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许配毛泽东的杨开慧
杨先生有两个孩子：儿子名开智，女儿名开慧，开慧是年小的一个。她生就一副圆脸，身材异常纤巧。有些地方很像他的父亲，深眼窝，小眼睛；但肤色很白，完全没有杨先生的黝黑遗传。一九一二年当我第一次看到她的时候，她是十七岁，就读于长沙中学。
从那一年起，我和两个同级同学，熊光祖、陈昌等三人，每个礼拜天的早上，例必到杨先生的家去讨论功课，和杨先生的家人同吃中饭，饭後再返回学校。同桌吃饭的，除了我们师生四人之外，还有开慧和杨师母。当她们进来之时，我们只是恭恭敬敬地一鞠躬，以此代替寒暄；我们之中从无一人开口说话。在整整两年的时间中，我们每个礼拜天都在杨先生的家里吃中饭；每次吃饭都吃得很快，而且气氛肃静，连一个字也无人吐露。当然我们亦并非冷漠。我们不可能旁若无人似的坐在那里；有时我们的视线相交，特别是当我们之中两个人同时在一个盘子中夹菜时，我们只有藉眉目交通，但彼此之间却绝无相对而笑。一九一八年，当我在北平杨先生的家中用饭时，我们在饭桌上的表现仍和在长沙时一模一样。
杨先生吃饭时从不讲话，我们尊重他的肃静，所以只有尽可能地快吃。这种气氛每令人想到基督徒在教堂里祈祷时的情形。杨先生本来很讲卫生，但他不曾体验到一项事实：人们在饭桌上正常的谈笑，造成欢快的气氛，会有助于消化。
杨太太对人很和气。她烧得一手好菜，每次都让我们吃得很多。我们对杨师母的菜特别欣赏。但为了避免把桌子上的菜吃光而弄到不好意思，有时我们必须自我节制。我们向杨先生表示，我们吃饭应该付若干饭费。他说假定我们愿意这样，那是可以的，因为在某些外国的大学生也有这种习惯，但只能付一点点，作为象徵的费用，绝不能多。
我们三个总是同去同回，但有一次例外，那是在民国元年，中饭过後，杨先生送我们出门之时，他忽然让熊光祖留了下来，停一会再走。于是光祖又坐了下来，我们两个人先走了。当时我猜想，杨先生一定有什么话要单独和光祖说，而不愿意让我们听到；因此，对于那件事情我们从来没有再提过。
一九一九年，我在巴黎之时，忽然接到开慧一封长信，感到不胜惊奇。在那封信中，她告诉我杨先生的死讯。她知道我钦佩和尊敬杨先生，而她深知杨先生去世的噩耗会使我十分伤痛，因为杨先生和我之间宛如父子。她信中充满了忧伤。我们彼此之间从不曾交谈过，这封信是我接到的唯一的信。在那封信的未尾，她说她正动程返回长沙，但却未告诉我通讯地址：因而，我也无法写信给她。
一九二○年毛泽东回长沙之後，便和开慧结了婚。他们有三个孩子；其中一个曾经留学莫斯科，非共的中国都管他叫“毛王子”。不过，开慧却并非毛泽东所爱的第一个女人。在我们同学圈的朋友之中，有一位芳名陶斯咏的小姐曾为杨昌济先生认为最优秀的三个女弟子之一。陶小姐是很出色的人物。一九二○年，她和毛泽东在长沙开办了一间文化书店，然而由于思想上极不相同，後来他们终于在友好的气氛下宣告分手。陶小姐在上海创办了一所学校，名叫“立达学院”。後来她一直住在上海，直到去世时为止。她的年纪远较开慧为大。
一九二○年，我从巴黎回到长沙之後，曾经向毛泽东询问杨师母和开慧的消息，因为我算去看看她们。毛泽东告诉我她们住在乡下，很远，但对他们的恋爱的事情却只字未提。後来却又完全告诉了我。当时，我正请杨师母的一位朋友桓太太，替我把一件小礼物交给她。我抱歉的是没有回杨开慧的信，感到罪过的是没有献议照顾杨先生的遗稿。
