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临终前最后的话：我很难受，叫医生来
临终前没有感人肺腑的遗言
这次主席听了之后，睁开他微闭的眼睛，然后轻轻说：“那就试试吧！”
插鼻饲管之后第二天，他果然感到身上有点力气了。他显出高兴的样子。
“小孟呀，你比我懂得多，我得听你的了。”已经很少说话的主席，今天显得有些精神了。他已经有五六天都不说什么话。
“您就得和医生好好配合，您的病会治好的。您不是听我的，要听医生的。”
1976年9月的一天，小孟请假外出回家，去看看她已经好久未见面的丈夫，近在咫尺，远似天涯。小孟的爱人小裴就住在府右街西侧的102号，与中南海只有一街之隔。但小孟的工作性质，使小裴常常孤独一人，异常寂寞；小孟是晚上5点多钟才到家，新婚不如久别，二人情深意切，不知有多少话要说，但又不知从哪方面谈起。
7点15分，突然有人来找，要求小孟马上返回中南海。
小孟回到主席的卧室，才知道，主席犯了病，心肌梗塞，十分危险。只见主席的脸色灰黄，嘴唇呈现青紫，呼吸短促。主席的几个医生都来了，政治局的人也来了，气氛相当紧张，经奋力抢救，20多分钟之后，才脱离险情。
主席的心脏又开始了正常的跳动，每分钟由原来的110次变成了80次。他平静地躺在那里，不一会，又睁开了眼睛。
政治局的几个委员们一直守候在毛泽东身边。看到他睁开了眼睛，委员们一个个上前探望。当叶剑英从他身边走过的时候，他却抬起了那只显得沉重的胳膊。他的手颤颤地摆动了几下，他的嘴微微地动了一下，细微得让人难以发现。还是小张看出了毛泽东的意思，她毕竟是太熟悉毛泽东的一切了。毛泽东这些动作表示他想与叶帅说话。小张的分析判断是正确的。
小张走到已过去的叶帅身旁说：“叶帅，我看主席是想和您说话，您去问问看。”叶帅点点头，又走到了毛泽东的身边。他这次离毛泽东很近很近，叶帅俯下身来，低下头看着毛泽东。毛泽东的眼睛突然显得明亮起来，他那本是黯淡无光的眼睛，很久没有这样的光芒了。眼睛是心的窗口，他的心里一定涌动着什么，但他的嘴已是力不从心了。只见他嘴唇在翕动着，但很难听出他的声音。叶帅拉着毛泽东的手，紧紧握住，不停地向他点头。
毛泽东对叶帅讲了些什么？是对他表示了永久的别离之情，还是有什么事情需要交接，还是对永远过去了的岁月的回忆？
毛泽东对叶帅曾有过这样的评价：“吕端大事不糊涂。”叶剑英曾在中国革命的许多关键时刻，起到了别人所不能代替的关键作用。此时，叶帅只能拉住毛泽东的手，但无论如何，也拉不住毛泽东的生命。
毛泽东，从8月底直至他的谢世，多次昏迷，多次抢救。在昏迷与抢救的过程中，他渐渐向着另一个世界走去。谁也无法真正知道，濒临死亡的前几分钟，几秒钟，他的真实感受是什么。
9月8日晚7时，小孟来接班。几天来，政治局的常委及委员们，一直在轮流值班。医务人员一直在身边观察毛泽东的病情，量血压、测脉搏、导尿、听心脏、输氧气，不停地进行着。7点10分时，毛泽东的呼吸急促起来。小孟过来，低头给主席按摩胸部。主席用很低的声音说：“我很难受，叫医生来。”
医生赶紧把氧气的管子放在他的鼻子处。他用手去拽，肯定是不舒服，过了几分钟，呼吸开始平静起来。这时，医生看见主席的鼻孔里有一点嘎巴儿，就把输氧管先拿下来，用棉签儿给他弄出来之后，又给他戴上输氧器时，他就一点反应也没有了。又是处于极度的昏迷，抢救，抢救，四个多小时的抢救，但一直是昏迷，他再也没有醒过来。
他的最后一句话是对小孟说的：“我很难受，叫医生来。”
伟人临终前，没有感人肺腑的遗言。
(作者：郭金荣 本文摘自《走进毛泽东的最后岁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序幕 毛泽东之死
“主席，你叫我?”
