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二一方針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七二一方针，又称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日，是中华民国政府宣称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在中国抗日战争时对其所辖部队的作战指示。 2015年9月2日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在台北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讲话时便提及此主张，藉此批评中共在纪念抗战时抹杀国民政府在对日抗战的贡献，并重申国民政府是对日抗战领导中国的“唯一政府”，国军主导抗战是历史事实[ 1]。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舆论中，既有认为该说法诋毁是游击战的观点，亦有认为中共确实实行消极抗战方针的舆论观点，他们将中共在抗日战争敌后战场的游击战通俗的概括为“游而不击[2]”。
来源
七二一方针，最早可见于抗战时国民政府的宣传[3]：“毛泽东向其部队训话，指出抗战是中国共产党发展之绝好良机，其策略：七分发展实力，二分应付政府，一分抗日”[4]: 122 。 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长，蒋中正曾在日记中写到“[...]中国共产党思乘对外战争之机会，发动其阴谋，当设法防止之“。 [5][6]
《共產黨在中國》
李法卿访问记，《共产党在中国》第324页
李法卿访问记，《共产党在中国》第325页
1943年7月，署名编著者为青白出版社，交华严出版社[a]出版的《共产党在中国》一书中[7]： 324–327 ， 提到了七二一方针。
李法卿访问记（节录）
巢父[b]
『七分发展，二分应付国民党，一分抗日。』这就是今日的共产党！
自苏日成立协议，不仅一般民众顿觉中共过去的一切宣传全是欺骗; 即中共一般党员亦多愤慨激昂。 陇东赖辉煌[c]等一千三百余中共党员因此而宣布脱党，晋冀一地之中共一般中下级干部脱党的更多。 最近十八集团军独立第一师杨成武部李法卿君竟率领干部四百五十余人公开声明脱离共党[8]。 （中略）李君是河南人，骨头脸，长身材，看上去倒像一个小商贩。 （中略）参加中共已十多年。
李君说，他随红军十二方面军到达陕北的时候，曾受了一年的严格训练。 抗战后，随十八集团军出发; 在出发之前，毛泽东朱德召集训话，指示工作方针。 朱毛特别声明，中日战事实为中共发展的绝好机会，他们决策是七分发展，二分应付国民党，一分抗日。 （后略）
本书中，有提到了七二一方针三阶段的详细步骤，其目标最终为'喧宾夺主'，后'代替国民党的领导权'、以对日军'进行夹攻'。 而七二一方针之计划，朱毛还特别要求干部们『保守绝对秘密』，李君想来『到真觉得有点对不住他们』[d]
而在徐恩曾的回忆录中，也提到了当年曾破获新华社地下谍报工作站，逮捕了11名中共秘密训练特工人员时，还意外抄获了毛泽东所撰的教材文件，内容没提及七二一方针，或者类似的字句，但和李君所说的大致相符[9]。 徐文中述及，当他把文件交给高层后，蒋戒心大起。 故从此文可推知，蒋之后急电中共说明，朱德与毛泽东再电覆蒋介石绝无此事，又可从电文中看出当时七二一方针的类似传闻是存在的[10]。 不过，徐的回忆录当中也没提及七二一方针，或者类似的字句，仅有提到毛泽东藉由假装被收编，实际则趁抗战时扩大实力的三阶段夺权计划。
另外，在秦孝仪主编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也提到了李法卿之说[11]： 357–359 ，在该书中称摘自总统府机要档案，故古屋奎二所著的《蒋总统秘录》也提及此事，应属于同一来源。 陈布雷等亦称中国共产党密令干部，利用抗战机会，图谋发展，强调七分扩张势力，二分对付中国国民党，一分抗日[12]： 38 。
但美國史丹佛大學研究中共統戰的范力沛教授在其著作《Enemies and Friends》中认为该说法来源不可信[13]。
魏德迈报告
1947年9月19日，魏德迈率团访华考察归美后，在华盛顿向国务卿马歇尔呈交了《魏德迈报告》，内称[14]：