一九二七年，我在南京听说湖南省政府即将逮捕开慧，因为她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并且是毛泽东的太太。当时我尽了一切努力，包括给具有影响力的人物写信、打电报等等，试图挽救她的生命，但终于没有成功。
一九三六年，我第三次旅居法国，老朋友熊光祖到巴黎去看我。我们很自然地谈到过去第一师范的种种，对杨先生的家庭都不胜感伤。我们都认为开慧不应该遭到惨死。说到这里，光祖深深地叹一口气道：“是润之杀了开慧。”
最後，我问他隐藏在我脑子里很久的一个问题：我说：“约莫在二十年前，我就想问你一件事，但从未提出来。现在我希望你告诉我，你是否还记得，有一次我们三个人从杨先生家里走出来，他又把你叫了回去的事情吗？杨先生和你说了些什么？是怎样的一件秘密？”
他毫不犹豫地答道：“杨先生和杨师母打算把开慧嫁给你。”光祖又补充说：“开慧自己也有这个心。我当时不得不告诉杨先生，说你已经结过婚了。这就是为什么当时我没有和你们说的缘故。”
我现在静静地想起这件事情。我遗憾的是不曾在三十年之前知晓。杨先生已经在二十六年前去世，而他的女儿也已经离开人世十八年了。开慧曾经给我一封长信，而我却不曾写回信给她。那次我回到长沙之後，我甚至没有去看她一趟，而仅托人送给她母亲一件小礼物。她必定认为我是一个毫无情意和毫无同情心的人。我应该负罪地说：“假定我未曾结婚，假定我接受了她的爱情，她一定不会以毛泽东妻子的身分被逮捕和被枪毙。”
有一天在日内瓦，我和我的妻子孝隐谈到杨先生的家庭，她深有感触地说道：“它是一个命定的悲刻吗？它真富有诗意！”
我立刻拿起笔来写出下面的一首诗：
“人生好梦最难圆，往事悲思四十年。
未挑琴心先有意，偕飞比翼早无缘。
灵犀曾未通胸次，宝剑无由挂墓前。
太息无情贪霸业，害妻饮恨在黄泉。”
第二章 我们的朋友：蔡和森
谈到中国共产的兴起，必须提到我们的朋友蔡和森。 他是第一个毫无保留地接受共产主义原则的中国人。毛泽东信奉共产主义，他有极重要的影响。
和森和我是同县同乡。他身材瘦长，两只门牙突出。他是意志十分坚强的人，虽然少有笑容，但对朋友却非常友善。
和森和我本来是第一师范的同学，比我低两班，但後来他转到岳麓山高级师范学校就读。他的母亲在我们湘乡县城主持一所学校，我们都管蔡母叫“大娘”。“蔡大娘”还有一个女儿，芳名蔡畅，现在是中共全国妇女会的主席。
蔡畅在十几岁小姑娘年龄之时，我们都叫她“小妹”。她的意志十分坚强，有似乃兄，但她的身材矮小，在体魄上和她哥哥全无相似之处。我很喜欢和森，并且尊敬他的家庭。
和森为人缺少创发力和推动力，又不愿意在任何事情上求助于人。因此他在高级师范毕业久後竟一直失业。他的母亲妹妹在岳麓山下租了一所小房子，和森就和她们住在一起。他们生活异常果困窘，常常弄到无米下锅。
那时候我在“修业”和“楚怡”两所学校任职，有一份固定的收入，又在“楚怡”的宿舍住宿。毛泽东知道我与和森的友谊，有一天他急急忙忙跑到学校来找我，问我道：“你听到关于和森的消息吗？”
我惊奇之馀，答说我已有一段时间没有和他见面了，一直等待着他的消息。
