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真相揭秘：谁坑了新四军
1941年1月6日，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包括新四军军部、教导团和三支队共9000多人遭到国民党军8万多人包围袭击，几乎全军覆没。事变的真相究竟如何?谁该对新四军惨败负责?
李一氓，皖南事变时任新四军秘书长，还特别奉命协调叶挺、项英的关系，他成功突围，并据自己的亲身经历，给中共中央拍发了6份电报，详细阐述了皖南事变的经过与惨败真相。本策划摘自《李一氓回忆录》，人民出版社出版。
01 敌我双方军力对比悬殊 新四军行动迟缓原因
我党独立作战的一支部队，因行动错误而遭受严重损失的，只有1936年11月四方面军北上时西路军在河西走廊的一次;军部全军约万人，在皖南泾县覆灭又是一次。
那时在香港负责的是廖承志和潘汉年。我有责任向他们详细报告皖南事变的经过。他们两个人大概听了我好几次报告，听完以后，要我写成电报报告中央。我把电报编了号，以在韶关发的电报为第一号，在香港发的就从第二号算起，一共发到第六号。
报告第二号
一、我军之编组：
(一)第一纵队以第一团、新一团编成，人数约三千，司令傅秋涛，副司令赵凌波(原军参谋处长)，参谋长赵希仲;
(二)第二纵队以第五团及军部特务团编成，人数约二千余，司令张正坤，参谋长黄序周(军副官处长);
(三)第三纵队以第三团及新三团编成，人数二千余，司令黄火星;
(四)军直属队(包括教导队一个营)人数约一千。
二、敌军军力：
(一)总指挥上官云相，原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副总指挥唐式遵，原二十三集团军司令，在太平设指挥所;
(二)第一四四师唐明昭，川军，隶五十军;
(三)第一○八师戎纪五，原东北军，隶二十五军;
(四)第五二师刘秉哲，中央军，隶二十五军;
(五)第四十师方日英，中央军，由苏皖边调来;
(六)第七九师段茂霖，中央军，由浙江诸暨、绍兴前线调来;
(七)第六十二师冷欣;
(八)新编七师(预备队)田仲毅，川军;
(九)野战炮总队之一部，附炮六门;由浙江前线调来。
三、我军行动路线：
(一)走原来三战区指定到苏南的路线，必须通过五十二师及一○八师的防地，那时该两师兵力及六十二师冷欣部，已分别集中。同时，经过地区均已筑好工事。
(二)稍偏南走五十二师及一○八师之背面，仍须打两个师。
(三)再南，走泾县、宁国以南，旌德之北，脱离五十二及一○八师，有与四十师遭遇之可能，但只打四十师，我估计力量有余。
(四)故决定走第三条路。
四、我军行动迟缓之原因：
(一)自决定北移后，项英同志始终动摇不定，有时想苏北，有时想皖北，拿保全力量作为不坚决迅速行动之掩护。我个人曾三次进言，催促行动，少数损失可毋庸顾忌，皆被拒绝。且以“从苏南你可以穿便衣走，而枪杆子不能化装”之语加以斥责。并在一次干部会议上，暗中指出某些干部不顾保全力量的观点之不正确云云。而叶希夷始终想得点子弹，后来闹僵。战区则非行动后才发子弹，而叶则非子弹到手后才走。虽中央电到，谓得到战区的子弹与饷款只能认为是例外，叶笑语说“不留一点情(指顾祝同)，就发一万也是好的”。
(二)只有到后来中央书记处给项袁周的斥责电到了之后，同时得到情报四十师已进到泾县、旌德之线，才决定行动。那时还是十二月二十九日，但如果决心快，在三十一日或一月一日就出发，事情也不会闹到如此之糟。
(三)我三十日曾往催语袁国平促项行动。并向周谈，行动既决定应即作行军部署。但不知何故，决定到四日晓出发。
(四)四日大雨，晚间青弋江水涨，原来决定徒涉，此时不得不搭浮桥，而工兵计算河幅有误。搭好后还差二十米，又拆后重搭。加以军部由云岭出发到渡口竟会走错了路。由云岭到茂林四十里，连过江耽搁，到五日正午才到齐。
(五)五日又大雨，晚上未能行动，到六日晚才行动，又迟了两天，使敌人有时间准备好而我反变为被动。
02 项英接连否定突围方案 军部受敌包夹仓皇应战
报告第三号
一、六日下午决定作战部署，以第一纵队出涵岭向南攻击榔桥河，以第二纵队出高坦向北攻击星潭，并且箍制三溪之敌，以第三纵队出中岭直攻星潭。军部随第三纵队前进。
