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时代的司法是儿戏
一、根本问题：司法从属于政治，而不是法律
毛泽东时代（尤其 1949–1976）的司法有一个根本特征：
司法不是独立裁判机关，而是政治斗争工具。
具体表现为：“以阶级斗争为纲”高于法律；政策、运动、领导人意志高于法律条文；判案依据常常不是事实与证据，而是“政治态度”。
二、制度层面：缺乏现代司法的基本要件
1，司法独立不存在
法院受党委直接领导，重大案件需“请示汇报”，结论往往先定性，再找“罪证”。
2，法律体系极度薄弱
1950年代初尚有部分成文法，1957 反右后，法律体系迅速萎缩。
文革期间基本无法律可言。
3， 程序正义被系统性否定
没有真正的辩护权，口供（甚至逼供）远重于证据，群众大会、批斗会直接替代法庭。
三、实践层面：
1. 定性先于审理
“反革命”“右派”“走资派”标签一贴，司法只是走形式。
2. 同罪不同罚，全凭政治需要
今天“革命群众”，明天“阶级敌人”，同一行为，不同政治阶段判决完全相反。
3. 群众运动直接取代司法
“群众专政”“人民法庭”= 群众情绪+权力默许。
四、文革时期：司法彻底崩溃
文革（1966–1976）期间：
法院、检察院大规模停摆，公检法被称为“资产阶级专政工具”。
判决权实质落入：革命委员会，红卫兵组织，军管会。
五、革命政权初期强调“阶级正义”，对少数人的专政。
许多人认为：“对敌人不需要讲法律”，因此司法被当作革命手段，
而不是社会运行的中性规则。这在战争/革命语境中能“被理解”，但在和平治理中是灾难性的。
六、改革开放后的反证：官方自己也否定了那套司法
1978 年以后：重新建立法院、检察院，强调“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明确提出：“不能再搞以言代法、以权压法”，这本身就是对毛时代司法实践的制度性否定。
总之：毛泽东时代的司法不是以法治为目标的司法，而是高度政治化、工具化的“准司法体系”，在现代法治标准下缺乏独立性、稳定性与程序正义。
当判决取决于立场而非事实，取决于运动而非法律，它就不再是司法，只剩下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