1937年10月，毛泽东给部下传达指示： “中日战争为我党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扩张机会。 我们的固定政策应该是百分之七十的扩张，百分之二十應付国民党，百分之十抵制日本。 执行这一固定政策有三个阶段：第一个是妥协阶段，在这一阶段，应作出自我牺牲，以显示我们在表面上服从中央政府，坚持三民主义，但实际上这将成为我们党存在和发展的伪装。 第二是竞争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应该用两三年的时间来奠定我党的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基础，并发展这些力量，直到我们能够与国民党相抗衡，并打破国民党，消除后者在黄河以北的影响。 在等待事态发展的同时，我们应该给日本侵略者以某些让步。 第三是进攻阶段，我们的部队应深入华中，切断中央政府部队在各个地区的通讯，孤立和驱散他们，直到我们准备好反攻，从国民党手中夺取领导权。 ”
《魏德迈报告》注明来源是弗雷達?厄特利1947年出版的Last Chance in China，该书注明来源是1941年对国民参政会提出的《中国共产党问题档案》，由国防最高委员会于1944年在重庆出版。 [15]
《中華民國五十四年國慶紀念告全國軍民同胞書》
蒋介石在1965年10月10日的《中华民国五十四年国庆纪念告全国军民同胞书》也提到了此方针[16]。
(前略)
当二十世纪初期，由于北京义和团之乱，乃造成了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的国耻，惟当时以美国主持正义，保全了中国的独立统一，始幸而免于瓜分之祸。 然自日本军阀，挑起了沈阳九一八事变，再继之以芦沟桥七七事变，与上海八一三事变，民族危亡的惨剧，乃愈演而愈烈！ 我们政府为挽救国家民族的厄运，即不得不决定全面抗战，坚持到底的政策，于是亦接受了中共悔祸投诚，即其所谓「共赴国难」的四项原则，它说：「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二、『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挥;」「三、在特区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于是政府乃收编了它陕北的残余匪军，和江南各地的股匪。 初不谓共匪*****狼子野心，竟玩弄其邪恶的「两手」，方其投降宣言，墨瀋未干，正当日军全面入侵之际，乃即公然扬言，要「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日」！
（省略）
按照蒋介石对全台湾军民的说法，在日本全面进攻后不久，中共即以'公然扬言'（可能是广播或者报纸）的方式发表了七二一方针的类似宣言; 而《苏俄在中国》一书中，亦持此说。
《中共史論》郭華倫著
在郭华伦所著的长篇中共史研究作品《中共史论》第四册中，提到了苏联汉学家克林诺夫曾于1970年5月间写了一篇评论，当中也记及此事：
（前略） 一九四一年七月，苏联通知延安，日本正在向大陆派遣有充分战斗准备的军队，并且请求采取有效的措施，牵制日本军队，不让他们集中在通向苏联边界的地区，例如，请求破坏铁道交通。 但是毛泽东和过去一样，没有理睬这个请求。
一九四一年一月，共产国际代表直接向毛泽东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即一旦日本进犯苏联，中共将采取什么行动呢？ 毛泽东没有作出直接的答复，后来他破坏了一切旨在采取对日敌对行动的努力。
在国际无产阶级、一切进步力量和反帝力量，必须尽最大的努力采取积极的反法西斯行动、这个复杂而困难的时期里，毛泽东实际上停止了同日本军队的战斗。 他提出了这样的方针，即：把百分之十的力量用于同日本作战，把百分之二十的力量，用以反对国民党，把百分之七十的力量，用于发展自己的势力。 （后略）
而在前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高级官员羅滿寧以“奧·鮑里索夫”的笔名出版的《苏中关系（1945 -1980）》也提到，毛在抗战初期要求中共和八路军「用一分力量和日本鬥，用二分力量来和国民党鬥，用七分力量来发展自己」[17]。
《中共黨的策略路線》手册
