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发动“文革”为什么要拿吴晗开刀
“文化大革命”骇人听闻，不堪回首。然而，“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怎么搞起来的？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林彪1966年10月25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也指出：“这个运动(指“文化大革命”)从头到尾是主席发动的，主席领导的。”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发表，点燃了“文革”的第一把火。针对姚文元文章的出笼，江青曾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
毛泽东为什么要放“文化大革命”这个火？又怎样放这个火的呢？应该说，这决不是他一时的冲动，而是自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以来，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日积月累逐渐发展的必然结果。在毛泽东看来，当时的党中央已经出现了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迫在眉睫，时刻都可能发生，如不发动一场大革命，党就要变质，国家就要变颜色了。毛泽东1966年10月25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说：“引起警惕，还是二十三条那个时候，北京就是没有办法，中央也没有办法。”在这种认识和估计下，毛泽东就放起“文化大革命”的火来。
点燃“文化大革命”第一把火的是姚文元1965年11月10日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被人们称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引火物”。毛泽东则说：“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该从1965年冬姚文元同志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始。”姚文元的这篇文章究竟是怎么出笼的？有的书说是江青组织人写这篇文章的，没有得到毛泽东“批准”。这不符合实际。事后，毛泽东和江青都明明白白向人们讲述过这篇文章的写作过程和出笼情况。另外，还有党的文献可以作为佐证。
1967年9月，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在谈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从姚文元所写的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开始”后，接着指出：
那个时候(指1965年初)，我们这个国家在某些部门、某些地方被修正主义把持了，真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当时我建议江青同志组织一下写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但就在这个红色城市无能为力，无奈只好到上海去组织。最后文章写好了，我看了三遍，认为基本上可以，让江青同志拿回去发表。我建议再让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看一下，但江青同志建议：“这文章就这样发表，我看不用叫恩来同志、康生同志看了。”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以后，全国大多数的报纸都登载了，但就是北京不登，后来我建议出小册子，也受到抵制，没有行得通。
江青1967年4月12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也详细地讲过这篇文章的写作过程。她说：
有几年我害病，为了恢复健康，医生要我参加一些文化生活，锻炼听觉和视觉。这样我就比较系统地接触了部分的文学艺术问题。哎呀，觉得这个问题就大啦！在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大量的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或者是被歪曲了的工农兵的形象。……1962年，我同中宣部、文化部的4位正副部长谈话，他们都不听。对于那个“有鬼无害论”，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文章，是在上海请柯庆施同志帮助组织的，他是支持我们的。当时在北京可攻不开啊！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我在革命现代京剧会演以前，作了调查研究，并且参与了艺术实践，感觉到文艺评论也是有问题的。我那儿有一些材料，因为怕主席太累，没有给主席看。有一天，一个同志把吴晗写的《朱元璋传》拿给主席看。我说：别，主席累得很，他不过是要稿费嘛，要名嘛，给他出版，出版以后批评。我还要批评他的《海瑞罢官》哪！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桥同志每来北京一次，就有人探听。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那是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但是却也在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
我们这里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自己搞一篇评论文章，他们都不许。气愤不气愤哪！我们组织的文章在上海登了以后，北京居然可以19天不登。后来主席生了气，说出小册子。小册子出来，北京也不给发行。当时我觉得，才怪呢，一个吴晗完全可以拿出来批嘛，有什么关系！
从毛泽东和江青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一、在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问题上，他们两人的意见是一致的。毛泽东说：“我建议江青同志组织一下写文章批判《海瑞罢官》”；江青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有的书说姚文元批《海瑞罢官》文章的策划组织者是江青，不错，但事实表明这“策划组织”是毛泽东建议或允许的。正因为这样，姚文元这篇文章成为他决意发动“文化大革命”总战略中的一步棋，第一步棋。二、彭真“拼命保护吴晗”，北京“水泼不进，针插不进”，《海瑞罢官》的文章在北京“无能为力，无奈只好到上海去组织”，类似的话毛泽东不止一次说过。1966年10月25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去年九、十月份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怎么办？我就感到北京我的意见不能实行。为什么批判吴晗不能在北京发起，而在上海发起呢？因为北京没有人办。”三、江青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是秘密的，“保密的”，在政治局委员中除了柯庆施以外，谁都不知道；文章写好后，毛泽东建议“让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看一下”，江青则说，“不用叫恩来同志、康生同志看了”，“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从江青的说法可以看到：第一，所谓“中央领导同志”，除毛泽东外，既没有排在第一位的中央副主席刘少奇，也没有总书记邓小平。至于彭真、陆定一，那就更不在话下了。尽管从组织程序上讲，他们与这件事有直接关系；第二，所谓“他们扼杀这篇文章”，这个“他们”，当然不是指康生，而主要是指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等。事实也正是这样。姚文元的文章在上海发表后，受到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和以陆定一为首的中宣部的抵制，用江青的话说，就是“北京居然可以19天不登。后来主席生了气，说出小册子。小册子出来，北京也不给发行。”这还了得！然而，说不定，这正是毛泽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所正要造成的一种局面和情势呢！
关于批判《海瑞罢官》，的确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步棋”、“一把火”，这在党的文献中也有明确的表述。经毛泽东审阅和修改过的林彪做的九大报告，在叙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这一节中说：“……接着，毛主席又发动了对《海瑞罢官》等大毒草的批判，锋芒所向，直指修正主义集团的巢穴——刘少奇控制下的那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即旧北京市委。”
批判吴晗，矛头指向的是北京市委，是北京市市长彭真及“一大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五一六通知》集中了毛泽东半年多来的所思、所想、所谈，成为“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
有一个问题，或者说一个“谜”，十分值得人们深思。这就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要拿吴晗开刀？只因为吴晗在20世纪60年代初写了《海瑞罢官》，而其“要害是‘罢官’”，即为1959年庐山会议上被罢了官的彭德怀“鸣冤叫屈”，这好像说不大通。这样做，充其量只不过能提高或增强吴晗“问题”的严重性，给他扣上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帽子；而彭德怀是早已被打倒和下台的人了，翻腾彭德怀的问题，对搞一场“文化大革命”远远不够。毛泽东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尽管当时也云里雾里搞得沸沸扬扬，并且上了中央文件，但说到底也只不过是一个借口和筹码。实际上重要的问题和原因恐怕是因为吴晗是北京市的副市长，“牵一发而动全身”，整吴晗可以作为整北京市委以及中央一些人的入手处。毛泽东本来赞扬姚文元的文章好，好在点了名，但说它没击中要害，即未点“罢官”；后来，即1970年，毛泽东在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时却又说：“关于《海瑞罢官》，那篇文章击中了我们的敌人的要害。”这击中敌人的“要害”又是指什么呢？显然就是姚文元的文章为揭开北京市委以及中央一些人的“问题”架了桥，开了路。1966年第9期《红旗》杂志在《彻底批判前北京市委一些主要负责人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社论中说，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触怒了前北京市委那帮修正主义老爷们”——用以激怒北京市委，这恐怕是真正的底蕴和天机。
评吴晗《海瑞罢官》的文章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是不是没有吴晗的《海瑞罢官》以及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文化大革命”就不要搞了？显然不是。历史的必然性总是通过这样或那样的偶然性表现出来和开辟道路的。实际上，“文化大革命”在毛泽东心中，在长期“左”倾错误所造成的历史情势和局面下，是非搞不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