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志愿军女战士朝鲜战地生活拾零

来源: pandal 2009-11-17 18:10:36 [] [博客]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 次 (44851 by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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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阴似火箭,弹指一挥间。2000年10月25日,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50周年纪念日。半个世纪过去了,岁月年轮上刻下我的许多往事印痕,唯抗美援朝战地生活的印记深刻而难忘。活着的老战友的督促,牺牲的老战友灵魂的召唤,迫使我拿起秃笔,写下这一组抗美援朝战地生活拾零。

 
 
 
 
 
 
 
 
 
 
 

  说实话,好几篇回忆文章,我都是含着热泪写成的。当写到亲密战友郭岚牺牲,写到朝鲜阿妈尼对我的爱,写到第一个上级侯心一革命前辈对我的培养、爱护及他的不幸逝世,我竟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斗争中,那么多年轻的志愿军战士勇敢赴死、视死如归,甚为壮烈。仅我工作过的两个单位,志愿军四十军文工团和志愿军第三野战医院就牺牲了40多位战友。他(她)们长眠在异国土地上,坟前没有墓碑,有的甚至没有坟头和任何标志。他(她)们的名字也不为大众所熟悉,甚至连我这个同他(她)们并肩战斗过的战友,也只记得少数几个烈士的名字。我心中经常涌出愧疚之情,我这个幸存者不能全部写出牺牲在我身边战友的的事迹和姓名,我不能原谅自己。但在此,我记起了陶渊明 《挽歌诗》其中四句:“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山阿-山陵)是啊,我那牺牲战友以及全体志愿军烈士的英灵将与高山永存,万古长青!我这几篇回忆文章,谨作为对先烈的悼念。

  一,“38”线风烟突起

  1950年8月的南国广州,花团锦蔟,熏风拂面,大街上车水马龙,一派和平气象。这个城市和她的人民正热情洋溢地欢迎一支凯旋的部队——解放海南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军。据说,当时连毛主席都没有想到解放海南岛的战役打得这么漂亮,为此,毛主席连吃了好几顿红烧肉以庆祝解放海南岛的胜利。那时,我是这个军政治部文工团的一名女文工团员,刚满18岁,1949年10月这支部队进军中南时我从学校参军的。

  记得当时广州大街上帖满了好多欢迎标语,街道上拉起许多横幅,上面写着:“欢迎人民子弟兵凯旋广州”、“向英雄的人民解放军致敬”,我感觉好象自己也成了英雄,内心充溢着欢乐、骄傲和自豪。我们文工团除参加联欢会进行慰问部队的演出外,休息日女兵们也结伴到广州繁华的上街上走一走,看一看。商店里琳琅满目的商品让我们眼花缭乱,心里想:我们部队长期驻扎在广州这样的大都市该有多好。在我的心底,滋生了对和平生活的热望。

  三年解放战争中,我们军从东北战场“三下江南,四保临江”,辽沈战役解放锦州、义县,平津战役解放天津、北平,又进军华中南,解放海南岛。全国除台湾外都解放了,于是在许多指战员的心目中,觉得仗没得打了,要过和平生活了。我们部队干什么呢?整训?农恳?转业?复员?有一天,我们文工团侯心一团长给大家透个信儿,说我们都可能去河南整训。他还小声对我说:“小邰,你们家在河南,如果部队驻地离你们家近的话,我给你几天假让你回家看看。真别提我当时有多快乐了,走路轻飘飘的,嘴里哼唱个不停。

  正当我们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我个人也梦想着回家探亲的欣喜情况下,世界东方发生了一件震动整个世界的大事。1950年6月25日,二战后,南北朝鲜的分界线北纬38度线燃起了战火。我记得当时报纸上的报道是:“南朝鲜李承晚匪帮越过“38”线,进犯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战火烧起后的第六天7月1日,正是中国共产党成立29周年纪念日,我们部队隆重庆祝党的生日。在庆祝会和座谈会上除讴歌党的伟大、光荣外,还增加了一项新内容,那就是学习毛主席6月28日的讲话和周总理的声明,严厉谴责南朝鲜李承晚匪帮的侵略行径,声援、支持朝鲜人民正义的自卫和反击斗争。

  七月流火,随着气温的升高,朝鲜“38”线的战争也逐步升级。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参战了,凭着敌方的海、空和装备优势,朝鲜人民军在金日成首相的领导下,奋勇抵抗,但形势是严峻的。

  我们四十军暂不整训,在广州待命接受调遣。七月中旬的一天,我军奉命北上,除领导外,我们一般战士不知目的地在何方。我们乘上军列闷罐火车,向北进发。途中只在武汉市下过火车,那时因为没有长江大桥,火车厢要上大轮渡船过长江,我们只好下来乘轮船渡过天堑。一路上,火车风驰电掣般飞驶,跨长江、越黄河、出山海关、过沈阳,途中我们除了吃饭、罐水、上厕所,一般不下火车。做闷罐车上厕所最不方便,火车一停我们女兵最先下车找方便地方,实在找不到,只好女兵们围成一圈大家轮流方便。军列进入东北后,火车站为指战员提供的主食改成了高粱米饭。东北籍战士吃到家乡饭甭提多开心了,我们生长在中原和南方的同志们刚吃也觉得可口。大约经过7-8个昼夜的火车颠簸,1950年7月下旬某晚20时左右,我们抵达一个城市。团领导告诉我们到达目的地了,大家都背上行装下车。走出火车站时看到站名--安东。安东即现在的辽宁省丹东市,是隔江与朝鲜新义洲相望的边陲城市。“八一”建军节我们是在安东市庆祝的。部队在安东驻扎后,东北籍战士特高兴,尤其辽宁籍的战士,笑逐言开。我们文工团一个女同志就是安东人,简直要乐颠了,而我呢,离河南老家越来越远,我想回乡探亲的愿望成了泡影。八、九两月,我军部队在安东附近进行了紧张的战备训练和思想动员,深入进行了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的教育。“唇亡齿寒”的故事大家都熟知了,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如何把朝鲜作跳板侵略中国的历史事实也烂熟在胸。中国和朝鲜是唇齿相依的兄弟邻邦,又同属社会主义国家,支援朝鲜人民抗击美帝国主义义不容辞。我们在鸭绿江畔,亲眼看到江对岸朝鲜新义洲市被美舰炮击成一片废墟而义愤填膺。我们又亲眼目睹了美帝国主义的飞机多次侵犯我领空,扫射我国鱼船,打死打伤我国渔民的暴行,特别是美国飞机轰炸安东,炸伤我安东市民和铁路工人,更燃起我们军民万丈怒火。我清楚的记得一家报纸上的一幅漫画的画面:联合国军司令美国四星级上将麦克阿瑟,戴着一幅大墨镜,穿着美军将军服,像狼一样站在鸭绿江朝鲜那边,用手指着中朝国界鸭绿江,口出狂言,大意是:鸭绿江不是联合国军队不可逾越的鸿沟。美帝国主义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其明目张胆的挑衅,激怒了全国人民,更激怒了全军将士。我自己也被美帝的炸弹炸清醒了,结合形势教育我自己狠批了自己的和平麻痹思想,表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心。广大指战员个个摩拳擦掌,决心书、请战书如雪片一样飞向各级领导机关,有的战士还写了血书。

