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珍宝岛事件上，毛泽东起先确有失察之处。他尽管下达了军委指示，但对一线部队并未起到约束作用。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文革掀起的政治狂热，使中国人滋生出一股义和团式的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觉得毛泽东思想真的可以战无不胜，“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而在中苏边境纠纷中，中方也有意利用这种政治狂热，让大量边民手持红宝书，天天与苏联边防军缠斗。一旦老百姓吃了亏，民族情绪就会进一步助长政治狂热，从而形成一种自我驱动机制。中国边防军对此本无免疫力，何况在与苏军的棍棒殴斗中一直处于下风，所以早就怒火中烧了。军中少壮派不光在寻找机会，而且在制造机会，以图报仇雪恨、建功立业。一旦有更高层的将领助力，那就不是一道军委指示能够拦得住的，子弹必先出膛、先见血。
毛泽东具有惊人的应变能力，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仍然能够大开大阖，迅速改变中美苏之间的政治角力，不仅化险为夷，而且使局势大大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但不能因此就说他先知先觉，主动挑起珍宝岛事件来——这样的“雄才大略”，未免有些“诸葛多智而近妖”了。何况他的一通纵横捭阖也并非没有代价，那就是他最为珍视的政治遗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面临被断送的危险。他既然选择了“联美抗苏”的道路，就必然要起用邓小平这样的“洋务派”，而“四人帮”天然干不了洋务，不堪大任。毛泽东是很清楚这一点的，就算在1976年把邓小平最后一次拿下，也没有开除他的党籍，并且任其神隐，留下了“以观后效”的想象空间。可以说，珍宝岛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把毛泽东从理想主义引向了现实主义，他就算再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不能把他们赶尽杀绝，因为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这样做无异于自毁江山。
对于珍宝岛战役的“胜利”，毛泽东最初是很兴奋的，还在“九大”上高调接见了战斗英雄孙玉国。但随着事态急剧恶化，甚至要准备应对一场核战争了，他必然会调查这场仗是怎么打起来的。当他知道自己的军委指示被突破时，他不会迁怒一线指战员，甚至未必怪罪肖全夫这个级别的将领——这些人以杀敌为本业，军中不能没有勇士和悍将。但是对于林彪，他不可能没有想法，因为林彪不光是军委副主席，还是国防部长，直接控制着总参谋部，尤其与黄永胜之间有着类似于“主仆”的私密关系。沈阳军区违反军委指示，林彪无论如何是难辞其咎的。
从目前披露的各种材料，看不出林彪在珍宝岛战役中起过什么作用。周恩来都有批示，甚至按照陈锡联的说法，直接参与指挥了第二次战斗。可并无片言只字显示林彪作过任何指示，这本身就不正常。就算林彪后来成为“林贼”，他在战争年代的各种指挥记录并没有被抹去。而在珍宝岛这样关乎全局的战役中，他却完全隐身。这背后的玄机，尚待新的证据解释。但现在已经可以问几个关键问题了：在总参谋部作出“部队不要上岛潜伏”的回复后，肖全夫怎么还能把部队派上岛打伏击？黄永胜是怎么给他开的绿灯？黄永胜知道此举违反军委指示，是否向林彪请示过？
到这个环节，林彪就难逃干系了。假如是黄永胜、甚至肖全夫自作主张，先斩后奏，那么林彪有失察责任，因为这二人都是他的部下。假如黄永胜请示了林彪，而林彪表示同意，事情就更严重了。林彪不是赳赳武夫，能够预料到此役必将引起巨大后果。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予以放行，只能说明他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军人天然嗜血，因为只有打起仗来才能得势。林彪虽然贵为“副统帅”，但文革以来并没有干多少实事。一旦进入临战状态，他的权力就可以大到天。半年之后，“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在极短时间内就调动了百万大军，可资佐证。毛泽东也是从那件事上看到林彪的现实威胁，但更有可能在珍宝岛战役打完不久就对他产生猜忌。因为军委指示被突破，没有一个说法是不行的。毛不见得问林彪讨要这个说法，但内心疑窦既起，也不会自行消除。而后的种种迹象，则一步步加深了他的怀疑，最终把自己“最亲密的战友”送上了不归路。
所以说，珍宝岛战役虽然打赢了，却让林彪陷入一种难以摆脱的窘境。他的失宠应该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2024-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