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还原的真相— 当事者都选择了回避

来源: 加州花坊于 2022-11-11 06:02:49 [档案] [博客]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次 (62058 bytes)

汉嘉女1 2022-11-11 04:42 发表于四川

当事者都选择了回避

1950年代中期，卞仲耘和她的一对儿女

1966年8月5日，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党支部书记、副校长卞仲耘死于该校女生的一次揪斗，成为北京最早殉难的教育工作者，年仅五十岁。史称“八五事件”。

几十年后，经过走访调查，“八五事件”的基本脉络渐渐从不同人的记忆碎片中拼接出来：8月5日下午的“游斗’分为四步：卞仲耘、胡志涛等五位校领导先是围着大操场示众三圈；接着，被押到宿舍楼旁的一个狭小高台上接受批斗；批斗后，被押到小操场接受体罚性劳动，挑土抬土；最后分散到操场北边的厕所、宿舍楼等地搬花盆、扫楼道、抠马桶盖。

整个过程中，不断有各年级学生围观，人数时多时少，聚聚散散。

校长胡志涛开始穿着白衣服，转了一圈后，白衣服被墨汁泼成了黑色。在小操场内，有同学看见卞校长头朝下地躺在手推车上！有人上去踢了手推车一脚，有人纠正说，不是踢，是怕校长头朝下躺着难受，又不敢上前去纠正，就用脚踩了一下车子，以便让校长的头变成朝上。

2010年4月13日，走访百余位师生后，刘进把调查报告送交北师大实验中学存档。当月底，调查文章《也谈卞仲耘之死》刊发在一个供文革研究者交流的电子刊物上。同年8月，这篇文章更名为《关于卞仲耘之死的另一种陈述》发表在另一家杂志上。

按照通常的逻辑，事件调查的最终结论，都会形成一个明确的结论：校长因何而死？因谁而死？

然而没有，这些内容都被有意识地回避了。有些曾在不同时间段围观的同学，对参与打人者有如此回忆：一个初二女生，“皮肤黝黑身材高大”；“一个大胖脸，一个瘦高个儿”。

她们会是校长之死的直接责任人吗？是否需要披露她们的名字？五人调查小组讨论后一致决定：不写。

于是，关于打人者的表述，既有所指又语焉不详，明眼人一看都知道所指为谁，不清楚的人则永远是一头雾水。

对此，调查小组成员之一的冯敬兰说：“既要追寻真相，又不愿涉及自己，既要回溯构成历史事件的细节，又要宜粗不宜细。这就是真相的困境。”

面对这样的调查结果，死难者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当然不会满意。

王晶垚与调查组成员中的叶维丽的父母相识，2001年叶维丽最初开始调查时，王晶垚曾给叶维丽看过一张照片。画面“黑乎乎的，完全看不清是什么。”王晶垚告诉叶维丽，这是卞仲耘遇难后的手——肿得像戴着拳击手套一样。不仅如此，他见到卞仲耘时，脸已经全部变成紫黑色——布满了被殴打后的血印、脚印。

可是在调查报告中，完全看不到是何人所为，倒像是受害者自己把自己撞伤成这样的，叫人如何接受？

王晶垚坚持认为，五人调查小组中的刘进、宋彬彬虽然可能没有亲自动手打人，但事发时属于学校的权力当局，刘进是统管全校学生的“学生代表会”主席，宋彬彬是四个副主席之一，理当负有很大责任。

2014年1月13日，刘进、宋彬彬就卞仲耘校长之死公开道歉。第二天，徐小棣去看望王晶垚，她看到老人正在读报纸上的相关报道，并自言自语说：“错？！那是罪！宽容？对罪犯也能宽容吗？”半个月后，王晶垚发表了一份声明，表示自己决不接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虚伪道歉！

对于宋彬彬的公开道歉，学者徐贲、朱学勤等人也撰文称，“道歉里缺乏真诚的忏悔，她只是认了一些小‘错’，而根本没有看到（或承认）自己在极权之恶中该承担的那份‘罪责’”、“毒打卞仲耘致死的直接肇事者究竟是谁？这一要害她和她的团队还是在回避……”

对那些参与了殴打校长的人，大约十个左右，调查组没有找。想到“自省是个人的事情”，希望她们自己站出来说出真相。然而很遗憾，一个也没有。

文史学者丁东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调查了又不说凶手姓名，是刘进、宋彬彬道歉的“死结”。“你总说你不是凶手，那么凶手是谁？你不说凶手姓名，道歉有多大的用？”