1938年春，一本叫作《中共党的策略路线》的手册在汉口流传，据说是张浩（林彪堂兄林育英的化名）1937年2月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演讲的纪录。 其中对于统一战线的说法与中共官方说法非常不同：统一战线的动机是中共的弱小与濒临失败; 以三民主义作掩护，继续进行土地革命; 把日本当作头号敌人是不得以的，但是最终目标是推翻国民党一党专政[13][18]。 周恩来指出不存在该讲话[3]，但也承认张浩的演讲系列中有类似内容[13]。 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中共统战的范力沛教授认为，此书反应了中共内部认为统一战线是短期战术，直接目标还是孤立与摧毁国民党[13]。
杨奎松著作中，引用了张闻天、毛澤東與张浩的說法。 1937年5月，张闻天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當時稱苏区代表会议）上表示，今天联合资产阶级，是为着明天反对资产阶级。 毛泽东认为：中共妥协让步，并不改变革命的目标和政权的性质，而且决不放弃將來由无产阶级政党来领导中國的目標[19]。 張浩說：中共現在讓步，就是要給革命以休養的時間，中共「要爭取全民性的同情和擁護」，要滲透到從國民黨到青、紅幫到保甲及各種各樣的組織和團體中去，爭取民眾。 因此現在只能以抗日為主，土地革命次之； 但抗日是在明處，土地革命仍可在暗處進行。 一旦「見到革命到了高漲的時候，我們的策略馬上就要改變」。 那時中共就可以將土地革命和階級革命又放在明處，放到前面來，並再行階級革命的手段了。 杨奎松認為，中共中央在国共合作之初，就明确提出了对国民党既要“联合”又要“孤立”的双重方针[20]。
国民党内部报告
根据现今解密之国府情报档案报告，国民党认为中共确有按七二一方针行动：
- 1938年蒋中正接龙云电称：汪兆铭临行时明言与敌倭有约，到港商洽中倭和平事件; 又接张荫梧电称：八路军利用吕正等在冀一年来对寇游而不击，对地方假合理担负之名行阶级斗争之实等，近卫文麿发表所谓调整国交之荒谬声明，扬言澈底击灭抗日之国民政府，与新生之政权相提携，以建设东亚新秩序。」[21]
- 1940年蒋鼎文电蒋介石：据高仲谦称，查朱德、彭德怀和八路军各师长所发表电文，反对陈诚所称八路军游而不击，延安无一伤兵即是明证。 查此电原稿为毛泽东亲拟，用朱德等名义由延安发出，故可作共党之心理观及政治观等。」[22]中共公开的档案并未显示毛泽东说过此言论。 而共产党认为在洛川会议上制定独立自主的原则，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采取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不能与七二一方针等同[3]。
- 1943年「张荫梧电蒋中正：据报共匪仍行反中央政策，向民众宣传本党破坏统一战线，通令搜集食粮，增加弹药生产，并严令避免与日军作战，而专力应付国军。」[23]
相关旁证
毛泽东言论
張國燾回憶錄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对于1937年8月20日洛川会议内容有如下记载：[24]： 387
他认为日本军事势力远胜中国，抗战绝无幸胜之理。 前此中共强调武力抵抗日本，并不是认为就此可以打胜，而是为解决国内矛盾所必需。
他（毛泽东）警告会众不要为爱国主义所迷惑，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 要知道日本的飞机大炮所能给予我们的危害，将远过于蒋介石以前所给予我们的危害。 它主张八路军应该坚持游击战争，避开与日军的正面冲突，避实就虚，绕到日军的后方去打游击，主要任务是扩充八路军的实力，并在敌人后方建立中共所领导的抗日游击根据地。
毛泽东接着强调中央和八路军应该绝对的维持独立自主。 他说明八路军从后仍应完全遵照中共中央军委会的指示行事，南京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和各战区司令长官对八路军有任何命令，都应先报告延安，听候处断。 凡是不利于八路军的任何命令概应用各种借口，予以推脱。 我当场听了张闻天、毛泽东的言论，觉得他们把底牌揭开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遭到蹂躏，民族大义也不受重视，抗日烈火也没有改变着两个自私的阴谋家的心肠。
庐山会议谈话
1959年7月31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曾经发动百团大战，李锐有如下谈话记录：[25]:?223?