  鸭绿江水汹涌澎湃,长流不息。1950年深秋的鸭绿江啊风急浪高,刀光剑影,预示着风暴即将来临。真可谓:箭在弦上,蓄势待发。

  二、走上抗美援朝前线

  1950年10月,是朝鲜人民的抗美援朝战争最困难的时刻。美丽的三千里江山惨糟蹂躏,首都平壤危在旦夕。敌人的气焰十分嚣张,战火已快烧到鸭绿江边。在朝鲜战争情势万分危急的情况下,10月中旬,党中央、中国人民政府决定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志愿军神圣的使命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我为了争取走上抗美援朝前线,可说是费尽心机。先找小队长,再找区队长,最后找到文工团的一把手侯团长请战。我的理由很充分:一是我的身体好,能经得起战争环境中艰难困苦的考验;二是我的决心大,热情高,我不怕苦,更不怕死;三是我的文字能力还行,能编写大鼓词、快板书、小话剧等宣传鼓动性的战地文艺小品节目,能独挡一面胜任战场上的宣传工作。我软缠硬磨,终于在我军出国前夕,由侯团长亲自敲定,批准包括我在内的8位女文工团员第一批出国参战,他们是:邰杰、回杰、吴杰、赵静琪、黄湘棣、李伦、焦昆、仪丰。文工团有30多位女团员,入选8人,其中有我大名,我的激动和喜悦无以言表,彻夜未眠。第二天,给家中老父写信,报告了将出国抗美援朝的喜讯。

  1950年10月19日的傍晚,就在朝鲜首都平壤陷入敌手这一天,我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批四个军跨过鸭绿江,秘密开赴前线。我们四十军是从安东渡过鸭绿江赴朝作战的。深秋的北国安东,秋风萧杀,空中笼罩着乌云,夹杂着细雨,我们文工团男女文艺兵站在桥头,用军乐演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志愿军战歌,欢送大部队过江。我们也整装待发,可临时又接到上级指示:女同志除个别机要人员外,暂不过江,在安东待命。

  待命期间,前方不断传来胜利喜讯,四十军118师首战两水洞,歼灭了敌人一个加强营,打响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第一枪。于是把1950年10月25日定为志愿军赴朝参战纪念日,这真是我们四十军的无上光荣。又传来胜利消息说,我军在第二次战役中又出现了独胆英雄周德高。胜利的喜讯需要传扬,英雄人物的事迹需要歌颂,我们女文工团员有了用武之地,前方急调我们赶往前线,在1950年严冬季节,我随着文工团小分队踏着冰雪由安东市跨过鸭绿江走上了抗美援朝前线。

  一踏上朝鲜的国土,满目创痍,战争的残酷破坏景象令人触目惊心。新义洲被炸成一片废墟,残垣断壁上弹痕累累,寒风中似有亡魂在呻吟低述。整个被毁坏的城市中,看不到一个人影,老百姓都到山上的防空洞住了,想找个当地向导都非常困难。

  因为敌机的狂轰乱炸,我们只能昼伏夜出,傍晚出发,循着公路上运送给养和战争物资的车流向南挺进。沿途我志愿军的运输汽车被炸毁的不在少数。刚入朝时,我军后勤运往前线的汽车和物资有3/4被炸毁于途中,只有1/4的物资能运达前线。美军的空中优势确实让我军付出了血的代价。

  公路两侧的另一番景象也让我们兴奋不已,那就是有许多带有白五星标志的坦克、装甲车、汽车东倒西歪躺在田野里,这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杀伤敌人、歼灭美伪军的证明。

  我们在夜行军中也看到:每当美机轰炸在公路上留下了弹坑,就像下命令一样,一队队白衣白裙的阿爸基、阿妈尼和阿兹妈尼(朝语,即老大爷、老大娘、大嫂)会自动出现在公路上,他(她)们用头顶、用背架背石头填弹坑、抢修公路,保证运输线的畅通。英勇不屈的朝鲜人民啊,可敬可爱、可歌可泣的英雄人民啊,正是朝鲜人民和军队的紧密配合作战,才使我志愿军在极其坚苦卓绝的情况下取得了前几次战役的胜利。麦克阿瑟要在感恩节(1950年11月21日)前结束朝鲜战争、饮马鸭绿江的狂言成了梦呓;美军士兵想圣诞节(12月25日)回家团圆的美梦泡了汤。

  三、夜行军散记

  志愿军赴朝参战3个多月了,打了好几个大战役,我军向南推进很快,我们文工团小分队出国后一直在追赶着部队向南挺进。由于敌机的狂轰滥炸低飞扫射,白天我们只好隐蔽在山林中,天擦黑后才上路赶往前线。女文工团员们将行装减到最轻,不然就赶不上部队前进的步伐,要掉队。我们几个女兵除了身穿的棉军装,身上只背了一件棉大衣、干粮袋和碗筷牙具。棉大衣是宿营时当棉被盖的。朝鲜的冬天很寒冷,一件棉军大衣盖在身上顾头顾不了脚,于是我们想办法先扎上棉大衣的两只袖子,将双脚伸进袖里,然后再盖上大衣。当然只能穿着军衣睡,一则可随时行动,二来也暖和些。

  1951年,一个月黑之夜,我们从平壤附近祥原村出发,又开始了一夜的艰苦行军,山头、公路两旁田野里白雪茫茫,可道路上的积雪已被汽车和行军队伍及民兵担架队伍踩成一片泥泞。为了防空,我们都得伪装,那时志愿军没有迷彩服,因为道路两旁白雪皑皑,于是将棉大衣反穿着(大衣里子是白棉布的)或身披白床单,头上包着白毛巾。这白色行头跟公路旁的雪地可以融合,一旦敌机在头顶上空盘旋骚扰,我们可以扒在雪地上“隐蔽”。

  夜行军时最憎恶的就是敌人夜航机的捣乱,这种飞机一般不投弹,但它总在你头顶上空嗡嗡地盘旋,给我们的汔车兵和行军战士带来很大心理压力。尤其是汽车兵,一听到山顶上防空哨鸣枪报警,就得关上车灯,摸黑开车。朝鲜北部崎岖的山间公路,弯曲而狭窄,一不小心就会撞车或翻进沟壑,造成生命和财物的巨大损失。汽车兵们恨透了这种夜航机,叫它“黑寡妇”,意思是“哼哼唧唧”“嗡嗡作响像寡妇夜间的哭泣声”。