作为调查组成员的冯敬兰，数十年后回想起卞校长去世的当晚，她回到家中，跟谁都没有提起这件恐怖的事。此后多年，就好像遗忘了一样。直到展开调查，她才常常反思，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结论惊心动魄：这是一种对生命的漠视。“当时那种教育，让人的感情变得粗糙、心肠很硬。年纪大了，渐渐恢复了，有了同情心恻隐心，才知道以前是不正常的。”

于是我们看到这样一种情景，在卞校长遇难的第二天一早，学校广播里就传来一个女同学的声音：“死了就死了！”广播里还说了很多，都忘了，但这一句冷漠绝情的话，却一直刻在叶维丽的心中。说这话的是刘进。

时隔36年，在一次插队知青聚会上，叶维丽见到了刘进。后者头发已经灰白，叶维丽上去就问：“你是不是说过那句话：“死了就死了？”

“说了。”刘进没有犹豫。刘进告诉叶维丽，那是传达校长遇难当天晚上北京市领导的意见。换句话说，她是鹦鹉学舌，照本宣科而已。在当时，打死个人，算什么呢？

13天后，8月18日，宋彬彬上了天安门，改名宋要武。

那天，原本出风头的应该是学生会主席刘进。刘进是高干子女，她父亲刘仰峤曾任河南、湖北省委书记，后调任高等教育部副部长。因为这个缘故，她转学到了北京。女附中不满意她的考试成绩，硬是让给留了一级。

进入女附中的刘进很快成为学校大力表彰的模范生，给全校做报告“怎样克服骄娇二气”，第二年就入了党。

1966年6月1日早上，正在跑步的刘进听到喇叭里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深受启发，随即找到宋彬彬，问她愿不愿意一起写大字报，给学校提意见？宋彬彬同意了。

6月1日中午，师大女附中校园里也贴出大字报，像聂元梓一样，对学校领导进行攻击。

因为这张大字报，刘进由高三3班的民兵排长，一跃成为统管全校学生的“学生代表会”主席，宋彬彬是副主席。

6月3日，工作组进驻师大女附中，宣布支持起来造反的学生，斥令校领导全部靠边站，初中部的附中女生还将“卞猪头”的大字报，贴满了卞仲耘家。

6月23日，工作组主持召开全校批判揭发大会，卞仲耘被推上批斗台，其他4位校领导站在台下。上台发言的女学生个个气愤填膺，对着卞仲耘挥舞拳头，呼喊口号。突然有学生手持军训用的刺杀木枪冲上台去，几下将卞仲耘捅倒在地。卞刚倒地，又有人拽着头发将她拖起来。

批判会后，深受折磨的卞仲耘向上级写了一份请求保护的报告。

8月4日，师大女附中红卫兵们将矛头对准“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强迫她们交代“反动思想”。

同一天下午，红卫兵闯进几位校领导办公室，用皮带抽打了他们。

眼见形势危急，王晶垚劝妻子离开北京，回安徽老家暂避一时。卞仲耘认为自己是清白的，为维护个人尊严，她拒绝逃走。

8月5日早晨，家中保姆对卞仲耘说：“别去学校了。”但她还是走向了学校，那是她的岗位。

与此同时，身为师大女附中副校长的胡志涛，却去了北京市委，找到分管文教的负责人，告诉说在师大女附中，校领导的人身安全已经没有保障。她得到的回答是：“你先回学校去吧。”

这天下午2时左右，女附中高一（3）班的红卫兵突然聚集起来，冲到正在打扫厕所的副校长胡志涛跟前。胡志涛对学生说，工作组撤走以后，红卫兵如要开批斗会，要事先报告新成立的北京市委。

没人理睬她的提醒。红卫兵将学校5个领导揪到大操场上，给他们分别戴上用废纸篓糊成的高帽子，在他们的脖子上套上写有“反革命黑帮”、“三反分子”字样的牌子。然后强迫他们一字排开跪下，宣布“大批判”会立即开始。

然而，仅草草批判了几句，就将被斗者从高台上拉下来游街，强迫他们一边走一边敲打被硬塞到手中的铁簸箕，不断大声地说：“我是牛鬼蛇神。”

5位被斗者走到小操场，被勒令停下来劳动，挑走那里的一堆沙子。红卫兵亲自动手，在卞仲耘挑的筐里装满沙子，用铁锹拍了又拍。经受了半天折磨的卞仲耘哪里挑得起来，红卫兵就一拥而上，一顿拳脚乱棍，将她打倒在地。