主席：打蒋介石十年，打红了眼； 抗日一来，蒋介石突然漂亮了，不知道这是暂时朋友，不久以后的敌人。
林彪：平型关吃了亏，头脑发热，是弼时作的决定。
主席：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 国内有国，蒋，日，我，三国志。
彭总：黄绍雄很早意识到了。
林彪：百团大战是大战观念。
主席：三个师只三万两千人，号称四万八。 当时打大战观念转不过来，本应该分散发动群众。
彭总：百团大战后，才搞武工队。 这一仗是帮了蒋介石的忙，但对以后整伪军有好处。 华北会议，斗了我，以后对守纪律比较注意。
8月1日，毛泽东在继续召开的庐山会议上说：
同蒋介石抗日联合，是暂时的，同国民党两次联合（第一次是同孙中山）是暂时的。 互相利用，暂时同盟，原则恰恰相反：己所不欲，要施于人。 求生存、扩大，这是己之所欲，难道要资产阶级也扩大？ 恰恰相反，己之不欲，自己不生存、不扩大，自己消灭，当然不是； 要扩大； 而且施之于人，不愿国民党扩大，准备条件消灭之。 [25]: 235–236
和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
《毛泽东全集》第51卷记载了1973年7月4日，毛泽东和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谈到抗战时希望日军进攻重庆：[26]
历来我们党，一股风一来，就是…… 比如王明路线吧，各根据地、各白区，主要领导权都拿走。 不到四整年，呜呼哀哉！ 自称为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中央苏区的领导，就是指鄙人，丝毫马克思主义都没有。 一股风一来，随风转。 多啊，不是个别人。 硬着头皮顶的是少数。 幸得滕代远还没有死。 他可以证明那个立三路线怎么个斗争法，剩下鄙人一票。 就是怕孤立，为什么随风转呢？ 日本人最好挡住在石家庄、太原以北。 可是日本人不听话，你怎么办？ 一直打到广西、贵州。 我的意思是最好打到重庆、西安去，他也不听我的呢。 我这个思想，跟列宁接近，叫作半败北论。 公开拥护蒋介石抗日，反对顽固派，实际希望最好把蒋委员长也打死。 现在此人还没有落气，但是不能见人了。
……
关于革命不能有妥协这个学说————不是马克思主义。 列宁屡次说过，碰到强盗，要嘛就被杀死，要嘛就交出自己的手枪和汽车。 他主张交出手枪和汽车，等到有朝一日有机会，把这伙强盗统统消灭，手枪、汽车都收回。 你们搞的托洛茨基文件，我还没有看完，看了一部分。 他就是反对布列斯特和约的。 列宁就是主张割地赔款，签和约。 这个和约是闭着眼睛签字的。 第一写上割地，第二是赔款。 德国帝国主义跑了，对付两方，他也不能两面作战。 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后来地也没有割，款也没有赔，条约一张废纸，就像尼克松讲的。
我是半败北论。 列宁是主张完全败北，主张政府军完全被打败。 那时俄国和日本的军队在旅顺、大连、辽阳一带打仗。 越彻底越好，革命就会起来了，俄皇的威信就会完蛋了。 我们打日本，不能学他的全部，实际上要用他的。 蒋介石王八蛋，你干什么？！ 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几百万军队都是反革命的军队，跟我们打了十年，又有三次反共高潮。 我是希望日本人对于中国的地方越占得越多越好。
《延安日记》
《延安日记》
季米特洛夫日记
1941年5月18日：[27]
(毛泽东发给彭德怀之电报)目前方针是必须打日本，但又决不可打得太凶。 不打则国民党不能谅解，中间派亦会说话，但如打得太凶，则有相反危险，日本将转向我们报复，国民党坐收渔利，并将进攻边区。 恩来电是转给你作参考的，他电中反映国民党及外国人的压力，我们不可不听，又不可尽听。 望按此总方针调节我们的行动，在一部分地方打得大些，而在其他地区则打得小些，使国民党觉得我们真在打就好了。