  另一影响夜行军及夜间运输的就是照明弹了。美帝国主义仗着空中优势,以势吓人,在公路要道投下照明弹,这些照明弹都挂在降落伞上,能在空中停留很长时间。照明弹挂在天空,地上像白天一样亮,汽车、行军部队均暴露无遗。我们这些女兵,一看到照明弹,初时新鲜好奇,但又担心美军飞机空袭时发现目标,有时竟不敢前进了。可是我们那些每天跟敌机斗勇斗智的钢铁运输线上的汽车兵,却勇敢而机智。看到曳光弹他们会幽默而风趣地大喊着:“美国佬给我们点上天灯了,同志们,加油快开吧,”于是他们踩紧油门,在亮堂堂的曳光弹的照明下飞速行驶。抗美援朝战争可真锻炼了我们志愿军汽车兵,是他们的勇敢、智慧、不怕流血牺牲才保证了前线的供应,才形成了一道炸不断打不烂的钢铁运输线。我曾听到一位年轻的汽车兵说:“回到祖国我可以闭着眼睛在大马路上开车!”这话一点也不是吹牛,因为在朝鲜战场上我们的汽车兵夜间经常不开车灯,摸黑行驶在北朝鲜崎岖、狭窄而又弹坑累累的盘山公路上。

  再看我们这支开11号车(两条腿走路)行进的文艺兵行列,有几个被别人用棍子或毛巾牵着走路的,原来,入朝几个月来,因青菜蒉乏,缺少维生素A,他们得了夜盲症(维A缺乏症)。白天眼睛好好的,可到了夜间就成了“睁眼瞎”,只好让别人牵着行军了。走着走着,忽又听到“咕咚”一声,唉呀,又是谁摔倒了!我想,准是那个载着800度近视眼镜由燕京大学参军的乔森,他在夜行军中摔过好几次了,两副眼镜都缺腿儿了,他用线绳穿着挂在耳朵上,那副怪模样挺可笑,又可爱。但这次摔倒的不是乔森,而是文工团的小鬼王学艺,他14岁就参军了,现在才16岁,他到文工团后我们团长给他起个“学艺”的名字。他有非凡的本事,就是能在行军走路时睡觉,尤其夜行军,走着走着他就睡着了,等到后边的同志撞到他的后背上,他才如梦初醒般急步赶上队伍。这次因为天黑竟被后边的同志撞了大跟头儿,摔得“咕咚”响。再看我自己,真有些惨不忍睹,双脚多了几门大“炮”(走路磨出的水泡),疼痛钻心,每次脚落地时那种痛苦劲儿不可名状,我一瘸一拐地艰难行进。黄湘棣像大姐一样关照我,有时还搀扶我,男文工团员张克文还将我的干粮袋牙具袋拿去放到他肩上,以减轻我的负担。我感动着,也咬牙坚持着,在同志们的关爱和帮助下我始终没有影响队伍的前进速度。

  队伍一路跋涉向前,东方渐露鱼肚白,又一个黑夜即将过去,我们又迎来一个黎明,我们的心底一片光明。找到一处山林,可以隐蔽防空,休息睡眠,准备明天的夜行军。当时我曾经想过,哪怕我们日行800里,也比夜行50里好。殊不知,我们黑夜里在泥泞不堪、弹坑累累、随时有飞机轰炸、扫射的危险情况下的艰难跋涉,正是为了祖国人民能在灿烂阳光下悠闲散步;我们黑夜里的搏斗,正是为了迎接祖国光辉灿烂的明天。

  四、“3.8”线上的“3.8”节

   新中国成立后,劳动妇女才有了自己的节日,这就是“3.8”国际劳动妇女节。自1950年至2000年今天,我已度过了50次“3.8”节了,但至今仍铭记不忘的是1951年在抗美援朝前线"38"线附近过的一个不同寻常的“3.8”节。

   1951年2—3月份,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紧密配合、并肩作战、攻势凌厉,经过四次战役,一度打过了“3 .8”线(南北朝鲜分界线)。当时,我是志愿军四十军政治部文工团的团员,3月初,我们文工团前方区队紧跟大部队,也到达了“3. 8”线附近。3月7日晚,仍是照例的夜行军,凌晨3点多钟,到达预定的宿营地。我们8名女文工团员,虽然经过了战争的考验,但夜行军的苦与累仍使我们精疲力竭,又困又乏。在一个尚有数间农舍幸存的村子里,看不到一个朝鲜老乡,因敌机的狂轰滥炸老百姓都上山防空了。但在牛棚里还栓住一头牛,说明它的主人还时常回来,但今天村子里却不见人影。在离前线这么近的地方,竟然不露天宿营,别提我们多高兴了。虽然只能睡两三个小时,天亮以后就要上山隐蔽。我们8个女同志在一间房子的炕上横七竖八,倒头就睡。队长为我们烧好洗脚水,可怎么也叫不起我们。吃炒面、喝水、洗脚、统统见鬼去吧,美美地睡上一觉,才是身体最迫切的第一需要。

  3月8日天刚亮,大约6时许,队长千呼万唤把我们一个一个叫醒,并说快吃些东西上山防空,太晚了容易暴露目标。我们胡乱吃些自带的炒面,但不是就雪,而是队长用朝鲜老乡家的饭锅烧的开水冲的炒面糊糊。饭后,队长就带着我们一行上山了。“3.8”线附近,已没有朝鲜北半部那样树木茂密的大山了,山坡上树极少,几乎是秃山。幸而山上还有前方战士经过时挖的防空掩体,防弹洞和小型防空洞。文工团员们三三两两分散开,在防空洞里一边隐蔽一边开始了各自的工作:有的创作歌曲,有的编写歌词,有的练习乐器,为慰问演出和行军途中的宣传鼓动作准备。我和一位北京籍的男文工团员井树安同志合作写大鼓词,题目是《歌唱青年英雄曾南生》。这是我们从部队搜集来的战斗英雄事迹材料,说的是四川籍青年战士曾南生,在第四次战役中,只身跟敌人遭遇,他灵活地利用地形地物掩护自己,打几枪换一个地方,一人竟消灭了7、8个敌人。曾南生也患有夜盲症,但他凭着听力、凭着机智、勇敢,竟能突出敌人重围与战友会合。风烟滚滚我们也要歌唱这样的英雄人物。

  敌机不时在上空骚扰,在附近投弹扫射。可我们文工团员们在注意防空的同时仍坚持干着该干的工作。我在这一天的日记里是这样写的:“敌机的马达嗡嗡,怪声怪气震耳鸣,嗡嗡响声像苍蝇,原来它盘旋在我们头顶。咔咔咔轰隆隆连声响,扫射投弹耍威风。说威风它也不威风,同志们依然很镇静,她在构思他在写,没把敌机骚扰放心中,决不是麻痹和大意,只因有牢固的防空洞。”中午我们在防空洞里吃些压缩饼干,喝点军用水壶里的凉开水。又蜷缩着身子补了补睡眠,准备晚上的夜行军。

