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王寒凝】
清晨六点，成都市新都区新繁街道的一个早餐店外，又响起了熟悉的声音“老板，来一笼包子、一碗稀饭，打包带走”。
来买早餐的是一位没有了双腿和双手的老人。早餐店的老板熟悉地将食物打包好，放在老人的手摇三轮车上。很显然，老人是这里的常客。
周全弟独自上街购物
老人名叫周全弟，虽然已经四肢残缺，却基本能够生活自理，洗漱、穿衣、吃饭、摇着三轮车四处“散步”、打电话、甚至用手机上网看新闻、和群友们聊天，这些生活日常都难不倒他。初次见到周全弟老人这一系列行云流水的操作时，我极力掩饰着内心的惊叹，而这样的生活，周全弟已经过了近71年。
周全弟用手机浏览新闻
周全弟曾是原中国人民志愿军26军77师231团1营2连的一名战士，在71年前的长津湖战役中，极度的严寒让他失去了双手和双腿。如今，他是四川省革命伤残军人休养院里的一名一级伤残军人。
一、最寒冷的冬天
说起71年前打响在朝鲜的长津湖战役，“冷”、“残酷”、“惨烈”、“悲壮”是出现频率很高的几个关键词。而把这种残酷和悲壮书写到极致的，是一个极为撼人心魄的名字——“冰雕连”。
深夜的长津湖畔，零下40度的极寒，100多名志愿军战士埋伏在雪地上，静静地等待敌人进入包围圈。
当黎明终于到来，美军嚎叫着发起了进攻，意外的是，他们竟然没有遭到丝毫反击。疑惑的他们小心翼翼靠近山顶，随即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白茫茫的阵地上，100多名志愿军战士手握钢枪，以战斗姿态俯卧在冰雪之中，但他们居然没有开枪，只是朝着冲锋的方向一动不动，像一座座冰雕，却又仿佛下一秒就要跃然而起、冲向敌阵。一整夜的狂风暴雪将这些年轻的生命凝固成了永恒。为了把志愿军战士手里的枪拿走，美军不得不掰断了他们的手指。
后来，第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在向毛泽东主席汇报战况的电报中这样写道：战斗打响后，该连无一人站起，到打扫战场时发现，全连干部、战士呈战斗队形全部冻死在阵地上，细查尸体无任何伤痕与血迹。
像这样整建制冻死在阵地上的连队有三个，他们分别是20军59师177团6连、20军60师180团2连和27军80师242团5连，而这样的情景在整个长津湖战役中比比皆是。
长津湖战役冰雕连（电视剧《三八线》剧照）
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可能很难真正体会到，是什么样的精神和信仰，支撑着这些年轻的志愿军战士宁愿饿死也要坚守在阵地上，宁愿冻死也绝不暴露目标，在变成一座座冰雕之前的最后一刻，他们在想些什么。或许从周全弟老人身上，我们能找到答案。
周全弟向笔者展示年轻时的军装照
“我们是秘密入朝的，有八一标识的全部把它弄掉。不知道去哪儿参战，领导就说我们是保卫边疆。”
出生于1934年的周全弟当时才刚满16岁，跟着部队一路徒步行军，直到过了鸭绿江之后30华里部队停下来休息时，上级才正式向大家宣布，这一次的任务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大家都要写保证书，我就表态，不打死美国鬼子，我绝不回祖国的，我有那种决心。”虽然当年的青葱少年早已白发苍苍，但说起彼时保卫祖国的决心，周全弟的语气立刻变得铿锵起来。
“零下40度，说老实话冷得慌，南方人到冷冻的地方，确实遭不住，冷得冻骨头。”周全弟是四川人，所在26军隶属于华东野战军的九兵团，战士们大都来自温暖的南方，很少感受过严寒的天气。入朝时，他们都只穿着一件薄薄的棉衣和胶鞋。
长津湖战役（张崇岫摄）