1944年5月6日，保加利亚共产党人季米特洛夫在日记中称：“毛泽东有些片面地和明显不适当地评价了国共关系和他们所参加的这场对日战争。 …… 事实上，特区领导层相信，蒋介石是目前中共最主要的敌人。 ”特区领导人现在的最主要目的，就是在为应付即将到来的国共冲突做好一切准备。 而这样的作战实际上一直都在进行，仅仅在1943年里，“新四军就对中央军进行了724次战斗，结果，击毙击伤8,181人，俘获9,879人，夺取了34个据点，以及8,622支步枪，507支散弹枪，以及200挺机关枪。 ”因此，日本在4月17日发动的针对河南地区的大规模进攻，明显地受到了毛泽东等人的欢迎。“ 中共无意在这一地区帮助中央军防御日本人的进攻。 ”[28]
雷震远回忆录
雷震远神父在回忆录《内在的敌人》中称[29]，共军将领吕正操曾威胁逮捕自己，理由是救护受伤的老百姓属于“叛国罪”。 吕正操直言：“日本杀的中国人越多，对中国越有利”，“日本人的屠杀会鼓励起人民的仇恨，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 那也是激励人们加入我们队伍的方法！ ”雷震远抗议道：“将军，你没有出力打日本”，“我不明白你何以需要这样庞大的军队。 真的我有些惊奇。 你一向强调人民加入你们的部队去打日本。 但是你并没有尽力和他们打仗——不常打，打得不起劲。 ”接着，雷震远与吕正操展开如下对话：
“我们的最大敌人不是日本”，他说。
“不是日本？” 我惊奇地反问。
“不，不是的”，他愤然说出。
“谁是你们的大敌人？” 我问道。
“蒋介石，他是我们的大敌”。 吕正操说。 “正因为蒋介石是我们的大敌，中国共产党才不能全力打日本。 我们不能让日本在中国太强，但是我们也不能对他们拼命作战而使他们太弱。 假如日本太强，共产主义便无法在中国获胜。 假如日本太弱，蒋介石便不会失败”。
學界看法
- 剑桥大学方德万教授认为共军是以保存实力为主。 如中国通约翰·佩顿·戴维斯1945年4月对驻俄大使傅秉常所说，日军来了共军就跑，日军走了共军又占领村庄。 共军保存实力以备将来争权。 共军为了避免日军报复而避免攻击日军，而因为解放区缺乏军事价值，日军对攻击共军也不感兴趣。 英国的情报来源则说共军有可观的军事实力，但用于抗日上相当保留，因此推论延安与日军高层应该存在某种勾结。 [30]
- 陳永發：国民政府这种指责，预先假定应付、扩大和抗日三事可以截然画分，而相互之间是此长彼消，此消彼长的关系； 中共为了扩大，故意牺牲抗日，而为了应付国民政府的反对和镇压，也故意减少抗日活动。 对于中共，这一假定根本就是荒谬绝伦。 他们并不讳言自己确实是在扩大实力，不过坚持扩大实力是为了抗日，以备有朝一日对日军反攻，而由于国民政府不给中共“抗日自由”，尤其不容许中共扩大实力，所以中共必须应付。 对中共而言，国民政府可以截然画分为三的，其实就是抗日一件事情而已。 [31]
- 刘维开：所谓「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壮大自己」的说法，国府强调是来自中共内部情资，就中共在抗战中的作为而言，的确是不介入日军与台军的「正面战场」，以敌后游击为主。 既然是打游击，当然要建立并巩固根据地，并且趁机壮大自己实力，因此即使公文上没有这句话，但整体策略的确是如此，不过「换成任何政治团体，那时大概也都是这麽做」。 [32]
- 美國史丹佛大學的范力沛教授（Lyman P. Van Slyke）的評論是有沒有這個指示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共的確在執行這一策略。 [33]他认为七二一方針系捏造，这个问题涉及国民党历史的诚实问题。 范力沛还说，在某些时刻某些地方，中共的实际行为接近于这种力量划分。 [1]
- 已故旅美史家唐德剛認為：“毛氏是否说过这句话？ 这句话是不是国民党特务对毛公的造谣？ 历史家无徵不信，都应存疑。 但是历史家可以肯定的说，这是最高明的一着棋！ 国民党的烂特务中，还没有造这项谣言的智慧。 …… 未及三年，區區的兩三萬人的小小「八路军」，便发展成拥有五十万枪兵的大军了（读者不妨参阅目前最新的史料，毛毛着《我的父亲邓小平》，页四一八）。 你能说毛主席的‘七分发展，两分应付，一分抗日’的训辞是假的？ 历史确实是这样发展的嘛。 ”[34]