  傍晚时分,队长将我们全队文工团员集合起来,这时,他郑重地向我们宣布:今天是“3.8”国际劳动妇女节,他代表全队的男同志也代表党组织向我们八位女战友祝贺节日,并恭敬地给我们行了个军礼。队长还说,要想方设法给我们改善一下生活。他把这几十人的队伍又带回早晨临时宿营的村庄,想借用老乡家的锅烧些开水,冲些炒面。其实,想改善生活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当我们来到村旁,才看到昨晚我们暂住的民舍已被炸坏,牛棚里那头牛也成了炸弹下的牺牲品。我们队长灵机一动去看了看死牛的残骸,回来时他满面春风,哼着他家乡的东北小调:“东北那个风,刮呀!刮呀!刮晴天那个晴了天!”队长很快找到了一口未被炸坏的锅,又利索地用军刀割来几大块牛肉,为我们煮起牛肉来了。这一晚,对我们八个女同胞特别优待,每人分到了一块熟牛肉,男同志只能尝尝鲜。虽然这煮牛肉没加任何佐料和调味品,但我们吃着却觉得比任何佳肴都鲜美可口。这头牛虽是被炸死的,我们仍按志愿军的纪律,给这户朝鲜老乡留下了朝币和一封短信。

  夜幕降临,我们又踏上了征程。这一夜,我们八个女同志兴奋异常,一路行军,一路唱歌,在部队从我们身旁经过时,我们站在道边说快板,唱鼓词,宣传鼓动,指战员个个情绪饱满,斗志昂扬!我们心中充满欣慰和自豪。

  这“3.8”线上的“3.8”节,至今我记忆犹新,终生难忘。

  五、战地国庆节一日

  1951年的国庆节,是我在朝鲜战场度过的第一个国庆节。人民共和国成立两周年,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将近一年。远离祖国的志愿军儿女对祖国一片深情,无限思念,这炽热的爱国之情都倾注在庆祝国庆两周年的活动之中。打开我幸存的一小本战地日记,在发黄的纸页上有“国庆节一日”的珍贵记录。时间:1951年10月1日,地点:朝鲜战地陈沓洞,工作单位:志愿军后勤一分部第三野战医院。我是在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后调到这个医院担任文化教员的。当天日记的内容很简短,照抄如下:“今天是国庆二周年纪念日,天气晴朗。早晨起床后,我们有很多工作要干,百忙中我们还抽出一定时间来纪念这伟大的日子。出了“国庆专刊”,会了餐,晚间在一个大防空洞里举行了小型文娱晚会。在朝鲜战地这样艰苦的环境中,我们的庆祝活动的确搞得不错!”50年前这几句简单的真实的历史记录打开了我们记忆的闸门,在朝鲜战地志愿军儿女庆祝伟大祖国国庆二周年活动的画面一幕幕又映现在我的眼前。

  当时,我是第三野战医院的文化教员,由文工团员转为文化教员时间不长,工作还不太得心应手。部队的文化教员,主要任务是抓宣传教育及文娱活动。在国庆节庆祝活动中,我的工作就分外多些。就拿办“国庆专刊”来说吧,军医和大多数护士能自己动笔写纪念稿,但许多文化低或没有念过书的护理员、炊事员和担架队员想要表达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却不会写。于是,我这个文化教员就格外忙,我得到病房,炊事班及担架队听他(她)们的口述,然后写成文稿再念给本人听,直到他们认为表达了他们的真情实感才满意。这样组来的纪念稿大约有十几篇。还有的同志虽有一定文化但不善写作,总感到写出的文字没有充分地表达出对祖国的热爱之情。比如,院部的文书曹义,当我向他约稿时,他满口答应,但过了几天他对我说:“邰教员,给你说实话吧,写这篇纪念稿我费了两天时间,憋得满头大汗,改了好几遍,你看能用不能用。”我一看曹义写的纪念文章,标题是《庆祝国庆我的决心》,抄写得工工整整,字里行间流露出爱国情,报国心。我们这个野战医院医护、行政人员加上民工担架队员不过百人,这次纪念国庆二周年的专刊共收到三十七篇稿件,我把这些文章贴在一幅红布上,挂在一个大防空洞的洞口。透过这“国庆专刊”上的一篇篇文稿,我似乎看到一颗颗鲜活的跳动的心。远离祖国的志愿军儿女的心和亲爱的祖国紧密相连,贴得如此之近。祖国啊!为了保卫和平,为了保卫祖国,为了祖国人民的幸福,我们甘愿在朝鲜战场吃苦献身,请祖国人民放心。

  节日会餐的菜肴并不丰盛,也没有美酒,但我们已经很满足了。刚出国那阵儿,是一把炒面就一口雪。现在能吃到高粱米,还有少量的大米、白面,而且不时还有罐头食品改善生活。这些食品、物品是从祖国运来的,我们有一条敌机炸不断打不垮的钢铁运输线,为了保证前方供应,志愿军的汽车兵、火车司机、工程兵战士付出了血的代价。这一天,我们吃到了雪白的大米饭,还有肉罐头,是出国以来最好的一餐佳肴。

  晚上在防空洞里举行的国庆文艺晚会,将国庆二周年庆祝活动推向了高潮。晚会上有部分即兴节目,但大部分节目都是我这个“编剧”兼“导演”指导排演出来的。受欢迎的节目有女护士林枫演唱的《歌唱二郎山》,护士排男女护士的合唱《志愿军战歌》、《歌唱祖国》。我自己编剧并主演的小话剧《立功喜报寄到家》也反响强烈。我在剧中扮演一位军属老大娘,那时我只有19岁,表演时在头上包一块毛巾,又在额头,眼角画些皱纹和鱼尾纹,我学着老太婆小脚走路的模样,倒很像农村老大娘的派头。最主要的还是剧情动人,老大娘接到儿子从抗美援朝前线寄回立功喜报时的喜悦与激动,村民的夸奖和羡慕,这一切,深深地鼓舞着身在抗美前线为和平而战的人们,也激发了白衣战士全心全意救死扶伤为伤病人员服务的热情。

  演出结束,走出防空洞,就听到远处敌机炸弹的爆炸声,医院的王政委风趣地说:“我们权且把它当作节日的礼炮声吧。”抬头一看,夜空中有敌机投下的照明弹曳光在闪烁。我凝望着夜空,联想到天安门广场上空那绚丽多彩的节日焰火。此时我们伟大的祖国首都正沉浸在国庆的欢乐中。于是,我们这些远离祖国的儿女,又情不自禁地齐声唱起:“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六、怀念战友郭岚

  时光如流,岁月沧桑,我亲密的战友、同乡郭岚女士在朝鲜战场牺牲已48个年头了。近半个世纪的悠悠岁月,许多往事如烟云一样缥缈而模糊,可我对郭岚同志的记忆依然如昨,对她的怀念之情有增无减。

