哲学系教师杨克明（后来改名杨适），于1983年春季对我讲述了这个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
康生夫妇把由他俩布置出台的这份北大哲学系的大字报上呈毛，毛借此写出自己署名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是他的初步亮剑动作。毛的大字报宣称，中共党内存在两个司令部，以他为首的是真正马列主义的，另一个是修正主义的。他的司令部，要率领全国人民揭露和打到修正主义的司令部。但直到这时，中共党政系统的高干们，仍然不太清楚毛发动文革的终极目标。他们还以为毛是要让人民群众批评干部，干部作自我批评、思想改造加学习，改进工作作风，摆脱官僚主义作风，然后高干们官复原职。
一直到1967年2月，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级别的高干们才醒悟，文革的战略目标是全面更换1949年以后建立的党政官僚系统的中上层，把权力让渡给毛认可的新生文革力量——以江青和张春桥为代表。副国级高干们的那场集体抗议被称为“二月逆流”，如果他们决定拼死一搏，也许文革进程就会改道。然而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在康生和江青的胁迫之下，强令副国级老干部们不要继续闹事。这是文革前期老干部最强烈的集体抗衡，可惜半途而废。从此以后，党政高中层官僚就成为待宰的羔羊，他们中的许多成员，家破人亡。
我的两个认识
回顾和反思文革初期的过程，我从中学习的教益至少有两点。第一是毛泽东在战略目标上长期筹划，坚定不移。
据文革中江青的多次讲话，毛的战略目标在1963年已经明确，就是要彻底更换中共高层的接班人安排。然而从程序上操作难度太大，因为刘少奇是毛的接班人安排，是从1940年代中后期就确定的。撤换刘的难度极高，几十年里全国都称“两个主席”，公开场合下悬挂着毛和刘的巨幅图像。最重要的官方活动，毛和刘站在第一排。但是，毛决意达到的战略目标是不会放弃的。
第二是，毛必须在战术上周密思考，出奇兵致胜，所以才有那些迷惑对手们的布置。在关键的操作过程中，秘密安排特遣队校准自己的战略目标。
毛派遣康生夫妇到北大写出那份大字报的做法，在1930年代的德国已经有先例。希特勒发动的纳粹夺权革命，要保持一个合法的外貌，否则会招致民间的剧烈反弹，于是希特勒安排纳粹组织的特遣队出马，去做具有煽动效应的活动，令德国社会越来越认同纳粹革命的夺权目标（Alan Bullock：《希特勒与斯大林》第9章：“希特勒的革命”）。20世纪最成功的几位革命家，不论是极左还是极右，虽然战略目标差别极大，他们的战术运用却有许多相似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