二、七日晨，第三纵队下中岭，为百户坑，坑口已为四十师以工事及火力所阻塞。道路窄狭，山势陡峭，攻击不能得手。而当天第一纵队之攻击虽已冲出求岭、剪口，但终为敌所阻止，并为当前河道(雨后水涨)所钳制。而五二师后军亦到，遂不能南攻星潭，至第二纵队亦在高岭、坑口，与敌肉搏。至此，战局已出意料之外，处于被动及不利地位。
三、当日下午开会二小时，叶希夷提出二个方案：
(一)立即后撤，循来路回茂林，再渡青弋江，打太平、洋溪、石埭、青阳，甚至再南出祁门、景德镇。袁认为可以考虑，项反对，认为政治上说不过去。叶反称此时求生存第一，政治上说得过去否，其次。但终被打消。
(二)翻百户右侧山梁，由另一坑口打出，但要翻无路的山，右侧坑口是否亦为敌所封锁不知道，待侦察地形与敌情后再出发，此时天已黄昏，非次日晨不能决定，耽搁时间而无把握，亦被打消。
四、参谋处李志高及叶超提出第三方案，决心继续攻击正面，任何牺牲在所不惜，项亦反对，认为损失力量。
五、至此不得不提出第四方案，即由高岭南之园岭翻出;避免与四十师作战，可与第二纵队会合，以便转至太平、洋溪间丘陵地带，而任第一纵队与四十师及五二师相持，但必须与七九师遭遇。会议情形并不顺利，反复讨论而项本人则无具体意见，但又反对别人的意见。
六、七日午夜撤退，选派第五团于八日占领园岭，下午我虽占领园岭，而七九师亦于当日到达山脚，向园岭攻击前进。
七、现在战局更形不利，园岭既占不成，正面攻击星潭之机会又已失去，遂迫得只有向原路退回茂林，进至铜陵、繁昌，相机北渡皖北之唯一出路。
八、此时在军部掌握中的队伍，只有一第三团，一特务团及一教导队了。七、八日晨(还是九日晚记不清楚了)得情报，刘雨卿已令一四四师由茂林封锁我之来路，以收夹攻之效。我遂仓惶出动，此时三团尚未吃饭(特务团尚未撤下，第五团尚在园岭)，军部与教导队先行，距离茂林十五里遂与一四四师发生战斗。时深夜大雨，敌情不明，第三团赶上很迟。项袁动摇，脱离部队而去，亦在此时。
03 项英袁国平脱离部队 阻敌总攻特务团牺牲殆尽
报告第四号
一、打星潭未奏效，转移阵地。又因七九师赶到园岭，未如愿。同时又接到情报，上官云相令一四四师由茂林堵我后路合围，以收夹击之效。故于十日晚，决定先期由来路退回茂林，仍转至铜(陵)繁(昌)地区作战及准备渡江，但此时军部已与第一纵队、第二纵队及第三纵队之新三团失去联络，同行动者只有教导队及第三团。项于是日晨即丧失信心，命令军需处将现金进行分配。自己并将马背上的行李分交四个卫士随身携带，一切机要文件，概行烧毁。
二、晚上行动至离茂林二十里山谷出口处，即与川军(一四四师)接触，我军实行动太迟，但时当黑夜，敌我不分，且下大雨，而第三团尚在军部序列之后，久等都没有赶上，使战局增加困难，不可能当晚达到突围企图。
三、我此时因情况不明，同时多次离开队伍，向前去探听消息，晚十时左右，项忽派人叫我几次，皆未找着。等我回到我的位置，知道项派人来找过我，遂去项处，那时袁国平、周子昆皆在。项一手握我，一手握袁，周在其前左不作一语，即匆匆向后走，此外同行者仅二三卫士。我初不知他是何用意，我还以为找地方开会，决定最后处置。但又不见有老叶，行数十步后，袁始说他的卫士没有来，周又自话说，他没带钱。我才恍然，项又要来他三年油山那一套。我即追问项叫过老叶没有，项反答叫了他不来。此时我对项此种行动不大赞成，我当即表示我不同他们走。项即反问，那你怎样办?我说，我另想办法打游击，也要带几支枪脱离队伍，也要想法救出几个干部，我还想把军法处、秘书处及胡立教等设法从铜陵、繁昌过皖北。项当即表示赞成，与我握手，并说把××(电文不清)也带走，他身上还有钱。袁当时表示愿同我走，又听说今晚无把握，须等明天看清情况再决定。结果仍与项、周同走，因同行之猎户是他们唯一之向导，于是分手，他们继续前进。
四、我一个人转回后，因找张元培、胡立教及军法处、秘书处的人未找着，首先遇见李步新(皖南特委书记)，我告诉他说老项他们走了，后走到河边祠堂叶之指挥所。当时我想告诉他这个消息，但又觉得太突然，刺激太甚。我想留下与叶一块，但又觉得项袁周党军政都是负责的，我没有与叶共存亡的责任，即或算开小差吧，也是奉命的。遂决定不告诉叶，仍然退出。找着张、胡、杨(帆)(军法处)等，并与李步新的地方党同志共三十余人，也就离开了队伍。过了一晚，十一日下午，在石井坑的谷道中，我们下山吃饭，遇见第五团全团撤退出来，向石井坑口出去，大家遂决定不管其他队伍在哪里，我们决定随第五团打游击。十二日后出至坑口才晓得，军部也打到石井坑来了。