  那是1951年秋天,风烟滚滚的朝鲜战场,我刚调到志愿军某野战医院任文化教员不久,医院从祖国又补充进一批医护人员,以满足战地救护的急需。她们是刚从国内卫生学校毕业,参军不久被派往朝鲜前线来的新生力量,其中一个学药学专业的女司药叫郭岚。她,刚满18岁,一张稚气的脸,胖胖乎乎的留着短发。个头儿不高,军装穿着长,但她用巧手改制得非常合体,腰间扎一条皮带,走起路来可精神呢。

  野战医院里女兵较多,开始郭岚并不引人注目。但在一次慰问伤病员的演出中,她引吭高歌了一段家乡豫剧《花木兰》其中的一段:“谁说女子不如男”,得到了热烈的掌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小郭演唱时满腔激情,她参军不久就上了前线,感觉自己比当年的花木兰还勇敢呢。郭岚唱的“谁说女不如男”和女护士林枫独唱的《歌唱二郎山》成了我们野战医院的保留节目,每当慰问演出和节日庆祝,都少不了她们的演唱。

   郭岚成了文娱活动的骨干分子,而我这个文化教员又是负责抓宣传和文娱工作的,我俩的关系自然密切起来。加之,她是河南安阳人,我是河南南阳人,虽说一个豫北,一个豫西,但确系道地的河南老乡。在异国他乡,在炮火连天的朝鲜战场,同志们在一起一提到“祖国”二字就亲热得很,何况我俩都是黄河边的儿女,别提多亲密了。我们曾同住一个防空洞,一块谈幸福、谈理想、谈人生;一起思念祖国、思念家乡、想念亲人。谈起家乡的特产,那甜如密的大柿子,脆生生的大红枣,颗粒饱满的落花生,馋得我俩直想流口水。

  有一次,我俩谈起什么是幸福时,郭岚不假思索地说:“我现在觉得最幸福的就是听不到敌机狂轰滥炸时的怪叫声,白天不用钻防空洞。”我说“是啊,最幸福的时刻将是我们能胜利回到祖国,明媚阳光下我们在大街上悠闲散步,晚上没有敌机骚扰而安宁睡眠。”瞧!那时我们渴望的幸福,就是那么简单而又平常。

  郭岚热情,认真细致、尽职尽责地做着她的司药工作,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贡献着她的青春年华。她多次受到表扬,还因在一次敌机轰炸中奋力抢救药品而立过功。1952年的元旦、春节,“七一”、“八一”,只要开庆祝会演出,都有她的节目,除唱豫剧外,还参加合唱队,有时还演出小话剧,小歌剧。

  1952年秋季,朝鲜开城板门店停战谈判出现了僵局。敌人从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妄想借助军事武力获得,美、伪军发动了秋季攻势。前方的坑道战异常激烈,我们野战医院接收的志愿军伤员明显增多。防空洞容纳不下,附近村子里幸存的部分农舍也清理干净住进了伤员。由于夏、秋两季阴雨连绵,担心药品受潮变质,药房由防空洞搬到一间农舍里。这一段时间医院的任务重,郭岚也格外忙碌辛苦。她要经常搬动大大小小的药品箱、绷带包,以免药品受潮变质。医院里就她一个司药,夜间接收伤员时她还要加夜班。没黑没白地工作,眼看人消瘦了,胖乎乎的圆脸变成枣核儿脸型了。但她身上充满青春活力,乐不知疲,百忙中她还挤出时间准备庆祝国庆三周年的演唱节目。

  1952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周年的喜庆日子。我们野战医院的全体工作人员,要在抗美援朝前线度过又一个国庆佳节。吃完早饭,医院的行政领导和政工人员(我也在内)就到山上松林里开会,研究国庆晚会的讲话稿,我还向领导汇报了文艺节目的安排顺序。上午10时许,我们伟大祖国首都天安门广场,将举行声势浩大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此时此刻,我们前方指战员的心啊,飞回了祖国,飞到了首都天安门广场,我们多么想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检阅啊!

  然而就在此时,晴朗的天空中有敌机发出的轰鸣声。这嗡嗡作响的声音志愿军战士司空见惯,习以为常。我们在山上看得很清楚,高空中飞过来两架美式B29大型轰炸机,前后左右有八架战斗机护航。敌机没有侦察,没有盘旋,在接近我们野战医院驻地上空时,在高空投下两枚巨型炸弹,马上就掉头飞回南朝鲜方向。接着我们就听到了振耳欲聋的炸弹爆炸声,我们野战医院驻地区域内火光冲天,烟尘蔽日。在山上开会的人们不约而同惊呼;“糟了!我们医院被炸了!”火光就是命令,山上的同志们飞快冲下山去,冒着生命危险,冲进火海硝烟中,抢救受伤的战友,背出或抬出牺牲的同志。有一个防空洞,洞口被炸塌了,上方的土石封住洞口,里边有十几位战友有生命危险。大家用镐头,铁锹,甚至十指,终于扒开一个洞口,救出了这十几个战友,不幸的是,我最亲密的战友郭岚,当她听到飞机轰鸣声时马上离开药房要到山上防空洞隐蔽,然而,猝不及防的高空投弹,在她走出药房没多远,就被炸弹碎片击中腹部而光荣牺牲。看到郭岚和几十位牺牲战友的遗体时我泣不成声,仇恨充满胸膛。

  入夜,我和政委、指导员一起清理烈士遗物,遗憾的是有三位刚从前线转下来的伤员,医院未来得及进行登记,他们又因烧伤牺牲在我们医院而成了无名英雄。我在郭岚的遗体前伫立良久,下意识地摸了一下她的上衣口袋,间有一张带血的信纸,只是写了几句开头的信,大意是国庆节到了,向故乡的父母问安。看到这未写完的带着血迹的家书,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我哭泣着用手抚摸她的面颊,向郭岚作最后的道别。第二天,我们怀着悲愤的心情在一座山头上掩埋了烈士们的遗体。

  郭岚同志走了,带着对祖国的深情,对父母亲的眷恋,对和平幸福生活的渴望,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而将遗骨留在了异国的土地上。她短暂的生命光辉而灿烂,她闪光的青春壮丽而辉煌!虽然她的墓前没有纪念碑,但她在我心中留下了不朽的丰碑。这丰碑昭示着:“不忘昨天,珍惜今天!”