- 中國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楊奎松認為：關於七二一方針，“以当时形势与战局变动之复杂，和毛、朱等对国共关系状况及中日战局变化了解之局限，是根本不可能预想和设计出来的。 ”但楊教授也同意，到了1940年中共中央“确是将军事发展放在了决定性的位置上，并且具体规划了‘在坚持游击战争的总的任务下，扫除一切投降派顽固派的进攻，将整个华北直至皖北、江南打成一片，化为民主的抗日根据地，置于共產黨进步势力管理之下，同时极大发展鄂中与鄂东’的大发展目标及其实际步骤。 但是，这毕竟是1939年国共两黨关系发生急剧改变之后的情况了，与1937年抗战爆发初期的情况不能混为一谈，更不能张冠李戴。 ”[35]
相關條目
备注
- 青白出版社、华严出版社当时都是国民党所属，以发行反共文学为主。
- 巢父为記者的筆名
- 赖辉煌时任中共镇原县委宣传部长。
- 出处同前，引号内原字照录。
参考来源与注释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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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都是维基上关于伟大领袖毛主席抗日战争中独创的策略-“七二一方針"的来龙去脉。
我看到史学界的评论特别有趣：
- 已故旅美史家唐德剛認為：“毛氏是否说过这句话？这句话是不是国民党特务对毛公的造谣？历史家无徵不信，都应存疑。但是历史家可以肯定的说，这是最高明的一着棋！国民党的烂特务中，还没有造这项谣言的智慧。……未及三年，區區的兩三萬人的小小「八路军」，便发展成拥有五十万枪兵的大军了（读者不妨参阅目前最新的史料，毛毛着《我的父亲邓小平》，页四一八）。你能说毛主席的‘七分发展，两分应付，一分抗日’的训辞是假的？历史确实是这样发展的嘛。”[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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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伟大领袖毛主席有没有发出这一伟大指示？
大家知道，这伟大指示，如果一旦公开出去，首先苏俄爹就会不高兴，苏俄斯大林当年就给了毛一百万美元用于打日本。其二是破坏抗战，打击士气，也会给我党带来不良影响。须知，当年大批抗日女青年投奔延安，就是因为想抗日。而毛伟人的“721方针”，对壮大我党我军我根据地人民有利，但对我党我军及毛伟人的声誉和形象会造成严重打击。原来想投奔延安的抗日女青年可能就打消去延安的主意而改去重庆了。
这玩意的确就像臭豆腐，吃吃香，闻着臭，当然不会给普通人看的，平时当然得藏得封得严严实实。
但是不是按照这个方针去做？收到怎样的效果才是最真实的，是可以Reflected出来的。
史学家唐德刚的分析一针见血：
1、未及三年，區區的兩三萬人的小小「八路军」，便发展成拥有五十万枪兵的大军了
2、你能说毛主席的‘七分发展，两分应付，一分抗日’的训辞是假的？历史确实是这样发展的嘛。
3、历史家无徵不信，都应存疑。但是历史家可以肯定的说，这是最高明的一着棋！国民党的烂特务中，还没有造这项谣言的智慧
而再看该「七二一方针」的来源：
民国卅二年（1942）七月，署名编著者为青白出版社，交华严出版社出版的《 共产党在中国 》一书中，提到了「七二一方针」。
李法卿访问记（节录）