毛泽东尽力抬起眼睛，嘴唇嗫嗫地动着。呼吸机的面罩放在他的口鼻旁。毛在吃力地喘息着。我俯下头，但除了“啊，啊……”外，听不清他说些什么。毛的头脑仍然很清醒，但声调中已失去希望。
我是毛泽东的专职医生，也是他的医疗组组长。自从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大厅内的心电监护器显示心肌梗死之后，两个多月以来，我们二十四小时照顾他。护士人手原本不足，从医院又调来一批，每班三个人，另有两名医生做心电图监护。我昼夜二十四小时待命，一个晚上只断断续续睡上三、四个小时左右。我的床榻就在毛的病房一个桌子下面。
毛泽东已成不死之躯体。对成千上亿的中国人来说，毛不是凡人，甚至不是帝王，他是个神祗。将近二十年来，“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已与日常生活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对许多中国人来说，这已俨然成为事实。全国各地的街道、工厂、学校、医院、餐厅、戏院和家庭中，充斥着毛的肖像--还有这句口号。甚至那些怀疑毛不朽的人，也相信毛会活得较一般人长久。
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大革命的前夕，当时即将被选为毛的接班人的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林彪声称，毛一定可以活到一百或一百五十岁。谁敢暗示毛是凡人，就得冒着被打成“反革命”的险。中国人民此时仍被蒙在鼓里，不知道毛病倒了。他们只能从毛与国外显贵会晤的几张应景照片中，略窥毛衰老的情况。毛的最后一张照片，是在一九七六年五月与寮国领袖凯山的合照。虽然那张照片显示他们的领袖已垂垂老矣，新闻媒体仍坚称毛红光满面、神采奕奕。直到一九七六年九月八日早晨，数以亿计的中国人民仍高喊着“毛主席万岁”。但在那天晚上，我们这些随时在毛身边的人心里都很清楚，毛的死期近了。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两名副主席华国锋和王洪文，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两名委员张春桥和汪东兴，这四个人自从六月二十六日毛发生第二次心肌梗死以后，也一直分成二组；轮流昼夜值班。负责拯救主席生命的华国锋对毛忠心耿耿；他诚挚地关心毛的健康和舒适，试着了解医生的解释，并相信医疗组已竭尽所能。我们建议从毛的鼻孔插胃管入胃饲食时，只有华国锋愿意先亲身试试这种新医疗方法。我喜欢华国锋。他的正直和诚恳，在腐败的党领导阶层中十分罕见。
我是在一九五九年大跃进时期，陪毛去巡行湖南的韶山老家时，认识华国锋的。华国锋当时是韶山所属的湘潭地区党委书记，毛非常欣赏他。两年后，在大跃进使全国经济衰退之际，许多地方领导仍在谎报粮食产量节节高升，只有华国锋有勇气直言。他说：“经历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一折腾，人瘦了，地瘦了，牛也瘦了。在三瘦之下，再讲什么高产粮食，是不可能的。”毛对我说：“他的话，我看是大实话。”
华在一九七六年四月被任命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这是毛死前权力斗争的一大胜利。在此之前，毛已指派华出任国务院代总理，接替才去世的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到了四月上旬，数以万计的民众在天安门广场哀悼周恩来，并抗议造反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四人帮。这个游行被打成“反革命暴动”。毛为了安抚造反派，以煽动不安罪名整肃邓小平。毛为了搞调和，不选造反派，而选华做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因此成为毛确认的接班人，得以主持中央政府和掌理日常党务，造反派转而指控华右倾。
