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中，时在中央研究院工作的王实味，在《解放日报》上陆续发表了《政治家·艺术家》《野百合花》及《硬骨头和软骨头》等杂文，被当时中央社会部长康生上升为政治问题，随着又居心险恶地给王实味罗织捏造了“反党集团成员，国民党特务，反革命托派分子”的罪名，最后又由他口头发话，1947年1月，王实味在山西兴县被处决。
隔绝
王实味1906年生于河南省潢川县。4岁丧母，6岁上小学，13岁小学毕业（当时小学7年制），17岁中学毕业（中学四年制）。他从小学到中学，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因受父亲薰陶，古文功底较厚，他的老师曾夸他是“天上的玉麒麟下凡”。1925年考入北京大学文院预科。
年轻的王实味，爱憎分明，钦敬和追随中国共产党，并于1926年1月，经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由于王实味个性强，脾气拗，敢直言，常和党支部书记闹意见，敢争吵，于是被党支部书记开除了党籍。后来又经过他再三努力，于1937年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给康生造下口实，说他是托派分子。
刘莹，1906年生于长沙，1926年考进北大文院预科，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与王实味同在一个支部。1930年，刘莹和王实味结婚，通过多年的了解，她深知实味是个坚信共产主义、是非分明的人。这期间，王实味在上海笔耕甚勤，发表许多评论文章和短篇小说。他的短篇小说《小长儿和荔枝罐头》《杨五奶奶》和中篇小说《休息》，曾受到胡适和徐志摩的重视和赞许。当时王实味革命热情很高，焕发出极大的政治热情，经常与杜宏远等人在一起忙于救亡工作（杜原是北大党支部委员）。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救亡热浪席卷全国，王实味和妻子刘莹一致认为应该马上到延安去，因延安是他们向往已久的地方，那是革命的摇篮，是抗战的策源地。当他们决定去延安时，妻子刘莹已是孕妇，还要领着两个孩子，当时路途险恶如何去得延安？于是刘莹决定打胎。可吃了两服药都不见效，怎么办呢？经过商量，决定王实味先去延安，刘莹暂时回长沙娘家。在长沙设法住院或手术，那里有家人照顾，可以较好地休息，等身体恢复后再去延安。于是1937年9月，王实味送妻子和孩子到郑州，之后，由她带着两个孩子回到长沙，王实味于当年10月去了延安。
王实味到了延安，不断给妻子写信，一是问打胎情况，二是问何时去延安。刘莹在长沙吃了几剂药仍不见效，情况异常。幸亏嫂子张罗，安排在德国一家医院做了手术，取出死胎，总算没丢掉性命，但身体十分虚弱。此时，日寇已渐向武汉推进，再经铁路去陕西已不可能，只好在长沙住下。
1938年7月，日寇大举进攻武汉，长沙百姓也开始逃难，刘莹和姑母拖儿带女逃到了湖南桃源县。此时王实味的信由刘莹在湖南省立四师教书的同学余书云转交（省立四师也在桃源）。1938年10月，省立四师迁往湘西辰溪，刘莹又想去延安，结果仍未能成行，与余书云也失去联系。从此，刘莹与王实味断绝了音信。
1940年，友人来信要刘莹经重庆去延安，并说到了重庆，孩子由她安置在保育院，并寄来130元钱当路费。刘莹带着孩子经水路到了常雅，但因宜昌失守，水路不通，只得又从陆路到了沅陵，此时她手中的钱所剩无几，无奈只好由在桃源居住的一个邻居介绍，来到了一所中学任教，直到1947年底才回到长沙。
等待
1948年开始，刘莹在长沙市郊云峰中学教书。1949年2月参加党的地下工作，担任了联络员。1949年8月，长沙解放了，女儿和儿子分别念高中和初中，看到解放军入城的队伍，全家人禁不住流下了喜悦的泪水。中国绝大部分地区解放了，孩子们以为很快就可以见到爸爸了，刘莹天天盼望着全家团聚的日子。
长沙解放后，刘莹一面工作一面到处打听王实味的下落，但毫无结果，这使她焦急万分。她曾写信给中组部询问王实味在哪里？得到问答是：“王实味在敌人进攻延安时，要求到敌后工作，得到组织批准，从此失去联系。”
后来，又有人说实味可能在东北，正好1950年4月，吉林省教育厅到湖南招聘教员，经十二兵团介绍，刘莹去了东北，到吉林后分配到吉林市女中教书。1951年暑期刘莹参加思想改造运动，才得知王实味在延安整风时犯了错误，但没有人告诉她详情。1954年春，刘莹被下放到蛟河一中工作，两年后，又从蛟河一中（县城）下放到蛟河二中（新站镇）工作，刘莹尽量不去想这一再调动的原因，甚至别人调工资她反而被降一级，她也不在乎。在蛟河二中工作时，她的工作态度和成绩终于赢得当地政府、学校党支部、老师和学生们高度评价，可有时一想到实味下落不明，她心里像压上一块石头。
她女儿再次写信到中组部询问父亲下落。这次回答是：“王实味到台湾去了。”当时，她们还以为是被组织上派到台湾去做地下工作了呢。
刘莹也曾怀疑得到的情况是否可靠，左思右想，最后责怪自己：“应该相信组织。”
只有等待。
1962年，刘莹到了退休年龄，但她又主动要求干了三年义务工作。后来学校要给她补发工资，她说捐图书室买毛主席著作吧。直到1965年她才依依不舍地离开她所热爱的教育事业，开始了真正的退休生活，户口迁到了长春，住在女儿家里。后来，为了照顾孙子，1970年她又将户口转到吉林伊通县儿子家；1981年，她又来到了湖北二汽，与儿子、儿媳、孙子、孙女一起住在十堰。
奔走
直到1978年的一天，刘莹和全家一起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忽听到播音员说出了王实味的名字，她顿时紧张起来，屏住呼吸仔细听着：怎么说实味是暗藏的国民党特务？天哪！他竟被处决了！
刘莹顿时昏了过去。
待她清醒过来时，孩子们都守在她身边流泪。这年，刘莹已经72岁了，怎能经得住如此巨大的打击。后来得知王实味的罪名是：反党集团成员、国民党特务，还是反革命托派分子。她听后，万分气愤，凭着她对王实味为人极透彻的了解，她当即确定这些罪名是强加在他头上的。这是千古奇冤，可何时能昭雪呢？
1979年冬，全国上下在批两个“凡是”。刘莹决定去北京为实味申诉，要求中央为王实味平反。从此，她开始为了王实味清白而奔走呼号。
十多年间，她与女儿不断地给中央写申诉信，并多次到北京上访，她感到虽有党内外各方面人士的同情和支持，然而争取为实味平反的路毕竟是漫长而艰难的。
但事情渐渐有了进展。
1982年2月，中组部否定了“反党集团”的存在；1986年8月《毛泽东著作选读》出版，有关王实味的注释改写成：“关于他是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一事，据查不能成立”；1991年2月，公安部下达给王实味彻底平反的决定。
1991年春，公安部的两位同志来到刘莹家，时年85岁的刘莹看到复查决定中王实味恢复了“同志”的称呼，激动得热泪盈眶。当公安部同志将1万元慰问金送给她时，她坚决不要，把慰问金全部捐献给当地文联，作为青年文学奖励基金。
此时，已是王实味被错误处决后的第44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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