五、项袁周他们也在附近山上，跟在第五团以后，下来与军部会合。
六、我承认我当时没有坚决反对项袁等的动摇，只是简单不满意、不与他们同行动而已。
七、我受了他们的影响，没有到最后时机，便脱离部队，这是我的错误。
报告第五号
一、经过几天行动及连续战斗与转移后，大部分部队已失去联络。军部于十二日晨转到石井坑时，教导队也不知去向。又当日五团三团特务团教导队及一团之一部皆会合于此。总计人数尚有四千，唯已建制零乱，弹药缺乏。
二、石井坑口有居民百余家，地形相当开阔，四围山地可守，粮食可吃一星期。
三、此时项袁初回，对整个局势不能表示意见;小饶(漱石)不懂军事;叶坚主守，以为能拖延四五天看延安有无办法，或能从蒋身上得出一线希望。
四、唯当日六个师已将我团团围住。仅石井坑南之东流山尚在我手中，守兵只有一排，且未筑工事。
五、合围为一圆形，大坑(茂林北)系我特务团阵地，稍形突出。但在十二日战斗中，为五二师所截断，特务团牺牲殆尽。
六、当日得情报：上官命令当晚总攻击。未见实行。十三日上午八时起，枪炮声齐作，总攻击开始了。上午特务团阵地既失，而东流山亦为敌所夺(因守兵过少，增援过迟)。此时我毫无突击力量，加以敌已重围，突围全不可能，而弹尽粮绝，坚守亦不易矣。
七、下午军部指挥所也无法移动，延到黄昏前，指挥阵地上亦流弹纷飞，至此叶亦不得不提出分散突围。会议未定。而任光(音乐家)为流弹所中，人心动摇，即草草分批四走。
八、此时四面阵地仍在我手中。天渐晚，我已艰苦坚持二日一夜，战至天明，手榴弹打完，且未退一步，不惜与敌人拼刺刀。敌牺牲亦大，疲困亦甚，故当晚战斗稍松。
九、十四日战斗当系各自为战，我军或被俘或牺牲或冒险冲出，总之战斗于此结束。
04 痛定思痛 11条军事错误个个致命
报告第六号
这次战役的失败主要的当然是项的政治领导的错误，但如单就军事来说，也犯了极大的错误。
1.出动太迟，假如能提早四五天，结果也不会如此之难堪;
2.估计敌人太低，估计自己太高，以为四十师不堪一击;
3.在地形选择上当把自己放在高山上，放在深谷中毫无作用;
4.战斗准备不足，非战斗员太多，行装太多;
5.行军过久，行军力不强，敌人是每天一百里路，我们仅四十里路;
6.使用兵力不恰当，兵力分散，假如全军作一路攻击，不会感到兵力不足与彼此脱节;
7.缺乏大兵团作战经验，过去三年，战斗都是团为单位，这次六个团一齐打，毫无协同作战可言;
8.因过去子弹多，不注意节省弹药，到后来有枪无弹;
9.参谋长工作差，周子昆只能管后方勤务与教育工作，对作战部署与指导毫无把握;
10.项毫无指挥山地攻坚作战之经验;
11.战时工作全无计划，对连指导员只要求单纯的鼓动工作，缺乏整个战役的组织工作。
这是我对于这次战役失败的意见，中央军委如别有查问的，我当据实回报。
05 叶挺项英不合是新四军覆没原因？
皖南事变是有结论又没有结论的问题，在项袁错误决定上，已经指出了那些错误，但最后又说这个问题要由七大作出决定，而七大和七大以后的各次代表大会，都没有涉及这个问题。现在争议很多，我的看法还是保持我向中央作出的报告。因为那是我亲身经历的实际情况。
我离开延安的时候，李富春要我作为叶挺和项英之间的缓冲人。当时，我也没有对这个问题做出过什么设想，也没有向李富春提出过什么要求，就这样很轻率地答应下来。到了军部以后，一直到皖南事变，你说他们之间一定有什么尖锐的矛盾和冲突，也很难说出来。在日常情况下，项英还是很识大体的。军部的正式会议都由叶挺主持，前方部队的报告、请示，项英都请叶挺首先批注意见。1940 年秋季反日寇对泾县的扫荡，作战计划是叶挺定的。凡是叶挺介绍到军部工作的非党干部，不管人数多少，项英都表示欢迎和信任。至于说一些小事如叶挺单独有厨房，项英从未表示异议，甚至项英还在叶挺的生活细节上，做了适当的处理，维护了叶挺的威信。
