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三次大饥荒真相

苏联三次大饥荒真相

 

来自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的解密文献

 

 

 

在社会主义苏联的历史上，曾发生过三次大饥荒。这些饥荒的过程和因果以往公众知之不详。近年来，一批苏联时期的政府档案相继解密，披露了三次饥荒性质上的连续性，显示出极端性社会危机与苏联政权最终解体的因果关系。

 

1921：征粮队催化粮食危机

 

1917年苏联政权建立之后，立刻出现了战时粮食危机，来春演变成饥荒。为保住政权，打赢内外战争，从1918年下半年到1921年春，苏俄政府实行了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其内容包含了禁止买卖粮食和余粮收集制。

 

1919年1月11日，苏联人民委员会颁布法令，要求农民按照政府规定的数字交纳农产品，交出全部余粮和一部分口粮来支援红军和工人。为落实法令，苏俄政府派出了一支支携带武器的征粮队，用军事办法征集粮食和农产品。征粮队常常将农民们的种子粮和最基本的口粮也征集了上来，并将为数相当多的中农甚至贫农当作富农镇压或惩处了。这引发了农民阶层对苏维埃政权的离心。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虽出于应急，却被列宁等苏联领导人一度视为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1920年底国内战争结束，战时共产主义体制延续了下去，农村对苏维埃政权产生了抵触情绪，转化为不愿意种粮或者尽可能少种粮、故意缩减耕地的不合作行动。农业急剧萎缩，1920年的谷物总产量比战争前减少了一半，棉花产量仅为战前的6％。1918年春已发端的粮食危机开始放大，最终在1921年酿成一场波及苏联17个省份的大饥荒。

 

毒气弹镇压农民暴动

 

 

 

战时共产主义制催化了饥荒，引发了波及全国多个省份的农民暴动。1920年底至1921年春，乌克兰、俄罗斯东南部、中部、西伯利亚、伏尔加河沿岸先后都爆发了农民暴动。

 

坦波夫省有世界上最肥沃的黑土，粮食一度销售到全俄与欧洲，十月革命前是俄国最富饶的省份之一。1917年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后，该地一直对余粮征集制消极抵制，并演变为公开的农民武装暴动。农民游击队反击了官方的武装征粮队。农民暴动愈演愈烈，至1920年已席卷坦波夫全省。当年夏天，若干支零散的农民游击队逐渐组建成三个统一指挥的游击集团军，宣告成立坦波夫游击区民主共和国，仿效苏联组建了内卫部队、警察局、检察院等机构。

 

1920年末至1921年初，暴动者的人数达30多个团。不少农民和工人出身的红军士兵加入了暴动农民的队伍，暴动蔓延到相邻的沃罗涅日省和萨拉托夫省。

 

为彻底平定坦波夫农民暴动，苏俄政府“反匪徒委员会”于1921年6月21日决定建议动用毒气攻击“匪徒”。1921年8月22日，一个驻坦省的炮兵旅就消耗了82枚毒气弹。

 

大饥荒的燃眉现实，迫使苏俄政府从1921年3月起放弃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行过渡式的新经济政策，用粮食税替代余粮征集制，准许农民拥有剩余粮食和进行贸易。新经济政策形成对农民暴动的釜底抽薪。1921年9月，暴动最后平息。

 

大饥荒究竟造成了多少人死亡，迄今尚无定论。1986年出版的 《苏联农民史》称大饥荒共造成了100万人死亡。苏联学者达尼洛夫则在 《集体化前夕的苏联农民》一文中称此次饥荒的死难者 “有520万人”。俄罗斯科学院俄国史研究所研究员季马·费奥多罗维奇在2008年撰文指出，因为饥饿和疾病死去了500多万人。

 

 

 

1928：“非常措施”催生集体化运动

 

1927年10月，苏联放弃过渡性的新经济政策，开始实施以大工业化为核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与之配合的是农业的集体化。由于保证城市和工业粮食供应以及出口的需要，需要以国家核定的低价收购粮食，农民对余粮的拥有和贸易权再次面临取缔，公开的理由则是1927年的粮食收购量下跌。