  亲爱的郭岚同志,你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七、记模范女护理员罗克贤

  在我珍藏的一本抗美援朝的日记本的扉页上有一段题词常使我感动、振奋,也让我记起题词者的形象和模范事迹,题词照录如下:

  “亲爱的邰杰同志:

  我们是新中国的妇女,今天我们走上了这个光荣的斗争中,实在是太光荣了!同志,为了我们祖国更幸福的明天,我们共同努力吧!二次归国代表 罗克贤 一九五二年九月一日”

  罗克贤,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一分部某野战医院的模范护理员。我和她的相识,是在一次“志原军归国代表报告会”上,她操着湖南口音介绍了她的模范事迹和归国代表在祖国受到的热情接待和隆重欢迎。会后,她又跟我们第三野战医院的女同志们进行了座谈,并在我的日记本上题词留念。

  从外表看,罗克贤长得娇小而单薄,个子不高,军装穿在她身上不太合体,更显得她腿短而个子矮小。她梳着齐耳的短发,戴着志愿军军帽,老远看像个小男孩儿。虽然经过战火的锻炼和洗礼,但说起话来慢声细语,显得文弱、单纯,她笑起来两腮现出酒窝儿,特别可爱。从她文静、瘦弱的外表你难以想象她会有惊人的壮举。

  小罗参军前是湖南某地的中学生,像一般女孩子一样,她特爱干净而又害怕血污。可她参军后却被分配在医院工作,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她在某野战医院护理班担任护理员兼护理班长。战地医院的护理工作,照护的多是不能行动的伤员,不仅要给伤病员喂饭、喂水、喂药,还要端屎倒尿,清洗血迹斑斑的绷带纱布。脏和累是不言而喻的,数九寒天,在冰水中洗涮,双手冻得又红又肿。一天天下去,她手背上起了水泡、出现了冻疮,可她并不在意,总会说:“只要阶级兄弟养好伤能重上前线,我自己累点苦点又算什么!”

  由于敌机的狂轰滥炸,野战医院接受伤员一般都在夜间。半夜或凌晨,只要运送伤员的汽车一到,接送的医护人员、担架队员都像进入战斗一样抬的抬,背的背,将伤员送进防空洞内,进行抢救或包扎处理。有时,重伤员多,担架队员不足,罗克贤会以她瘦小的身躯,支撑起一百多斤重的担架的一端。有一次,一个伤员看到抬他的竟是一个个子矮小的瘦瘦的女同志,感动得掉下眼泪并说“我要下担架自己走,她太瘦小了,会累坏她的!”可小罗却像哄小弟弟那样对伤员说:“ 同志,别动啊!动弹伤口会疼的。你放心,我抬得动,摔不了。”朴素无华的语言,金子般赤诚的心,她得到了伤病员的普遍赞誉,被称为伤病员的“好保姆”。

  偶尔也会碰到极个别觉悟不高的伤员,他们恃伤居功,自以为流血负伤了就是“英雄”,甚至说什么“老子为革命流血受伤,你们应该照顾好。”一时护理员动作不敏捷,或者伤员的伤口疼痛,也有大声骂娘的。在这种情况下,罗克贤就像做错了事不知所措的孩子,她总是道歉似的说:“对不起,好战友,您哪儿不舒服?您需要什么?别上火着急呀!那对养伤不利啊!我马上给你办…….”一席安慰的话语,滋润着受伤者的心田,人心都是肉长的,对一个年纪轻轻,笑容可掬的女同志发牢骚讲怪话算什么英雄好汉!因此,矛盾也就化解了。

  小罗耐心、细致、周到的护理,得到了广大伤病员的好评,口头表扬很普遍,给医院领导写信为她请功者也不在少数。她的血型是“O”型,先后为伤员献过500CC的鲜血,挽救了两个重伤员的性命。尤其在第四次战役时,医院病房遭到数架敌机的扫射轰炸,罗克贤为了抢救伤病员,奋不顾身,多次冲进浓烟烈火中,用她娇小瘦弱的身躯,连续背出五个伤员,直到她自己精疲力竭,昏厥在浓烟中,又被战友们抢救出来。

  罗克贤因出色的护理工作和英勇抢救伤员而荣立二等功,1952年又被选为志愿军第二次归国代表,在祖国首都北京,光荣地受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的接见。当我跟罗克贤同志握手时,她自豪地对我说:“邰杰同志,我的手被毛主席和周总理握过,你再好好地握一握这双手,这是我们志愿军女战士的光荣!”我使劲攥住她的手,握了又握,舍不得放开,我真的从握手中得到了鼓舞和力量,感到热血沸腾。

  跟罗克贤同志在报告会和座谈会上认识并了解她的模范事迹后,很快我们都回到自己的战斗岗位各忙自己的工作了,以后也没有通信联系。罗克贤同志后来怎么样,她现在又如何?我是“人事两茫茫”。但我深信不疑地是,如果她没有在朝鲜战场上光荣牺牲,她定会在幸福的今天为祖国更幸福的明天而不懈奋斗着。

  祝福你,我敬佩的罗克贤同志。

  八、与祖国人民通信的故事

  自从1951年4月魏巍的朝鲜战地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发表后,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就被祖国人民誉为“最可爱的人”。这称号,这赞誉,给抗美援朝前线浴血奋战的广大指战员多么大的鼓舞和力量啊!此后,祖国人民写的大批慰问信和广大少先队员献给志愿军叔叔的红领巾陆续送到了前线,送到了战士们的手中。我当时工作的志愿军野战医院也收到了许多写着“最可爱的人收”的信件和少先队员的红领巾。

  啊,祖国人民那一封封来信,有的字体娟秀,有的刚劲有力,还有祖国花朵那幼稚的童体。书信表达了对志愿军战士的热爱和尊敬,寄托着祖国人民的深情和厚望,也带来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的泥土芳香。杜甫诗云:“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在抗美援朝硝烟迷漫血与火的战场,祖国人民写来的慰问信远远超过万金的价值啊!

  我这个文化教员忙着把慰问信和红领巾分发给护士排、护理班、担架队、炊事班,我还给炊事员、担架队员分别读了几封热情洋溢的慰问信,大家工作战斗热情更加高涨。医院的政委在会上号召给祖国人民写回信,报告胜利消息,感谢祖国人民的支援。说实话,由于战事的频繁,战地条件艰苦,有许多志愿军战士不会写信,加上来信的数量多,我们不能给来信者一一作复,实在有愧。我是阅读祖国人民来信最多的,大约读了一百多封来信,受到深刻教育,得到巨大鼓舞,我还写过很多封回信,是我们野战医院里给祖国人民写回信最多的一位。

  在跟祖国人民通信的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些有趣的故事。护士排排长李联英同志是北京人,他从许多来信中找到首都北京一位少先队员的来信,按地址写了一封回信。不久,就接到了那位红领巾的来信,开头的称呼是:“最可爱的李联英大姐姐,你好!”李排长一打开信就笑得前仰后合,大家都丈二和尚似的。原来李排长在回信时没有说明自己的性别,结尾署名“李联英”,单位是志愿军第三野战医院。祖国北京的那位小朋友根据名字和医院推断出李联英是“可爱的大姐”。从此,我们就常戏称李排长为“李大姐”。后来,李联英又写信给那个可爱的小弟弟做了订正,风趣地写道:“我不是你的大姐姐,我是你的长着小胡子的大哥哥!”这大哥哥和小弟弟通信直到志愿军归国。