华决定他无法再等下去。一九七六年四月三十日他告诉毛主席造反派的攻击危及他的地位时，我也在中南海。会后华与我透露他们的谈话内容，并把毛写的字条给我看。毛蜷曲的字体写着：“你办事，我放心”、“照过去方针办”、“慢慢来，不要着急”。那时毛已口齿不清，他发现用笔比较容易沟通。华国锋将纸条拿给政治局看，毛的纸条是他接班合法化的唯一文件。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午夜零点，毛泽东的呼吸越来越微弱。为了急救，刚刚给毛从静脉的输液管道内注入了升脉散，血压由已降到了 86/66 毫米汞柱升至 104/72 毫米汞注，心跳也稍微增强了一些。华国锋殷切的眼睛望着我，他低声急促地问我：“李院长，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了?”王洪文、张春桥和汪东兴都凑了过来。
我沉默地凝望着华国锋。室内除了呼吸机的嘶嘶声以外，空气好象凝结了。我小声说：“我们已经用尽了各种方法……”大家又沉默下来。
华低下头沉思了一下，然后对汪东兴说：“立刻通知江青同志和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员。也要通知外地的政治局委员，要他们即刻来北京。”汪起身出去时，内室中的一位值班护士跑过来，匆匆对我说：“李院长，张玉凤说毛主席在叫您。”我绕过屏风，走到毛的床边。
张玉凤是毛十四年最亲近的的随员。张玉凤曾为毛出巡全国时私人专列上的服务员，现在则是他的机要秘书。张玉凤与毛初次相遇於毛在长沙举办的晚会上。那是一九六二年冬，她那时年方十八，天真无邪，有着大大圆圆的眼睛和白皙的皮肤，她主动请主席跳舞。就在那次晚会上，毛与张连续跳了几场舞，等到舞会结束，我亲眼看见了毛携了张玉凤的手回到他的住室。
毛与张的关系十分亲密，毛也有其他几位女友。现在仍有两位原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孟锦云和李玲诗在做毛的护士，替他擦身和喂食。但张玉凤待在毛身边最久。虽然在岁月催折下，她也开始饮酒，但她一直深受毛的信任。一九七四年，毛的机要秘书徐业夫因肺癌住院，张便接管毛每日批阅公文的收发。在毛视力衰退以后，她便负责将那些公文读给毛泽东听。张於同年年底由汪东兴正式任命为毛的机要秘书。
我是毛的私人医生，给毛检查身体时，还可以见到毛，谈几句。别的任何人，要见到毛，首先要经过张玉凤的同意。一九七六年六月中旬，华国锋到游泳池来，要向毛报告工作。叫张玉凤三次，张睡觉不起，另外两个值班的是孟锦云和李玲诗，不敢向毛说华要谈工作。她们说，不经过张，直接同毛讲了，就不得了。华等了两个多小时，张仍然不起床，华只好走了。孟锦云告诉我，一九七六年初“批邓整风”后，邓的女儿给毛写了一封信，说批邓以后，撤走了工作人员，邓有病，她要求自己留下，照顾父母。这封信是否交给了毛，很值得怀疑。因为结果邓的女儿仍没能够去照顾她父亲。
张玉凤能爬到这个位子，完全是因为只有她听得懂毛的话。连我都要透过她翻译。张玉凤对我说：“李院长，主席问您还有救吗?”
毛用力点点头，同时慢慢伸出右手抓住我的手。我握住他枯槁的手，桡动脉的搏动很弱，几乎触摸不到。两侧面颊深陷，早已失去了他以往丰满的面容。两眼暗淡无神，面色灰青。心电图示波器显示的心电波，波幅低而不规律。
我们六周前将毛从中南海游泳池搬到代号为“二零二”这座大厦内的一个房间。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北京附近发生了强烈地震。北京东北一百里外的唐山市全被摧毁。二十五万余人当场死亡。北京市虽没什么伤亡，但房屋倒塌多处。数以百万的市民唯恐再发生一次强烈余震，在街上搭的防震棚住了好几个礼拜。自文化大革命初期，毛便住进了中南海的室内游泳池。他的病床就在室内游泳池内一个房间里。地震时游泳池也受到强烈震摇。我们决定将他迁往更安全的地方。
二零二似乎是唯一的选择。一九七四年游泳池以南的旧平房被拆掉，盖了一座抗地震的大厦，旁边又修了随从人员的住房。大厦有走廊连接游泳池。这座大厦就称为“二零二”。唐山大地震当天傍晚下了大雨，又有一次地震。在二零二这栋屋内，几乎没有任何感觉，其实那时即使山崩地裂我都不会有什么感觉。我全心全意在救助毛泽东奄奄一息的生命。华国锋、张春桥、王洪文和汪东兴此时静静地走到毛床前。我听见另一批人从屏风后面悄悄进房的声音。房里都是人，大家正准备换班。
我站在那，握着毛的手，感觉他微弱的脉搏时，江青从她居住的春藕斋赶到。她一进门就大声嚷道：“你们谁来报告情况?”