长津湖地处朝鲜北部的盖马高原，历来都是一个苦寒之地，而据史料记载，那一年的长津湖地区又恰逢50年不遇的极寒，九兵团入朝的第一天就冻伤了800多人。
“我认为所有战役都是残酷的，而这场战役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为惨烈的，在这么寒冷的条件下作战，实属罕见”，美国作家汉普森·塞兹曾这样评价长津湖战役。但对于志愿军的指战员们来说，需要与之抗争的不止是寒冷的天气。
长津湖战役中的美军
“我们的任务是黄草岭，主要是阻击，阻击美国陆战第一师。第一师是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打过败仗的，王牌的”。爬雪山、蹚冰河，周全弟和战友们奔赴指定地点准备迎击强敌。
“在行军的路途当中，把雪铲在铁锅当中炒化，化了以后把辣椒面倒在里头，搅了之后就给每个人舀，一天一个人只喝一瓢，多了没有，一路走一路喝”，周全弟回忆道。
除了应付食物的短缺和后勤保障上的困难外，他们还要随时提防美军的侦察。为了不被低空飞行的美军侦察机发现，志愿军只能在晚上摸黑行军；为了便于隐藏，他们还把衣服裤子翻过来穿，让白布里子冲外，借冰天雪地来伪装自己。
经过半个月的急行军，躲过了无数次美军的侦察，他们终于来到长津湖南边的黄草岭。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埋伏，趴在雪地上，静静地等待敌人进入包围圈。埋伏的过程至关重要，稍有不慎被敌人察觉，之前的艰辛就功亏一篑。
长津湖战役
“睡觉也是趴着的，哪能睡觉，眼睛都不敢眨”。在寒冷的时候，越是睡着越冷，人可能在睡眠之中不知不觉失去生命。周全弟回忆说，当时有两个班长把他夹在中间，他只要眼睛一闭，班长马上就会戳他一下，把他弄醒。“睡不得，你如果睡了，敌人跑了怎么办”。“解小手都不能站起来去解手，只有解在裤子里头，然后用体温把它烘干，自己焐干，很多时候都把裤子冻成冰了”。
就这样熬了三天三夜，第四天清晨，周全弟和战友们终于听到了冲锋的号角。但意外也在这时降临到了周全弟的身上。
“同志在往前冲，我眼睛睁着，就是再爬也爬不起来了”，说到这里，一直平静讲述的周全弟，声音变得有些颤抖，“从下面开始攻啊打啊，但是我就爬不起来了，冲也冲不动，爬也爬不起来了，我就看到战友往前冲，我眼泪簌簌地往下流”。没有能在冲锋号响起时和战友们一起冲向敌人，也成了周全弟一生的遗憾，“我没能完成任务，在战场上没给国家争光，没给党和人民争光”。
周全弟军装照
战斗结束后，战友们返回阵地寻找，发现了一息尚存的周全弟，于是四个人一起把他抬了回去。昏迷之中的周全弟不知道，这将是他人生的一个巨大转折点。
二、绝望的少年
因为四肢严重冻伤再也无法参加战斗，周全弟被送回了东北的医院。当时的医疗条件有限，周全弟的截肢手术甚至没有打麻药。“用雪来包住要截肢的位置，冻几个小时或者半天，医生就来检查，用针戳，用刀割，我都没有一点感觉，那时候我正在发烧，就这样把手术做了”。
等到周全弟再次醒来，已经是手术后的第七天了，此时的他还不知道，他的双腿和左手已经被截肢，医生正在做的是尽力保住他的右手，医生不想看到这个少年失去全部的四肢。然而，事与愿违，当医生再次揭开包裹右手的纱布时发现，由于冻伤太过严重，右手伤口处的肉已经腐烂发黑，甚至一块一块往下掉，“连那里的骨头都吊起了，甩来甩去，医生说这下没办法了”。医生流着泪为周全弟做了第二次截肢手术，就这样，周全弟的双手从前臂处、双腿从大腿根部截除了，16岁的他失去了全部的四肢。
“说老实话我那时想死的”，周全弟老人坦言当时心理的崩溃，那是一个士兵再也无法扛起钢枪、冲锋陷阵的绝望。他用被子捂住头，把自己与这个世界隔绝开来，默默哭泣，几天几夜不吃一粒米，不喝一口水，谁叫也不理，“那时候真的心想还不如死了好”。