  说来也巧,因名字而产生的误会在我和祖国人民的通信中竟也发生了。我的故乡在河南,我在大堆的慰问信中好不容易找到我的故乡河南商丘师范学院中文系一位叫“何凤彩”的同学来信,字迹看起来也无阳刚之气。根据“凤彩”这个名字我推想该是一位秀气可爱的女大学生,我这个志愿军女兵就给想象中的“她”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天头我称呼“何凤彩同学”,这样不致冒昧。信中报告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胜利消息和我们的战斗生活。最后一段我是这样写的:“解放了,新中国建立了,我们妇女才翻了身,我们能跟男同志一样施展我们的才华,为革命事业贡献我们的力量!我今年十九岁了,你可能是我的大姐姐或者小妹妹,让我们在不同的岗位上发出我们的光和热吧!”过了一段时间,我就收到了何凤彩的来信,一手潇洒的毛笔行书,写了五、六页之多。信中说,我的信(“最可爱的人”的信)在河南商丘师范学院引起了轰动效应,黑板报转载,广播站连续广播,同学们传阅。从何凤彩来信的字里行间流露出欣喜与自豪的感情,这使我也倍受鼓舞。可读到最后,我禁不住哑然失笑了。信的结尾写道:“我不是你的大姐姐,也不是你的小妹妹,而是你的大哥哥。我高中毕业后在小学当了老师,于去年考进师范学院中文系深造。最后请接受你故乡的大哥哥最崇高的敬意!”啊哈,多有意思!我竟和一个少先队员犯了同样的错误。原来名字叫“英”、叫“凤彩”的并不都是女性。这一段因名字而产生的误会,跟祖国人民通信的故事,给我们的战地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至今回忆起来还饶有兴味。

  九、我的朝鲜阿妈妮

  在全世界许多种类的语言中,有一个词有着非常相近的读音,那就是“妈”这个词。我不懂为什么,是因为“妈”这个音节容易发出,还是因为世界上所有的妈妈所具有的那种伟大的母爱呢?我想大概两个因素都存在。是的,我不仅享受过生身母亲的爱和抚育,也感受过朝鲜阿妈尼的挚爱和关怀。时间已过去了近半个世纪,一位普通的朝鲜阿妈尼的形象常萦绕脑际,久久不能忘怀。

  1951年冬季,我工作的单位志愿军第三野战医院驻扎在朝鲜遂安邵边济里小村。说是村子,实际上大部分民房已被美帝国主义飞机炸成废墟,仅在山脚下尚留有数间弹痕累累的茅舍。住在这残存茅舍的多是上了年纪的老人们,因为防空洞的潮湿和阴冷年轻人都受不住,更何况老人!我们医院到这里后在山头上建了许多防空洞,工作人员和伤病员均住在山上防空洞里。医院院部的防空洞离村子较近,因此,院部的几个工作人员吃饭时常借用阿妈尼家的房子作临时饭厅。当我们第一次脱掉鞋子走进阿妈尼家炕上坐下吃饭时,发现小炕桌上有一只大铜碗盛着带些锅巴的热水,还有一碗北瓜炖土豆。这菜和水是哪儿来的?政委忙问翻译员小金,小金说这是房东阿妈尼端上来的。接着,我们就看到一位五十多岁,满脸沧桑,身穿白衣白裙头扎白毛巾的朝鲜阿妈尼从厨房走进来。她面带笑容,表情里饱含着对志愿军的敬意,说了许多话,只是我们一句也听不懂。小金给我们翻译说:“阿妈尼说,中国人民志愿军顶好,帮助朝鲜人民打美国鬼子,把美国鬼子和李承晚兵赶到‘38’线以南,我们老俩口才敢从山上防空洞里搬到房子里住。志愿军战士从老远的中国来到我的家,但现在打仗很困难,我没有别的食物招待,只有自己种的一点北瓜和土豆,对志愿军同志表示一点心意。”说完,阿妈尼就微笑着退回厨房去了。我们吃着这北瓜炖土豆,喝着有些糊味的热水,好像回到了自己的家,吃到了妈妈亲手给我们做的美味食品。但我们志愿军有纪律,饭后,政委让翻译小金给阿妈尼送去朝币,作了解释。阿妈尼一脸疑云,很不理解,小金再三说服,这才作罢。过了一段日子,我们对阿妈尼的家庭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她的老伴在美机一次轰炸中受了重伤,至今行走不便,不能干活。她两个儿子都参加人民军上前线杀敌去了。因此家里家外的活都由阿妈尼独自承担,种地、收割、顶水、打柴、抢修公路、支援前线。她整天忙碌着,一副坚毅不屈的神情,似乎天塌下来她一个人也能顶着。美帝国主义发动的这场罪恶战争给朝鲜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年轻男子几乎都参军上了战场,但千千万万的朝鲜阿妈尼和全体妇女大军,用头顶,用坚强意志、以伟大母爱支援着人民军和志愿军,保证了战争的胜利。记得有一次,我的胃病犯了,呆在阴冷的防空洞里,吃不了饭,连喝水也疼,疼痛使我手捂胃部、缩成一团。正当我蜷缩在防空洞一角痛苦难耐之时,防空洞口闪进一个穿白衣白裙的人,阿妈尼来到了我的身边。细心的朝鲜妈妈发现我有好几顿没有到她家房子里用餐,就来看我了。翻译不在,她不会讲汉语,我只会叫“阿妈尼”。但通过手势、表情,我们俩居然沟通了。我明白了阿妈尼的诚意,是让我到她的房子里去休息。拗她不过,我就随阿妈尼到了她家,她给我安排在炕头最暖和的地方躺下,并给我盖上了她家仅有的一床棉被。接着,她又到厨房,不一会儿给我端上一碗热汤,示意我趁热喝下去。热炕、热汤,还有阿妈尼那颗热心及一双温暖的手,暖热了我的心,减轻了我病痛之苦。我想起了已去世三年多的母亲,回忆起我幼年时有点小病小灾妈妈为我做的薄面片汤以及妈妈的疼爱。噢!阿妈尼,我的朝鲜妈妈!您真像我的亲生妈妈!我心底呼唤着妈妈,热泪顺着双颊流了下来。在阿妈尼悉心照料下,我的胃病很快就养好了,阿妈尼脸上的阴云也消散了。可没过多久,部队医院向前方移动,我们跟阿妈尼依依惜别。这位在战争中坚毅不屈的母亲竟老泪纵横,拉着志愿军同志们的双手不愿放开,送了一程又一程。

  阿妈尼,朝鲜妈妈!您老人家如果今天健在的话,该有一百多岁了,我衷心祝福您。如果不幸您已去了另一个世界,我永远怀念您。

  注:“阿妈尼”朝语,即汉语“妈妈”。

  十、回忆我的第一个上级

  1999年元旦,我收到一张贺卡,贺卡上仅写有一首小诗,题名《思》,诗文为:“我住沈阳你长春,多年不见思念君;有朝一日重相会,说说笑笑论古今。”这是我的老上级、老领导,现在统称为老战友者候心—老人写来的。耄耄之年的老者,用他曾被日本鬼子两发子弹穿透过的右手,颤抖地写下这首深情的思念老战友老部下的诗名。阅后我百感交集,记忆的闸门一下子打开,往事如流水一样倾泻而出。