 

1928年1月斯大林秘密前往西伯利亚考察，在边疆区会议上提出将苏联《刑法》第107条运用于粮食收购工作，该条文内容为“通过采购、藏匿商品或不投放市场等手段蓄意抬高商品价格者处以1年以下监禁并没收全部或部分财产，或仅监禁”。以刑法用于粮食收购，对拥有余粮者以投机罪名惩处，这一“非常措施”此后影响深远。

 

与此同时，西伯利亚边疆区党委专门成立了一个机构 “粮食收购三人特别小组”，“三人小组”是衍生于战时的特殊机构，拥有不经审讯批准逮捕、判刑和处决犯人的权力，在苏联二三十年代各级政权中仍旧存在。此后苏联全国纷纷仿效，先后都成立了这种拥有极大权力的“三人小组”来统一领导各自的粮食收购工作。

 

“非常措施”的实行，再次激化了苏维埃与农民阶层的对立。1928年上半年苏联全国各地就爆发了150多起农民暴动事件。

 

联共(布)中央内部出现了意见分歧，斯大林坚持认为产生粮食收购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富农囤粮不售，蓄意制造饥荒，是阶级斗争的表现。他由此得出结论：必须把个体农民经济联合为集体农庄，使“各地区毫无例外地都布满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如此方能确保国家工业的粮食需求。

 

 

 

布哈林等人不同意斯大林的观点，认为产生粮食收购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国家用在工业上的投资过多，而对农业投资过少，另一方面，粮食价格又定得太低，挫伤了农民们的生产积极性。1929年4月，布哈林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斯大林可以放开手脚实施其农业集体化了。

 

大饥荒期间大量出口粮食

 

在“非常措施”以及政府的强大压力之下，苏联农村集体化运动飞速发展，从1929年10月至1930年3月1日，有1200多万户农民加入了集体农庄，全国集体化的农户从占农户总数的7.6％猛增到56％，而迅猛发展又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生产者的积极性遭到摧残。到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时，苏联各地集体农庄义务交售的谷物价格仅相当于其成本的13.2％，土豆价格仅相当于其成本的7.5％，而国家在将粮食出售给农民们的时候价格却高得惊人。

 

集体农庄的农民们无法忍受农产品义务交售制的重负，再次用减少播种面积等办法来消极抵抗，产粮区出现了“罢种罢收”。

 

粮食产量在下降，国家征收乃至出口的粮食却在逐年提高，以获取资金推进工业化。如此作为之下，1930-1931年粮食不足问题已经显现出来，1932年秋，苏联国内广大地区普遍遭受了严重的饥荒，在乌克兰南部、伏尔加河中游等地区饥荒最严重。

 

一直到1956年苏共二十大之前，苏联的报刊都严禁谈论1932-1933年大饥荒，提及灾荒的人以“反革命鼓动”罪名入狱。

 

 

 

1932-1933年苏联爆发的大饥荒，灾难性远远超过了1921年的饥荒，主要原因是苏联官方对国内和国际社会掩盖了真相，致使饥民们得不到任何救援。而且大饥荒期间苏联仍然坚持向国外出口粮食。1932-1933年苏联大饥荒究竟造成了多少人死亡?多数学者倾向于500万的数字。

 

1946：人民死于胜利之后

 

苏联历史上的第三次大饥荒发生在1946-1947年。二战之中，这场大饥荒在苏联许多地区已经开始，却并未随着卫国战争胜利而结束。这首先是由于战争带来的上千万农业劳动力的损失，在战后重建期表现得更明显，而大批复员军人没有兴趣重新当农民。1946年乌克兰等地遭受了严重的干旱，引发了农业歉收，而当局的粮食征购政策却没有从战前时期转变。

 

卫国战争的胜利使得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政府对战前的农村集体化运动正确性深信不疑。

 

随着冷战帷幕拉开，苏联不仅未曾寻求国际援助，还坚持从国内运输大批的粮食支持战后新盟友东欧国家，比如1947年苏联提供给捷克斯洛伐克的粮食由原先协议规定的40万吨增加到60万吨。

《凤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