三、中国的“保尔”
“我们负伤的残疾人，每一个人都要经过一番心理斗争”，周全弟如是说。看着绝望的周全弟，为了帮助他重振生活信心，医院的院长找来了一本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周全弟不看，护士就坐在床边给他读。
“说老实话，我那时候还是想死呢，护士就每天来给我读，慢慢地就听进去了。保尔·柯察金双眼失明，我比他好的是，眼睛都还好，比他幸运，比我的一些牺牲的战友还幸运。这个转变的过程不是一天两天，是一个月两个月，要很长的时间”。
1953年，周全弟被送到了四川省革命伤残军人休养院。
截肢手术给了周全弟新生，而他也需要重新来认识和熟悉这个全新又陌生的自己。
吃饭要人帮忙、穿衣要人帮忙，甚至上厕所也要人帮忙，这让自力更生惯了的周全弟十分不适应。“找人喂饭的滋味不好受啊，哪有自己吃得那么自在哦”。
他要重新学习吃饭，“勺子绑在断肢上自己舀饭，有时候一口喂到鼻子上，一口又喂到眼睛上，每次一碗饭吃不到一半就撒了，那时候很难吃一顿饱饭，但我不可能去跟别人说我没吃饱，不能老麻烦别人”。这种尽量不去求助别人的习惯，周全弟一直保持到了现在。在笔者和周全弟爷爷一起吃饭的时候，常常想给爷爷夹菜，但爷爷每次都会说“不用管我，我自己来”。
他还要重新学习“走路”。那时，休养院里要给伤残军人们发手摇三轮车，周全弟也想要一辆，但他得到的确是一张带轮子的平板床，大家都觉得最适合他的行动方式就是躺在床上，由别人来推着走，这让周全弟不乐意了。“我就偷偷摸摸把别人的车子拿来摇，摔了无数次哦，有时候甩出去一仗多远，但我这个人特别会摔，每次摔都不见有严重的伤。”
学会了自己“走路”的周全弟终于如愿得到了一辆手摇三轮车，能够自己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了。后来院里又要给大家发电瓶三轮车，周全弟却拒绝了，“摇这个车子的好处是锻炼两个胳膊，电瓶车一开就跑了，它没法锻炼”。
他还要重新学习写字。一开始，他像吃饭绑勺子那样，把笔绑在断肢上写字，可是绑紧了血脉不通，胳膊疼痛，经常写不了几个字皮肤就已经发黑；可是绑松了，写出来的字歪七扭八，笔还会经常掉。为了更好地把握运笔的力道，他干脆用两只胳膊夹着笔来写字，不懈地练出了一手漂亮的毛笔字。
周全弟练习书法
周全弟书法作品
说到练习写字的事，周全弟爷爷有些神秘地告诉我，那时候拼了命地练习写字，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四、因为爱情
“给她写信，老是找别人来代笔，心头不舒服嘛，毕竟是耍朋友（谈恋爱），别人来写，说老实话，不是我心里头想说的话。”
我问道：“爷爷，好多话都不好意思说吧？”
“哎呀，恋爱信嘛，让别人听到多不好”，周全弟爷爷哈哈地笑着合不拢嘴，眼睛眯成了一条缝。“那时候我们半个月就写一封信”。
说起自己的老伴曾凡顺，周全弟的眼睛里有幸福，也有伤感。“咋会不想呢，经常都在想她，有时候眼泪水都流”。
老伴曾凡顺已经离开多年了，但往事依然历历在目。
周全弟和爱人曾凡顺
“说真话，我原来没有考虑安家的事情。我是觉得我残疾那么重，哪个女同志能跟着我呢，不可能嘛”。
但同病房的战友却说要把自己的表妹曾凡顺介绍给周全弟。听战友说起表妹人不错，加上周全弟自己内心深处也渴望有个家，他有些动摇了。“当时我就答应了，但是我有个要求，如实反映我的情况，我是什么残废就是什么残废，不能隐瞒对方。”
让周全弟没有想到的是，在战友跟表妹说明了情况之后，对方竟然表示愿意和他处对象。不久后，周全弟收到了曾凡顺写来的第一封信。“不是我主动写的哦，是她主动给我写来的”，周全弟笑得有些调皮。“我就回了她一封信，又把自己重新介绍了一番，我残疾到了什么程度，我说如果在一起了，将来很多事我没法帮忙，你做什么事情我不能代替你做，只有你自己去做”。很快，回信又来了。就这样，两人正式确立了恋爱关系。
