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留学生。
中国古代的大家闺秀往往才华横溢，不仅女工出色，而且能文会画。清末，他们中的很多更是踏上了海外留学的道路，不啻为中国女性近代命运的变革开了先声。
一般认为，中国人走出国门留学异邦是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具体而言，1847年广东人容闳（1828-1912）、黄宽(1829-1878)、黄胜由外国传教士资助赴美留学当属首开其端，这三位男学生出国时刻，距大清帝国遭遇西方强国坚船利炮的轰击，被迫打开封闭之门不过几年的时间。
其实，女性留学教育的历史要早于被历史公认的容闳等人，据容闳在其自传《西学东渐记》中曾经记录说郭实腊夫人主办的女塾因鸦片战争前的局势紧张而停办后，“携盲女三人赴美”。是年是1839年，比容闳等人留学海外早八年，在正是中英鸦片战争开始之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他们是近代中国最早的留学生，是女性留日教育的先驱。
近代中国第一女子留学人金雅妹。
女留学生从个案到逐渐融入出国潮流大致在1900年以后。如果说甲午战争刺激朝野人士开始全面自醒痛揭累累伤疤的话，那么，庚子事变则促使政府官员们不得不除旧布新改革弊政，出国留学之门再次向有志青年敞开。经过中日两国人士的努力，自1898年始日本政府一改过去拒绝中国人入境读书的政策，文部省于1899年颁发15号档正式确立接收中国留学生的决策，中国人取得合法留学日本的地位。
据现有数据记载，1901年有3人,1902年又有20名女性先后赴日本留学。其中除何香凝（1879-1972）外，基本局限在跟随家人赴日而进入该国学校读书的范畴。1903年，清朝驻日使节钱恂回国时留下女儿、儿媳在日本继续求学的情况就是典型一例。这一年，东京留学生曾发起拒俄运动，女留学生在抗拒沙俄继续强占东三省的大会上，立即成立女子救护队要求上前线的事实说明，留日的女生可组织一个十几人或几十人的行动小组了。
1903年以后随父兄留学的局面有所改变。像秋瑾（1875-1907）这样挣脱家庭羁绊自费赴日的非常女性逐渐增多。特别是1905年地方省份送女子留日之举打破了男子官费留学的成规旧例，女人方能敞开胸怀拥抱大千世界，畅快地凭海临风，饱吸先进国度的空气与营养。1905年，取得官费资格的女性有湖南人20名，其中最小的14岁，最大的48岁。其后有江西10名，云南13名。奉天（辽宁）省特派专人到日本实践女子学校商定每年派15人到该校修读师范专业，难能可贵。两年后，在东京成立的留日女学生会成员约100人（5）。1909年达到149人（6），初步形成留日女学生的小型群体。
近代女子留学的典范——宋氏三姐妹。
此间，各省先后取消了对女子官费出国留学的限制，势必刺激了自费女生出国的热情，女留学生西出“取经”者不再停留个案阶段。1905年先后有19名女学生自费入读美国中等学校，有的享受到官费待遇。1907年有的享受到官费待遇。1907年两江总督选派3名江苏女生赴美国威尔士利（今译威斯里安大学）女子学院读书，是为官费女生远学西方的开端。宋庆龄（1893-1981）姐妹三人也高高兴兴地跨入这所学校大门深造。至于到底有多少女子留学欧美，还很难说清楚，就零星材料看，1902至1911年留美女学生约30多人（据统计只是已考取大学之数）；有的著作称1910年在美国东部的女留学生有36人。留法的约近20人。
民国时期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留学生。
从留学区域比较，至清亡前，留学其它国家的女生远不能与留日相比拟，主要是费用昂贵的缘故。民初，女子出国留学的环境有所改善，主要表现在选择留学欧美国家的比例上升。以美国为例，民初期间大约增加到488人，此指已考取大学的人数，有的数据显示已达800余人，应该包括所在各级学校的总数；留学俄、德、英等国的女生人数远逊于美国；留法女生在20世纪20年代约20余人，主要得益于勤工俭学运动的发动与持续开展。与此相反，留日因受到中日两国留学政策及其它因素的干扰，人数比清亡前有所下降，女生也相应减少。然而，1912-1921年20年间，留日女生约有631人，比同时期留美的女生203人还多出428人。女子留日继续呈现主流趋势。
总之，清末民初时期女子出国留学的路程曲折坎坷，与中国文化传统历史积淀及特殊的国情不无关系。但是这些开风气之先的女子为中国近代历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责任编辑：石振麟；文章来源：《近代中国留学生论文集》（节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