“那麽，”毛泽东接着说：“有人告诉我，他家里现已断炊，和森为此十分苦恼，认为自己住在家里是给母亲增加负担，因此提了满篮子的书离家，到岳麓山下的爱晚亭去了。”爱晚亭是由四根圆柱所支撑的小尖亭盖，并无墙壁，是黄昏乘凉的地方。“他已别无所有，只好餐风宿露了。”
“你看到他没有？”我问道。
“没有，我没有看到他，是老陈告诉我的。”
“你为什么不去看看他？”我问道。
“我去看他毫无用处，我没有办法帮助他。”毛泽东耸耸肩膀，把责任交给了我。
毛泽东走後，我向学校请了假，渡过湘江，往岳麓山走去。走近爱晚亭之时，看见和森背依亭柱，坐在石阶上，手里拿着一本书，正在聚精会神地阅读，对我的走近全无所觉。从他的神情看去，对整个世界似是寂然无存。
当我叫出他的名字时，他抬起头来看了看，带着错愕的神色说道：“你怎麽有空老远过江来看我呀？”
“我请了一天假。”我回答说。
“那你一定是到岳麓学院去的了？”他问道。
“不是，我不到那里去。我特地看你来的。而且我还要丢看蔡大娘呢。”我答道。
“有什么新闻吗？自我上次进城後又有很长时间了，这里又没有报纸。”
“没有什么特别的新闻，”我说：“你就住在亭子里吗？毫无疑问这里很好，很凉爽，但如果下起雨来，那也不好受的呀。”
“但现在不是雨季呀。”
“我特来邀你搬到我们的学校楚怡里去住。我在那里很感寂寞，我寝室外面有一间小房和一张床。你可以在那里看书，课馀时我们可以一起谈天。”
“但那里不是你的家呀”他反对说：“你只是在学校住宿，我不想给你添麻烦。”
“一点麻烦也没。学校里有我们的宿舍，那就像我自己的家一样，决不会有麻烦。你搬去之後，马上就会感到象是在家里一样。走，现在就跟我去，今天。”
“我必须先回家把东西整理一下。我明天和你一起去。”他说。
就这样决定了，我们便一起去看蔡大娘。和森小心翼翼地提着他那破竹篮子书。当我们到达他家时，蔡大娘叫她女儿去弄些山树的枯枝，不一会工夫，“小妹”就面带笑容地端了一杯白开水给我。他们买不起茶叶，蔡大娘抱歉地说“没时间进城去买荼叶”，请接受一杯开水。我递给她一个信封，里面是四元钞票，我解释说是 “给大娘一点礼物”。
“噢，谢谢你，”她说：“可是你不必这样客气！”她谨慎地把那个信封放在她的衣袋中。她猜测，毫无疑问这是金钱，但她却不知数目多少。当时四块钱是颇为可观的数目，至少可供她们母女二人两个月的食用。她很快走进房里，一会又面带笑容地走了出来。她没有说什么，然而我却知道，她已经打开信封看过了。
“蔡大娘，”我说：“我来邀和森跟我一起到学校里去。他在这里很寂寞，我在学校下课之後，也感到寂寞；因此，我来把他接去和我同住。”
“噢，那太好了。”蔡大娘说：“他一直在家里很寂寞和苦恼，那就是为什么他要到爱晚亭去住了！”
第二天和森带着他简单的行李来到学校，在我宿舍外面的一间小房安顿了下来。房里有一张桌子，一个书架，凭窗阅读，光线甚佳。窗子外面有一株美丽的花树。
那天下午，毛泽东又来看我。当时我正要去上课；我们只谈了几句话，等到上完课学生离去之後，我们作了一次长谈。毛泽东提议和森应尽可能在这里多耽一些日子，後者听了之後也很高兴。我们三个人同吃晚饭，然後毛泽东回第一师范，他那时还是学生 。
我必须和学生们在一起吃中饭，因此和森就只得单独在我房子里用饭。我先已安排了厨子为他准备饭食，但我听说他每天只吃一顿中饭。他每天下午外出，直到晚饭过後他才回来。当我问他为什么不和我一起吃晚饭时，他答道：
