埋在森林里的第一束原子之火

2020年，新冠疫情正处于最令人心慌的高峰期。城市像被按下了静音键，办公室搬回了家。日子被远程会议、工作邮件和不断刷新的疫情数字切割得支离破碎。不忍于无止尽的隔离，又欲避免人群聚集，我开始在居家附近的库克县森林保护区（Forest Preserves of Cook County）漫无目的地游荡——没有计划，只是走路、呼吸，确认世界还在。10月26日一次近乎随意的独行中，我遇见了一块石碑。（它距我家直线距离仅1.6英里。）

石碑静静躺在林地深处，灰褐色的岩面被岁月磨得粗粝而温润。若非偶然走近，几乎会把它当成一块普通的景观石。直到我读到上面的文字：

“The world’s first nuclear reactor was rebuilt at this site in 1943…”
——世界上第一座核反应堆，于 1943 年在此重建。

 

那一刻，这森林仿佛连着广岛和长崎。

碑文继续讲述：在芝加哥大学完成最初运行之后，这座反应堆（CP-2），以及世界上第一座重水慢化反应堆（CP-3），成为了围绕其发展起来的 阿贡国家实验室（Argonne National Laboratory） 的核心设施。1956 年，这片土地被移交，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将这些反应堆 就地掩埋。

我站在原地，反复读着这些句子。脚下是松软的泥土，四周是秋天将尽的灌木和野草，而就在这片安静得近乎无声的森林下面，埋葬着改变人类历史的机器。

旁边还有一块牌子，上面是关于芝加哥反应堆的介绍。

时间回溯到1942年，二战正酣，“曼哈顿计划”悄然启动。在芝加哥大学旧橄榄球场——斯塔格球场（Stagg Field）——废弃看台的地下，物理学家 恩里科·费米（Enrico Fermi） 和他的团队，搭建了一座看起来几乎像“积木堆”的装置：石墨块、铀燃料、控制棒，没有厚重的外壳，也没有醒目的警示标志。1942 年 12 月 2 日，在那片看台阴影下，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 可控的、自持的核裂变链式反应。这台装置被命名为 Chicago Pile-1（CP-1）——世界上第一座人造核反应堆。

物理学家沃尔特·津恩（Walter Zinn）是该反应堆的具体建造、结构实施、材料装配与现场执行负责人。CP-1的成功并非通过爆炸验证，而是通过一系列逐步提升反应性的实验和监测数据来确认的。 这些技术细节我不甚了了，若感兴趣，大可去网上搜一搜。

随后，出于战争的阴影与安全的考量，这项实验必须离开校园。CP-1 被拆解、转移，在芝加哥城市边缘、如今的 红门森林保护区（Red Gate Woods） 重建为 CP-2。这里远离人群，却仍然靠近科研的核心力量。

不久之后，CP-3——世界第一座重水慢化反应堆——也在附近投入运行。正是围绕着这些反应堆，美国第一个国家级核研究中心逐渐成形，后来它有了一个正式的名字：阿贡国家实验室。

等到它们完成使命，被新的、更先进的反应堆取代，这些“开天辟地”的机器没有被送进博物馆，而是被 原地掩埋，像被妥善安放的历史化石。

我在石碑前站了很久。2020 年的世界，被另一种“看不见的力量”主宰——病毒、隔离、恐惧与不确定。而 78 年前，在同一座城市的另一处角落，人类第一次点燃了原子内部的能量，从此再也无法回到从前。脚下的土地曾托举过改变战争、政治与文明走向的科学实验，而此刻，它只是伊利诺伊州库克县森林保护区里一条安静步道旁的草地。我拍下了那天的三张照片。没有人入镜，只有石碑、树林和秋天的光。过去终将被埋进地下，只留下几行刻在石头上的文字，等待后来者，在某个孤独而清醒的下午，重新读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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