  那是半个世纪前的1949年10月,我刚脱掉学生装,穿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装,满怀热情、踌躇满志,开始了革命军人生涯。我们这几百名学生兵,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军一一八师文化干部训练队接受几个月的政治思想教育之后,就被分配到全军各有关单位。女兵分配到文工团的最多,也有到机关做文化干事或到师部、团部当文化教员的。那时分配工作是单向选择,个人服从组织,那里需要就在那里干,不会干就从头学起。

  正式分配前,有一个高个子约30多岁的军人找我个别谈话,他脸上布满浅浅的麻子,眼睛不大,外表看起来有些严峻。他跟我谈话时我不敢正视他,有些胆怯。他问了我的文化程度和爱好,我说参军前是高中学生,挺喜欢文学的。他问我:“军政治部文工团需要人,你同意去吗?”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服从革命需要!”但我心里却打起了鼓,心想:我唱歌变调,舞蹈也没有基础,乐器又从没摸过,到文工团我能干什么呢?但革命工作是不许讲价钱的,我硬着头皮,惴惴不安地跟大个子军人到了四十军文工团,心想见了文工团的领导再讲困难吧。到了文工团才知道,原来找我谈话领我到文工团的那个大个子军人,就是我们军政治部的新任团长侯心一同志,我想谈困难提条件的事压根儿不敢提了,于是,侯心一团长就成了我的第一个上级。

  在文工团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对侯团长的革命经历有了一些了解,他是抗日战争期间参加革命的,在与日本鬼子拼杀时,右手被日本鬼子的枪弹穿了两个洞,至今右手内还有三小块弹皮未取出,成了三等残废。他由普通—兵逐步成长为部队文艺骨干,文艺团体领导。侯团长能编能演也能唱,他编写过独幕及多幕剧,也写过小调剧和快板书。他参加过几十部歌剧,话剧的演出。在话剧《抓壮丁》中,他饰演王保长一角,把王保长横行乡里、鱼肉百姓的形象塑造得维妙维肖。有一次演出,当王保长被愤怒的群众打倒在地,侯团长顺势躺下装死时,他的刚两岁的小儿子在台下竟被吓得嚎啕大哭。团长夫人也是文工团员,有时演出不得不把孩子带到现场。侯团长的音乐素养也不错,识简谱,能创作歌曲。我对音调、音符、节拍等音乐初步常识都是从他那里学来的。

  的确,侯心一团长既是我们文工团的好领导,又是我们年轻文工团员的严师。早晨他领我们练声,我最怕单个教练,唱不准音调,他会猛剋我。他教我们识简谱,记五线谱,教我表演基本功,还指导我们欣赏文学作品。平时,他待我们文工团员像父辈,像兄长,温和而平易。他对我们几个年龄小的团员称呼也特别,总爱加个“老”字,常是“老曹”、“老王”、“老邰”地叫我们。实际上曹华和王学艺当时只有16岁,而我也不过18岁。

  1950年1月,我们四十军第一批抗美援朝赴朝参战。在遴选女文工团员赴朝参战人选时,八名女将中竟有我的芳名,那兴奋、激动之情无以言表,好几个不眠之夜都在想着如何在抗美援朝前线经受战争考验,如何为人民立功。那种光荣感、自豪感不用说了,只觉得文工团侯团长为首的领导对我的信任让我产生“士为知已者死”的感慨,就是赴汤蹈火,我也会义无反顾。

  在朝鲜前线极其限苦危险的条件下,我还坚持写了部分战地日记,日记除写敌机的狂轰滥炸,战争残酷之外,也反映了我内心的真实想法。有一篇日记抱怨自己为什么出生在地主家庭,这对自己的进步有多么不利啊。有一天,侯团长看到我时问道:“老邰,到朝鲜前线后有什么感想呀?”我回答说:“我记了日记,请团长看一看,算是我的思想汇报,也希望您给我改正错别字和病句。”侯团长说:“这可是你主动送给我看的,我就看看吧。”当我拿回日记本时,字里行间有红铅笔圈出的错别字,还发现有几篇日记旁边有眉批。侯团长针对我夜行军后的表现批注道:“似这样的疲劳现象,如何经得起更严酷的考验呢!”。在我抱怨自己的出身会影响我的进步时,他批注道:“一个人的出身成份对他的进步是有一定作用的,但不是唯一的,还要看个人的努力如何而定。”是啊,侯团长在鼓励我,也是在鞭策我努力进步。其他许多团员的日记本上也有团长有针对性的批语。

  文工团领导根据我的所长分配我搞创作编写文艺节目,我根据搜集到的英雄事迹材料和另一位团员合编了《歌唱青年英雄曾南生》的大鼓词,演出后效果颇佳,为此,团长为我请了功。

  由于战争条件的艰苦,我竟病了,得的是一种由人虱传染的急病“回归热”,高烧不退。文工团里的女卫生员照顾我在一个防空洞里休息。侯团长知道后来看望我,他像哄孩子似的对我说:“老邰呀,你想吃点什么?我这里还有一听肉罐头,你吃下去病就能好啦!”我含泪接了,但却无力打开,团长又亲手为我打开罐头,看着我吃下去方离开。晚上夜行军时,侯团长看我发烧走不动路,就将配备给他骑的一匹军马让给我骑。侯团长吃力地走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我骑在马背上禁不住流下热泪、唏嘘不止。

   后来,我和侯团长先后调离文工团,1953年部队回国后,侯团长调到军文化处任处长,我于1954年考入大学深造,也转业了。自此数十年间音讯杳然。几十年来,在我内心深处,对我的第一个上级,对我人生旅途上最好的导游者始终心怀感激和尊敬。经过我的多方努力和无数次探访寻觅,终于找到了老首长的通讯地址。从1996年我们通过书信联系了几次,我本打算到沈阳去看望他老人家,但因我家事烦忧,老公先是生病住院,接着是不治而逝世,我心绪不佳终未能成行。1999年接到老上级的贺卡,当时我在北京住,心想2000年夏天一定到沈阳去跟老团长“说说笑笑论古今”。但我万万没有料到,让我遗憾终生的事情发生了,我敬爱的老领导,第一个上级、我的严师、犹如父辈和兄长的侯心一老人竟于1999年10月作古仙逝。呜呼!“有朝一日重相会,说说笑笑论古今”竟成了他未实现的遗愿,那张贺卡也成了我的第一个上级留给我的最珍贵的遗墨。

  谨以此文作为对我的第一个上级侯心一革命前辈的祭奠和悼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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