如果将毛十四岁时，他父母替他安排，他却拒绝圆房的那椿婚姻也算在内，江青是毛的第四任妻子。毛於一九三八年不顾共产党政治局的激烈反对，与江青在延安结婚。传说江青在延安时期对人温和有礼。但在一九四九年后，这位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妻子，却因无法掌握实权而对人生厌烦，并变得不可理喻，难以伺候。直到文化大革命后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上被选为政治局委员，才得以运用她的权势刺激消除旧隙。毛和江青长年来各过各的生活，但毛并不想和她离婚。毛恢复自由之身后大可以和别人结婚，但他不愿意这样做。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江青搬去钓鱼台国宾馆。直到毛六月发生第二次心肌梗死，江青才搬回中南海的春藕斋旁新建的一所华丽的大房子。
华国锋摇摇手说：“江青同志，主席正在同李院长讲话。”
虽然我心里清楚毛毫无希望，我仍试图安慰他。这几年来他的健康情形每下愈况。在一九七一年九月后不久，当时身为党副主席、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毛钦定接班人，全中国公认为毛最亲密的战友林彪背叛毛，并策划暗杀他。林彪在他的计划暴露之后，与他夫人叶群和儿子林立果一起搭机准备潜逃到苏联。飞机因燃料用尽，在外蒙古的温都尔汗坠毁，机上人员全部死亡。林彪事件后，毛更形沮丧，无精打采，且持续失眠，最后他终於病倒了。
在美国总统尼克森一九七二年二月第一次来中国访问的几个礼拜前，毛仍抗拒着医生所给他的任何医疗措施。直到尼克森预定抵达的三个礼拜前，毛醒悟到如果他的健康状况再不改善，他便无法亲临这场历史性的外交会晤。他叫我给他治疗。
当时他的病况过於严重，完全恢复是不可能的。经过不断的治疗，肺部感染得到控制，心脏功能明显好转，水肿在消退，但是直到会见尼克森的时候，露在衣服外面的颈部和双手水肿还没全消，两足更是明显，原来的布鞋穿不下去，特地做了一双大鞋，他此时行走仍很困难。我在中南海室内游泳池门口迎见尼克森总统的座车，领他到毛的书房后，就在接待室外的走廊上将急救设备准备好，以防万一。也因此我听到了他们的谈话。
现年八十三岁的毛百病缠身，他长年吸烟的习惯毁了他的肺，并有慢性气管炎、肺炎和气肿发作。他的左肺中有三个大的空泡，所以只能向左侧倾卧，这样右肺才能充分膨胀吸入足够的空气。他常常只能借助氧气机器呼吸。在几次急救中，我们使用季辛吉在一九七一年秘密访问中国时送的美国制呼吸器。
一九七四年的诊断确定，毛的病非西方所猜测的帕金森氏综合症(另称震颤性麻痹)，而是一种罕见而又无药可救的运动神经元病(另称内侧纵索硬化症)也就是脑延髓和脊髓内，主宰喉、咽、舌、右手、右腿运动的神经细胞逐渐变质死亡。在国外文献报告上的统计，这种病如已侵犯到喉、咽、舌的运动神经细胞，最多只能活两年。因为，喉、舌瘫痪，会引起肺部的反复感染，不能吞咽，不能正常饮食，势必更形衰弱。必须经鼻道装胃管饲食。受影响的肌肉组织失去功用，呼吸困难。现今仍未有有效的治疗方法。
毛的病情如专家所料的恶化。但真正使毛致命的，是他的心脏--那老迈而被慢性肺炎折磨的心脏。毛在一九七六年五月中旬和张玉凤一次剧烈争吵中，爆发第一次心肌梗死，六月二十六日则是第二次。第三次发生於九月二日。医生们全都知道死神就要降临，但没有人敢明言。
毛主席仍在和死神挣扎。
我弯了腰对他说：“主席放心，我们有办法。”这时有一痕红晕在毛的两颊出现，两眼顿时露出了刹那的喜悦光彩。接着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两眼合下来，右手无力地从我的手中脱落，心电图示波器上呈现的是一条毫无起伏的平平的横线。我看看腕上的手表，正是九月九日零时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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