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世纪｜真相：指责延安时期存在“杯水主义”是一种猎奇的误读
▲1944年7月，延安城东门外，宝塔山下（林迈克摄影）
中国现代革命几十年风雨历程，付出了几代人的青春热血和生命代价。其中，革命婚姻里的悲欢离合，严格说来属于革命人生的个人隐私内容。在此历史深处，总有一些疼痛的出血点，用什么态度和角度去探究对待之，考量着学术良知和道德品质。
延安时期对革命同志的恋爱婚姻有严格的组织纪律要求
所谓“杯水主义”，是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初期，一小部分激进分子在革命的旗号下，鼓吹消灭家庭，妇女国有化，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满足性欲的需要就像喝一杯水那么简单。这种极端无政府主义思潮曾引起部分青年思想混乱，并导致一定范围和一定时期性生活的放纵。
列宁曾指出：“这个出名的杯水主义完全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甚至是反社会的。”苏维埃政府曾采用严厉的手段，对“杯水主义”思潮及其行为进行批判和弹压。
中国现代革命首先是思想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直接表现为一系列的解放运动，运动中涌现出大量的叛逆者、逃亡者和理想追求者。走出家庭，叛逆社会，抛弃“三从四德”的旧式道德伦理，是青年知识女性踏上革命道路的必然开始。这场革命从来不提倡性解放、性自由，但在旧伦理已经被委弃，新道德还没有建立起来之际，婚姻自由与性自由也曾一度被曲解过。
进入革命根据地时期，革命队伍就逐渐建立起婚姻制度、结婚纪律、恋爱条件，强调革命道德，在条件可能的情况下也很注重结婚仪式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讨论通过婚姻条例，明确规定，“确定男女婚姻，以自由为原则”，“实行一夫一妻，禁止一夫多妻”。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一度沿用该婚姻制度。1939年4月，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共22条。该条例依据“民权主义之根本精神与陕甘宁边区之实际情况”而制定，“男女婚姻照本人之自由意志为原则。实行一夫一妻制，禁止纳妾”。“男女结婚须双方自愿，及有二人之证婚。”“结婚之双方得向当地政府或市政府请求结婚登记，发给结婚证。”“有配偶者，未经离婚，不得重为结婚。”1944年3月，该婚姻条例经修订归并为15条，重新颁布，增加大生产运动中动员一切社会力量参加生产劳动内容。1946年4月，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新的《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共16条。
处在战争环境，这些法律条文的执行是有一定限度的。
为了提高革命队伍的战斗力，延安时期对革命同志的恋爱婚姻还有严格的组织纪律要求，尤其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队伍里，有比法律更坚硬的恋爱结婚条件，形成不可逾越的恋爱政治规矩
主要有“二五八团”和“三五八团”之说。前者为：25岁，8年军（干）龄，团级干部；后者为：男女双方必须有一方是团级干部，双方都是党员且有3年党龄，双方年龄之和为50岁。这些具体的组织规定，是各地各部门自行拟订的，执行中也时常因人而异，因事而异。比如，当时驻守在米脂的八路军三五九旅规定的婚姻条件就宽松得多：红军时期入伍的连以上干部、抗战时期入伍的团以上职务，年龄在28岁以上，即可就地解决婚姻。
“芦沟桥事变”后，出任抗大政治部主任的莫文骅感觉到，随着革命女青年的到来，婚恋情况也多起来。为了不影响学习，他在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后，抗大政治部做出决定，要求学员学习期间不准谈恋爱、不准结婚。可是不久，抗大一位校领导干部没有报告，就与女学员结婚了。毛泽东一纸手令，将该领导撤职，并降一级使用。后来，抗大发生黄克功案件，大家知道问题严重了，对恋爱结婚的纪律要求更加严格。
八路军一二九师深入晋察冀地区，在与日伪军的“扫荡”与反“扫荡”斗争严酷环境中，执行严格的恋爱婚姻“二五八团”条件管控，平时的民主生活会，整风运动中的思想清洁、组织审查，开展广泛的批评自我批评，对照检查，人人过关。
任何规章制度都是针对具体问题的，制度执行起来只能一视同仁。通过思想疏导，纪律教育，整风运动，以及自我修养，革命队伍的青年男女绝大多数都能够接受战争现实，遵守恋爱婚姻制度。
1937年5月，驻留延安作深入采访的美国记者海伦·斯诺（尼姆·威尔斯）发现，“清教主义、禁欲主义以及斯巴达主义的哲学，主宰着延安的一切”。“无论男女，鲁莽、放肆，也属禁忌之列，这种习俗，至今仍然如此。对女性来说，试图引人注目的言行，都被看作‘政治上的不可靠’。在这支道德上极端拘谨、纪律非常严明、为革命不惜牺牲一切的军队里，一切罗曼蒂克式的风流韵事，不得不尽量避免。”
延安革命队伍集体生活的原则，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周末时间，男女青年有交际舞会，但男女交往必须遵守严格的纪律和规矩。
至于个别男女之间出现的婚外通奸行为，是个人道德败坏，生活腐化，革命队伍始终坚决批判之，惩罚之，清除之。
——摘自《世纪》杂志2020年第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