对于叶项的关系问题，后来我做了考虑。有人说是叶挺作为部队首长，不习惯政治委员制度，因此，叶项矛盾好像应该由叶挺多负些责任。这个理由不是事实，因为大革命时期，叶挺当第四军独立团团长，在武汉时期当第四军二十五师师长(1927年1月)，后又改当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师长，南昌起义时，又改当第十一军军长，团、师、军都有党代表，也就是政治委员。南昌起义的时候，聂荣臻就是他的党代表，他们合作得很好，不能说叶挺不习惯于政治委员制度。但是新四军的这两位———部队首长和政治委员，却在平常情况之外，另有两个特殊情况：(一)是大革命时期叶挺和他的团、师、军的党代表，两个都是共产党员，他们之间的问题，可以在党的会议上得到解决。而在新四军，部队首长叶挺却是脱党十年之久的非党员，叶项之间只有行政关系，只有抗日统一战线的关系，没有党的关系。这就使得两方面之间很难于自处一方面和对待另一方面。(二)更重要的是，部队的构成和直接指挥的关系与叶挺当团长、师长、军长时不一样了。那时，部队的构成和直接指挥关系属于叶挺方面，而派去的党代表跟部队的构成和直接指挥却没有历史关系，或很少历史关系。而新四军的情形却恰恰相反，部队的构成和直接指挥关系属于以副军长名义出现的项英方面，而派来的叶挺跟部队构成和直接指挥历史上却毫无关系。这种基本情况，自然会在叶项两方面发生各自的影响。但两方都不能明白地摆出来，叶挺摆不出来，项英更不能摆出来。
影影绰绰的，叶挺总想借口离开军部，采取躲避的办法回重庆、回澳门。影影绰绰的，项英总想使叶挺自己离开新四军，并且帮助他离开新四军。1939 年春，周恩来从重庆亲自陪着，把叶挺送回皖南军部。周恩来和项英有几次私人谈话，别无第三者在场，他们肯定谈到叶项关系的问题。周恩来走后，叶项之间开始保持一种和谐的状态，但这种状况可能不是真实的，而是互相克制的结果。
同年5月，新四军成立江北指挥部(皖中)，以张云逸为指挥，叶挺亲自去主持了这项工作，并到四支队检查工作，顺便处理了高敬亭的问题。到8月才回皖南。10月他又去重庆，项英也同意，去向蒋介石要求增加军饷，增加弹药配给，增加五、六两个支队的编制，但蒋介石都没有同意。恐怕叶挺认为没有达到目的，回军部不好交代，所以一直拖在后方，到1940 年8月才回军部。叶挺离开军部若干次，当以这次时间为最长。不久皖南事变就发生了。
皖南事变前，他们曾议论过，把皖南部队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由军部直接率领，不声张地从皖南渡江到皖北;另一部分留在江南，俟机转移皖北或苏北。但由谁率领军部过江，谁率领留皖南部队，两人都非常客气，并且都承认率领留皖南部是一项更艰苦、更负责任的任务。项英认为叶挺应该带着军部过江，这支部队有一个指挥部，人数比较多，叶挺以军长的名义过江，更为适合;项英自己带领少数参谋、后勤人员留皖南，直接依靠一个指挥部，人数少，活动方便，这个地方又有地方党和很好的群众基础，作为政治委员留下来自认为适合。叶挺则认为项英应该带领军部去皖北，及早靠拢江北部队，留下来的部队虽然人数少，但由他来公开以军长的名义应付第三战区，可能更为方便。各自都谦让一番，各自都不愿意承担把困难任务丢给对方的责任，因而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也就没有形成一个行动方案。现在看来，无论谁过江、谁留皖南都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案，可惜他们过于谦让了。
叶挺曾经下过一次决心离开军部，以后不再回来，他亲笔写给我一封信，表示他很多苦恼，看来这种苦恼也不完全是和项英的个人关系。他说，居士不适于当一个大庙子的方丈，就是暗示一个非党员不适于当新四军军长。这封信我给项英看过，项英没有太大的反应。我得信后，叶挺已经离开了军部，我作为缓冲人，明显的是失败了。可惜原信也在皖南事变中遭了同样的命运，埋在山上了。叶项之间关系固然很紧张，其实这种情况在哪里都有，如后来的苏北军部，陈毅和饶漱石之间，关系不是也很紧张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