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文化大革命”看成“权力斗争”，是十分肤浅的观点

来源: 宜城渔翁于 2018-01-19 07:47:20 [档案] [博客]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次 (4812 bytes)

“文革”前，毛泽东退居二线，部分大权“旁落”，是客观事实。但是，当时“毛泽东同志的威望也达到高峰”（《决议》）。以毛泽东当时的声望和在党内的威信，对军队的绝对掌控，用组织手段解决问题，完全可以达到目的。

事实也是如此。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扩大），简称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扩大），于1966年8月1日─12日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141人。列席会议的有省、市、自治区党委及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和首都高等学校的“革命师生”代表47人。

新的中央常委的排名秩序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林彪名列第二位，实际上成为毛泽东的副手和接班人。全会没有重新选举中共中央主席和副主席，但以后只有林彪被称为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原来的副主席职务不再提及，实际上是取消了。

新的政治局常委的产生，意味着毛泽东重返党的领导第一线。而刘少奇则从第二位，成为排名第八位的常委。会议还撤销“彭、罗、陆、杨”的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职务，选举陶铸为书记处常务书记，叶剑英为书记处书记；谢富治、刘宁一为书记处候补书记。

会后，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很大部分权力，逐渐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所掌握。

如果“文化大革命”是“权力斗争”，1966年8月就可以结束了。

“文化大革命”，有其直接原因和社会历史原因。任何个人在“文革”中的经历，只是个“故事”。真也罷，假也罷，都只是“布朗”运动中的一个分子。个别分子无规则行走，就是随机游走。个别分子的运动轨迹，无法说清“文革。认真阅读《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会知道，将“文化大革命”看成“权力斗争”，是十分肤浅的观点。

习近平惩贪反腐的成就，说明认真思考“文革”的“社会历史原因”，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习近平惩贪反腐的手段高明，说明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错误的。不需要也不能在中国再次发动“文革”，不需要也不能造成“给全国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必须把“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论点，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寻找一条适合中国长治久安的发展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是代价不菲的“探索”。1989年的“风波”，得不到工人和农民得响应；一方面由于邓小平发展了经济，另一方面就是中国人民接受了“文革”的教训，不愿意承受“内乱“带来的严重灾难。1989年的历史事件，习近平惩贪反腐的手段，反映了人民和执政党都接受了“文化大革命”代价不菲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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