“在下午的时候，我喜欢到图书馆里去看书。有时候也回家去，我自然是在家里吃饭，饭後再回学校。”
这件事似乎十分奇怪，因为他家距离很远，又必须渡过湘江。他怎样能够每天晚上都回家吃晚饭呢？至于在城里我实在想不到他能在什么地方吃晚饭。不，他一定每天只吃一顿饭。
不久之後，厨子开玩笑似的评论我朋友的胃口。“你的客人真是大吃家！”他惊奇地说：“我常常给他拿半桶饭，他的食量竟能够得上三四个人。”
听了厨子这番话之後，和森每天只吃一顿饭，已毫无疑问了。我再问晚上他晚上究竟在哪里吃饭，但他不肯答覆；我也就不再说什麽了。他显然不愿意让我给他多付饭钱，尽量地为我节省。但他不肯解释他的动机。我对此感触良深，自不待说。便暗嘱厨子为他每餐增加肉食一盘，够他一天所需的营养。这件事显示出和森的禁欲主义以及他在友谊方面的完美。後来我和他提倡学生“半日工作”的运动。一九一九年，他和他的母亲、妹妹一起到了法国，他住在蒙太几中学学习法文。在那里他爱上了我们最好的女会员向警予小姐。因为当我也适在法国，和森便把有关他恋爱的种种完全告诉了我。他们二人曾就有关两者的爱情写过一部题名“向上同盟”的小册子。他们徵询我的意见，我知道他们已经同居，有如结了婚的夫妇，虽则他们已违了婚姻的原则，于是我答覆道：“你们两位都是我最好的朋友。我祝贺你们两位，并献给你们四个字——‘向下同盟’这是你们的书的名称，只不过改换一个字而已。”
过去和森已坦白表示过对所谓资本主义制度的厌恶。早在苏俄革命之前，这已是他们人的公开意见，只是他还没有发现怎样才能把它实现。因此在俄国建立了共党政府之後，他全心全意毫无条件地接受它的理论，自是合于逻辑的结果。我曾经劝过他，接受共产主义之前应先对他的理论加以研究和分析，但他认为那是不必要的，因为共产主义的真理十分显明。法国的《人道报》充满了共产党的宣传，和森的法文水准虽然甚差，但他却天天手拿字典来阅读那张报纸。由于他不能完全看得懂，因此在翻译上他便弄出很多错误，但他对这种错误却并不承认，甚至对他自己亦是如此。他有一些先入为主的意念，任何力量都不能对他的信念动摇。不过当我们在一起讨论时，彼此之间的态度总是愉快而亲切。我们彼此之间的竟见虽然相去甚远，然而我们都尊重对方的意见。因此，直至和森去世为止，我们之间的友谊仍然十分坚牢和亲切。
和森在法国生活于中国留学生群中，因此，他便从共产党同志当中挑选了一些人，组织起来，宣传共产主义。受他影响最深的有向警予、李维汉、蔡畅、李富春等人。透过书信的方式，毛泽东亦受影响。
一九二一年，和森和他的家人一起回到上海，成了那里的中共机关刊物《向导》的编辑。
一九二五年，当我在北平的中法大学任教时，先後接到他两封长信。他的爱人向警予在汉口法租界被捕，他要求我设法营救。我虽然尽了一切力量，但最後她还是被抢毙。这件事使我感到十分难过，我们虽然抱持着不同的政见和哲学，但她是一位很好的朋友。
几年之後，和森也遭到和他爱人同样的命运。和森虽然是中共的创始人之一，但直到最後，他仍是我的亲密而敬爱的朋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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