『七分发展，二分应付国民党，一分抗日。 』这就是今日的共产党！自苏日成立协定，不仅一般民众顿觉中共过去的一切宣传全是欺骗；即中共一般党员亦多愤慨激昂。陇东赖辉煌等一千三百余中共党员因此而宣布脱党，晋冀一地之中共一般中下级干部脱党的更多。最近十八集团军独立第一师杨成武部李法卿君竟率领干部四百五十余人公开声明脱离共党。 （中略）李君是河南人，骨头脸，长身材，看上去倒像一个小商贩。 （中略）参加中共已十多年。
李君说，他随红军十二方面军到达陕北的时候，曾受了一年的严格训练。抗战后，随十八集团军出发；在出发之前，毛泽东朱德召集训话，指示工作方针。朱毛特别声明，中日战事实为中共发展的绝好机会，他们决策是七分发展，二分应付国民党，一分抗日。 (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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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苏日成立协定”， 应该是1940年，苏联和日本签订和平协议，如此，中共抗日的最后一道压力全无。日苏和约签订后，苏联承认伪“满洲国”，中共伪政权也因为没有苏联压力，更加不抗日反而是更肆无忌惮地袭击国军和抗日游击队。
根据上面的文章，中共党内很多真心抗战的爱国仁人志士，纷纷逃离中共伪政权，投奔国民政府。
而十八集团军独立第一师杨成武部李法卿，是一个老红军，竟率领干部四百五十余人投奔国民政府。
这个“七二一方针”，也被八路军第十八集团军独立第一师杨成武部下骑兵连担任党支部书记的李法卿给泄漏了出去。捅了马蜂窝。
毛泽东的抗日策略是什么呢？ 得从1937年8月洛川会议讲起。
根据中共早期领导人张国焘在《我的回忆》所述，卢沟桥事变后，毛泽东等人很担心南京不能坚持抗战——我必须说明，毛担心的不是中国沦陷，而是蒋介石不抗日，共党始终会被蒋歼灭——到了8月初，中日战争终于在华北大规模爆发，毛泽东等才放下心头大石。
张国焘忆述毛泽东公开表示：「蒋介石这股祸水终于撞向日本那边去了。」张闻天也很得意的说：「抗战终于爆发了，蒋介石已无力危害我们。」那时候，毛领导的红军已被国民政府收编为「八路军」，南京政府便催促八路军快去山西抵挡日寇。 可毛泽东一直推三阻四，说补给没齐、编制未定。
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八路军不好再拖，毛泽东便决定在出兵前举行一次会议，为中共在抗日时期的全盘政策一锤定音，这就是洛川会议的缘起。 据张国焘所述，毛泽东指出日军势力远胜中国，抗战决无幸胜之理，又说「目前中共强调武力抵抗日本，并不是认为就此可以打胜，而是为解决国内矛盾所必需」。 以下一番话尤其讽刺：
「他（毛泽东）警告会众不要为爱国主义所迷惑，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 要知道日本的飞机大炮所能给予我们的危害，将远胜过于蒋介石以前所给予我们的危害。 他主张八路军应坚持游击战争，避开与日军的正面冲突，避实就虚，绕到日军的后方去打游击，主要任务是扩充八路军的实力，并在敌人后方建立中共所领导的抗日游击根据地。」
正因为毛泽东在1937年下令党军「不要为爱国主义所迷惑，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避开与日军的正面冲突」，领导百团大战的彭德怀在1945年才要当众忏悔，检讨自己是「民族义愤模糊了阶级立场」。
然而那时代中共还是有些正人君子的。 在洛川会议发言者中，大概只有张闻天跟毛泽东才恬不知耻地公然主张避实就虚，其他如张国焘、周恩来等人都不完全同意毛的计策。 毛见势色不对，也不争论，只提议先休会再算。 三天后，毛抛出一份义正辞严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表面上接受了反对者的意见，令众人无话可说。
但中共文件的本质是什么，各位应该心中有数吧。 日本学者远藤誉翻查第一手史料，在《毛泽东勾结日军的真相》（明镜出版，2016）披露了一件事：洛川会议后，毛泽东对八路军发出绝密口头命令，内容跟《十大纲领》大异其趣。 这个密令，后来由八路军第十八集团军独立第一师杨成武部下骑兵连担任共产支部书记的李法卿泄漏了出去。