陆陆续续地，你一封信，我一封信，两人的感情也迅速升温，有时候还会把自己的照片寄给对方以解相思之苦。
周全弟、曾凡顺夫妇
然而，这段感情并非一帆风顺，有一次曾凡顺出门在外，周全弟的信被曾凡顺的母亲看到了。“她妈妈硬是跟她拼命哦，抹喉、吊颈、碰壁头都来了，就那么激烈。叫她马上断了，如果再处，就跟她拼命”。“我那时候的想法是，通过她尽量把她妈妈说服，因为她妈妈是旧社会的人嘛，肯定有老观念，如果她妈妈同意了，她就来成都看我，如果她妈妈不同意，那就暂时不来。”
为了让曾凡顺改变主意，她的母亲又在老家重庆给她介绍了一个对象，曾凡顺也顺从母亲的意思去见了面。一见面她就告诉对方，自己已经有男朋友了，她说“你是个健全的人，你还可以再找，我的男朋友是个残疾人，我不会离开他的。”
周全弟和曾凡顺就这样书信往来谈了两年恋爱。直到1958年的一天，周全弟突然接到休养院收发室的电话，说门口有人找他。周全弟摇着三轮车来到大门口，“就是她，那次我们就见面了，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她”，“好多同志都来围着我，围着她，我说你们围着干啥，走走走走，这又不是啥稀奇事。其实我晓得大家都是来看她的。”陷入回忆的周全弟仿佛回到年轻的时候，恋爱时的青涩感觉让他布满皱纹的脸上浮现出红晕。周全弟笑言，自己的眼光其实是很挑剔的，但曾凡顺的知书达理、善良和诚恳还是打动了他。
“周爷爷，曾奶奶有没有说过她被你的什么地方打动了？”我问道。
“我问过她，那么多能跑能跳的人，你怎么看上我了？”
曾凡顺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反问周全弟，这么多残疾人，难道都不找对象不安家吗？
“你没有追问过她吗？”
“问过，她不说，我也不晓得，哈哈哈。”说到这里，周全弟又爽朗地笑得停不下来了。
不久后，两人结婚了。
同年，时任成都军区司令员的独臂将军贺炳炎来到四川省革命伤残军人休养院看望慰问，听说了周全弟和曾凡顺的事。“贺炳炎同志是个急脾气，一听说了我们的事，就要马上见我们”。见到周全弟和曾凡顺，同样身为伤残军人的贺炳炎将军半开玩笑地问曾凡顺：“他这么重的残疾，你喜欢他哪儿嘛？你以后可要辛苦哦”。曾凡顺回答：“他残疾是为了谁，还不是为了我们他才残疾的。”
贺炳炎将军看望周全弟
因为曾凡顺和周全弟的坚持，这桩婚姻从不被看好，到最终得到了身边所有人的祝福，曾凡顺母亲的态度也慢慢转变了。
“这次之后她就再也没有回去了，一直到去世，去世的时候她68岁，等于结婚以后，她陪伴在我身边40多年。”
因为罹患癌症，2001年，曾凡顺的生命进入了倒计时。
“在临终以前，她和我交换了一下意见的，一个是这三个娃娃要好好教育，第二个就是她现在住院，家里可能欠了一些债，娃娃工作有工资，不要忘了还债，我答应她了。最后她就谈到我的个人问题了，她叫我去再找一个。她边说边哭，我的眼泪也忍不住了，我说你放心，我一定按你的要求去办，帐我还，一定把三个娃娃教育好，再苦再累我都要把他们教育好，你放心。但是后头那件事，可能我永远不会再找”。说起爱人弥留之际的事，周全弟的语气平静中透着伤感。
说起未来，87岁的周全弟充满了信心和乐观。他说他还要活到2030年，活到抗美援朝出国作战80周年纪念的那一天。
“我觉得我这辈子还是很幸运的，党和国家这么照顾我，又遇到了我爱人这么好的人。要说遗憾的事，就只有两件，一个是她走得太早了，没有享受到现在的好日子，还有一件就在朝鲜的时候不能和战友一起冲锋，没有为国家争光，为党和人民争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