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陳映真創辦的《人間》雜誌，曾以〈等天一亮，太陽依舊會照耀在大同農場〉報導了彰化
溪州大同農場「啞巴村」老兵的故事。
一九六零年，退輔會在新民村內徵收了十五甲河川地，分成一百塊（每塊一分半），派一百名老兵來此開墾落戶，做為彰化大同農場的分場。當時「一片荒蕪，石頭比牛還大」，政府蓋了一棟糧倉，二間宿舍，買了幾條水牛，幾包種子及簡單的農具，發了六個月的糧餉，就把退伍老兵們丟在這偏鄉，讓他們自力更生，一肩一擔、一耙一犁，胼手胝足，辛苦耕耘。過了一年又一年，老兵們不再夢想反攻大陸，他們想結婚生子，由於河川地所有權屬於政府，沒有地籍證明，也沒有建築執照，老兵們為娶妻生子而徒手修築的各戶住屋，連戶籍門牌號碼都沒有，自然而然地形成違章建築聚落的原始樣貌，成為「非列管眷村」。老兵年華老去，又深居偏僻村落，無人願嫁來這裡，四川籍的魯炳誠，成了第一個娶啞巴太太的人，漸漸的，娶進農場的新娘，絕大多數都是啞巴，「啞巴村」之名便逐漸取代了「大同農場新民分場」。
「啞巴村」在台灣其實不只一處，「啞巴」在台語裡，不只是語障者，舉凡聽障、智障、腦麻、精障等，一切在婚姻市場裡弱勢的女性，都被叫做「啞巴」。一九五零年代戰後時期，臺灣社會整體普遍貧窮、醫療資源嚴重不足。在重男輕女的傳統理念之下，家中女孩病了，父母沒有能力、沒有時間帶她們就醫，因此常常發生女兒「腦袋燒壞」或是「耳朵燒聾」的例子。百萬外省族群性別比例極為懸殊，敗逃來台後，除了高階將校，更多的外省老兵只能選擇與台灣本省籍女性婚配，而社會經濟地位弱勢的低階士官兵，如電影《老莫的第二個春天》所描述，只能往偏遠的原住民部落尋覓新娘。
相較於住在眷村的，那些沒有官階、不能入住眷村的最底層老兵，在婚姻市場最弱勢，一些媒人為了賺取傭金，半哄半騙的誘使他們買下沒有生活自理能力的婦女。老兵瞭解自己的條件，也常自嘲這樣的婚姻是在「清貨底」（水果小販將品質與賣相較差的放在底層）。原本被關在後院或柴房的殘障女子，在不再執行「禁婚令」的年代，就被老兵們一個一個的買了出來，娶為新娘，「啞巴村」老兵聚落，就這樣形成。曾長期任教榮光村國小國中的老師回憶，附近村落的殘障女孩嫁不掉，只有老芋仔肯付聘金，於是，附近村落的殘障女孩們竟然都嫁進了榮光村，為老芋仔傳宗接代。因為臺灣形似蕃薯，本省人自稱「蕃薯仔」，把外省老兵稱為「老芋仔」，垂垂老矣的老芋仔，與肢殘、精障、智障、聽障或是有語障的蕃薯太太組成家庭，生下一群被俗稱「蕃芋」的孩子，在偏遠農場相互扶持，過著清貧的集體生活，這就是啞巴村的日常。臺灣社會深受儒家傳統影響，男尊女卑意識濃厚，在溪洲鄉民的眼中，這些外省人對老婆的態度是不可思議的——老婆罵老芋仔老公，老芋仔卻不還嘴；有的老芋仔家事、煮飯樣樣都包……這在傳統的台灣社會幾乎見不到。這些老芋仔被國民政府拋在臺灣荒蕪的鄉間，回不去往日榮光的歲月，也找不到返回故鄉的路。被迫在異鄉終老的老芋仔，把最深沉的傷痛，化為對落地生根的家庭的疼惜；女孩們因為自身條件不好，也很認分，「而且，相對於當時台灣農家來說，嫁進榮光村經濟穩定，先生有固定收入，也有退休金，孩子都可以繼續就學。」這些貧苦聾啞殘障的女孩，嫁給年紀老大、滿口外省鄉音的老芋仔，人生卻在這充滿石塊、碎岩的墾地，開出花來。
「啞巴村」是台灣整個社會的最底層縮影，那些回不去家鄉的老芋仔，和委屈求生存的啞巴女子們，都是「高級外省人」視野之外的底層人物，而他們的冷暖人生，既嘲諷著歷史的荒謬，亦如〈海峽〉那首歌，以一連串無語的嘶啞吶喊，發出最無言而強烈的悲鳴與控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