女附中的老师们吓得躲在办公室里不敢出来。5名校领导只能孤立无援地承受狂热女生的殴打，完全失去了自卫能力，被学生们一路厮打着拉扯向宿舍楼。

一路上乱棍如雨，殴打者使用了形形色色的木棍，其中包括带有钉子的桌腿。宿舍楼走廊的白墙上留下了斑斑血迹。

这场棍棒交加的殴打持续两个多小时，大约到了下午5时，受殴打最重的卞仲耘终于失去知觉，倒在了学生宿舍的台阶上。

有人看出来卞仲耘性命垂危，叫来一个校工和语文教师林莽，将她搬上平时推垃圾的手推车。对此，红卫兵们无动于衷，继续批斗神志仍还清醒的另外4人。

副校长胡志涛看到躺在手推车上的卞仲耘胳膊红肿，布满伤痕，眼睛微张，瞳孔没有了反应。胡志涛挣扎着对身边的红卫兵说，她有生命危险，要马上送医院！

红卫兵却对胡志涛吼道：“黑帮，你不好好改造，也是这个下场！”接着将她推进一间办公室关了起来。

残酷的批斗会终于进入尾声。有校工将载着卞仲耘身躯的手推车推到学校北门附近，因为马路对面就是邮电部医院。这时天色还很亮，有红卫兵说就这样把卞仲耘推出学校“影响不好”，于是就用大字报将她覆盖起来，还在上面压了一把扫帚。

有人到邮电部医院请来医生急救。医生在晚上7时左右赶来，见状立即将卞仲耘抬往医院抢救，但此时的卞仲耘已经死亡多时了。

梅树民是当年的教导处副主任、学生党支部负责人，也是“八五事件”当天与卞仲耘一起被批斗的五位校领导中的一员。2006年4月，叶维丽、刘进、宋彬彬等人拜访梅树民老师时，梅老师曾责问刘进和宋彬彬说：“当时你们都到哪里去了？你们学生党员都到哪里去了？”两个年已半百的学生尴尬地坐在一边，无言以对。

等到再和刘进见面时，梅老师又问：“如果是你父亲，你也会这样做吗？”“我当时特别盼望你们能来救我！”

又过了很久，梅老师与刘进再次见面，梅老师开口就问：“刘进啊，你写第一张大字报之前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呢？”随即又问：“你们当时怎么就不能想点办法，把老师们集中起来学习呢？这样不也是种保护吗？”

面对这些直击心灵的追问，刘进仍然无言以对。

梅老师追问的是良知，是理性，而刘进们当时的情绪，正陷于一种疯狂。

1966年8月18日当天凌晨，刘进带领全校上千名学生出发奔赴天安门，参加接见。天色大亮后，她听到城楼上高音喇叭喊道：北大附中，上来40个；女附中，上来40个。她就喊来宋彬彬说：“你当过学生会文体部长，认识的人多，你挑40个人带上去吧。”

从现存的影音资料上看，当天，城楼上很多国家领导人脸色阴沉，一言不发。同城楼下狂热高呼“万岁”的群众形成极大的反差。周恩来临时决定，安排一部分中学生上城楼，以活跃气氛。刘进就叫宋彬彬挑选了40个同学，带队上了天安门。

那天，经一个同学提议，宋彬彬给毛主席戴上了袖章。她走过去的时候，没有遇到阻拦，公安部长谢富治认识她，问：“干什么？”她说：“给毛主席戴袖章。”

那天，被戴上袖章的还有周恩来、林彪等人。无数中学生在城楼上寻找着领导人，给他们戴上字迹、规格、型号各异的袖章。只有刘少奇予以了拒绝。

晚年，头发花白的刘进，在她组织的那场道歉会上，对宋彬彬说：“8.18那天，是我作为总领队派你带领同学上天安门城楼的，是我影响了你的人生。”

2002年春，为纪念学校成立85周年，编写了一本校史，其中“大事记”部分，1966到1976年十年间，除了提到学校改校名外，其余一片空白。

2007年9月，北师大女附中几位老校友倡议为卞校长立一尊雕像，表达对卞校长永远的歉意，以便让后人铭记。校友们最初与校方讨论的方案是：在学校里举行一个雕像落成仪式，卞仲耘校长的雕像将被安放在校园的操场上。但最终雕像落成时，校方却将安放的位置更改在教学楼一层的一间会议室内。雕像底座上只有名字和生卒年月，同学们曾经建议的“文革受难者”没有刻上。

因为当事者在刻意回避这段历史，卞仲耘之死，成了永远无法还原的真相。

资料来源：

1、陈薇《卞仲耘校长之死：伤痕撕扯难以愈合》

2、《红卫兵谈“道歉”：我们是那个时代的污点证人》（南方周末）

3、百度百科《卞仲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