八路军由陕北出发时，毛泽东对军中干部曾作出如下的具体指示（引文摘自远藤誉的著作中文版）：
「中日之战，是本党发展的绝好机会，我们决定的政策是百分之七十发展自己，百分之二十作为妥协，百分之十对日作战。 为使我们的同志明了其工作，即使在和总部联络断绝的时候，仍能向共同目标努力起见，我乐于为同志们指出下述的政策。 可分为三个阶段来实施：
「第一、妥协阶段，在此阶段中，应藉自我牺牲，表面上表示服从国民政府，并奉行三民主义，但事实上只是掩护本党的生存发展;
「第二、竞争阶段，以二、三年工夫，建立本党的政治与武力基础，并继续发展至能与国民政府抗衡而破坏之为止，同时极力消灭国民党在黄河以北的势力;
「第三、进攻阶段，在此阶段中，深入华中地区，建立根据地，割断中央军在各地区的交通，使他们孤立而失去联系，直至我们反攻力量已准备成熟，然后从国民党手中夺取领导地位。」
远藤誉还翻阅了蒋介石的《剿匪战史》，查出毛泽东领了国民政府的军费后，原来不是用来作战，而是「津贴其外围组织与文化机构，用作破坏国家统一，分裂抗战阵容之组织、宣传、渗透与颠覆工作之政治作战经费」。 远藤誉不讳言，自己看到蒋介石这段话时，「心中一痛」。
中共所谓抗日，只出10%的力，却换来数不尽的好处，不单拖死了蒋介石，更从国民政府甚至日本政府手上骗来一大笔钱，统统用来发展共军、为中共做宣传。 想起古书上有寓言说，狐狸窝在城墙，老鼠在土地庙柱上挖洞，大家为免破坏城墙及庙柱，都不敢把狐鼠打出来，狐鼠由是安枕无忧。 在抗日战争中九成躺平并趁机敛财的共产党，根本不是什么「中流砥柱」，说穿了，就只是「社鼠城狐」而已。
法广：台湾有一个特藏室 珍藏中共种鸦片不抗日史料 - RFI -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台湾有一个特藏室 珍藏中共种鸦片不抗日史料
中华民国法务部调查局特藏室珍藏着一批关乎中共党史的特殊资料，这批涉及中共的一手资料共有一万7156册，包括“中共叛乱”、抗日战争与建政后的书刊、布告、信函等史料，有些资料中共自己所存甚少，台湾独家。
中共建政后，延安成了“革命圣地”，现在，延安梁家河也成了习近平如何从当地插队成长为中共领导人的圣地，经常组织人去“朝拜”，其实，中共当年在延安的历史根本不像后来所说的那么光彩。
根据中央社15日报道，特藏室收藏当年中央政府缉毒团调查陕甘宁边区所辖各县种植鸦片的面积书册，内容详细到每个镇约100亩，一个县500亩，还详细解释了鸦片的由来与去向。
例如罂粟花怎么取得，根据这份调查，当时中共为了获得种子曾跟日军勾结，然后再自己培养逐步扩大种植面积。
根据资料，中共在边区为壮大实力，向农民收购鸦片用的是自行发行的“边币”偿付，转运到外地贩售时收取的是“法币”。
从当年搜集的许多资料看，中共当年所谓对日抗战采取的是“七二一方针”，国民政府极少搜集到中共与日军交战的报告，中共主要的活动几乎都是在贩售鸦片换取法币，收集各式战略物资以扩充军力。
特藏室收藏着毛泽东亲笔诗词孤本，以及对日抗战三阶段论与中共对日“七二一方针”等历史原件。被国军策反的中共18集团军军官李法卿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期间之整个阴谋』一书中披露，毛泽东朱德在讲话中说，“中日战争是共产党发展的绝好机会，我们要利用抗日，我们的决策是七分发展、两分应付、一分抗日”，这就是“七二一方针”的亲眼亲耳见证实录。
据报道，当年边区的“后勤支援”，意味着没有跟日军作战，主业是种毒贩毒，这也是毛泽东后来多次会见日本人时主动表示感谢日本侵华的主因。战争让共产党得以喘息并壮大，最终拿法币跟战略资源去收拾国民党军队。
中央社引述研究人员指出，毛泽东利用对日抗战，加上种毒、贩毒、搜集法币与购买物资，八年时间从一千多人发展到十六万人军队，抗战八年，国民党越打越累，最后还要跟中共打内战，这是国民党失去大陆政权的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