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反”运动与“抗美援朝”（60）
当然，武亭等人最后还是进了朝鲜，并在朝鲜政权重建中分到了一杯羹。一九四八年二月朝鲜人民军正式建立后，武亭被任命为朝鲜人民军副总司令兼炮兵总司令。同年九月北朝鲜建国，武亭担任民族保卫省副相（国防部副部长）兼炮兵总司令。金枓奉被推选为第一届最高人民议会委员长。崔昌益任内阁财政相（财政部长）。朴一禹回国后在八月召开的朝鲜劳动党一大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劳动党中央干部部部长，一九四七年二月又兼任北朝鲜人民委员会内务局长。虽然，他们的职位都不低。但是相比金日成嫡系的那些人，他们还是属于“低就”的。
至于那些没有进入朝鲜的义勇军，按照中共东北局的指示编成四个支队后，一面继续参与中国革命，一面大力扩军，特别是招收朝鲜族青年入伍。这种情况说明，中共还在等待机会要让更多的人到朝鲜去，从而扩大中共在朝鲜的势力。那时随着日本投降和伪满洲国解体，有不少原来参加日军、满洲国军和警察的人失去了职业，也失去了经济来源，他们要寻找新的“饭碗”。而林彪部队此时正在大量招人。于是不少人、其中也包括朝鲜族人，就被吸收进了林彪部队。一九四九年金日成欲“统一祖国”，但兵力不够，要求中共支援，毛泽东就趁机将林彪麾下的三个朝鲜族师给了金日成。这三个朝鲜族师，其前身就是当初去不了朝鲜，由武亭主持改编的那四支朝鲜义勇军支队扩军后所组成。
据韩国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金东吉《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朝鲜师回朝鲜问题新探》一文（载《历史研究》2006年第6期P103-114），以及其他有关资料提供的情况：当时由朝鲜义勇军改编的第一支队，支队长王子仁（崔仁），政委方虎山，一九四五年底与通化、柳河、清源各一个朝鲜中队，辑安、桓仁两个朝鲜大队，合编为朝鲜义勇军南满第一支队。一九四六年三月该支队扩编为六个大队，改称李红光支队。一九四八年四月改编为东北人民解放军独立第四师。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东北解放后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六六师，下辖第四九六、四九七、四九八三个团，共一万零三百二十人，直属东北军区建制。一九四九年七月去朝鲜，改称朝鲜人民军第六师团，方虎山任师团长。
第三支队：支队长金泽明，政委朱德海（吴基涉），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与哈尔滨市保安总队朝鲜人独立大队合编为朝鲜义勇军第三支队。一九四六年十二月改编为独立第八团，兵力三千余人，负责哈市卫戍任务。一九四八年四月扩大改编为东北人民解放军独立第十一师。十一月独立第十一师改称第一六四师，师长李德山，下辖四九○、四九一、四九二三个团，共一万零八百二十一人。一九四九年七月去朝鲜，成为朝鲜人民军第五师。
第七支队：支队长崔明，政委朴勋一，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在吉林市改编为吉林保安第七支队，后又扩编为吉南军分区第二十四旅第七十二团。一九四八年四月，第七十二团随第二十四旅与原朝鲜义勇军第三支队发展起来的独立第八团和松江军区第八团合编为独立第十一师，然后又改称第一六四师。因此当初的第三、第七支队，后来都编在了第一六四师中。
第五支队：支队长李益星，政委朴一禹，一九四六年三月在延吉与当地新建立的四个警备团合编为延边警备第一旅，兵力达六千余人。在第一次解放长春的战斗中，该旅“朝鲜团”参加战斗，团长朴洛权（朝鲜人）牺牲。此后该团扩建为东满独立师，一九四七年编入东北人民解放军第十纵队。而第五支队的另一部分后改编为延边军分区独立三团和独立六团，和吉南军分区独立第七十一团合编为东北人民解放军独立六师。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东北解放后，独立六师编入东北人民解放军第六纵队，后又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三军一五六师，参加了平津战役和渡江战役。一九五〇年二月八日奉中央军委命令，将该师中朝鲜籍官兵四千四百零七人抽出，由副师长全宇率领到郑州集结，吸收四野其他一些部队中的朝鲜族官兵，组成独立第十五师。师长全宇、参谋长池炳学、政治部主任杨根，全师下辖四个步兵团、一个炮兵团，一万五千八百多人。一九五〇年四月去朝鲜，成为朝鲜人民军第十二师。由于独立第十五师的基础部队是第一五六师，所有有人仍将此师称为一五六师。
从这三个师改变扩大的过程看，其中第一六六师和一六四师基本上一直保持纯由朝鲜族人组成状态。此外，中共还建有不少团级或更低级别的朝鲜族人军队。中共这样做法固然与这些军队更早是由朝鲜族人建立的历史有关，但此后中共刻意保存并扩大纯由朝鲜族人组成的军队，应与他们的某个政治目的有关。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对日作战结束时斯大林曾千方百计要拦堵的那些中共的朝鲜族官兵，经过三四年的兜兜转转，最后竟是被金日成自己要了去，而且从当时的三千多人扩大到了四万多。推想起来当时的毛泽东心中不知有多高兴，也真可算是“皇天不负有心人”了！那时候，朝鲜人民军中的高阶将领如第一军军长金雄（一九三三年入黄埔军校学习，一九三七年到延安进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新四军第三师第二十二团参谋长）、第二军军长武亭、以及那三个朝鲜族师的师长，都是中共派去的；中下层干部中属于原中共的人更多。所以，当时的朝鲜人民军可说至少有一半以上实际掌握在中共手中。如果金日成当初真的一鼓作气统一了整个朝鲜，那么可望这批武装力量在今后的朝鲜政局中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当此时也，由于这批中国的军队，成员都是朝鲜族，又都是以“解放祖国”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的名义“回国”参战的，因此毛泽东欲借此控制朝鲜的企图暴露得还不算明显。但是，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的干预，战争起了反复，毛泽东不甘失去这“胜利果实”，下决心“抗美援朝”，不惜牺牲派更多的“志愿军”入朝参战。于是这场朝鲜战争后续的发展，终于将毛泽东的野心彻底地暴露了出来。也许我这个观点有人会不同意，他们仍认为毛泽东将三个朝鲜族师送给金日成是出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为此我在这里再提出几个问题供大家进一步思考：
一，林彪部队中朝鲜族师的形成究竟是自然的，还是刻意为之？过去很多人对这个问题不甚了了。但据徐泽荣（牛津大学政治学博士，曾任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客座教授、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角色》一文指出，“早在解放战争时期，东北的朝鲜族居民被征集入中共东北部队的比率即高达每十七人出一兵，比全东北地区的入伍率（每三十二人出一兵）高出几乎一倍。” 中共如此刻意大量征集朝鲜族青年入伍，显然是一项有特殊目的的行动。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都曾成立过一些少数民族部队，但这些部队一般的规模很小，而且必然地要参杂一定数量的汉族人进去，军队的实权也往往都控制在汉族干部手中。像朝鲜族那样，建立这么多、而且规模达到师级的武装部队，领导人又是由朝鲜族人担任的，是绝无仅有的。如果中共建立这些纯由朝鲜族人组成的部队是用于国内战争的，则根本无此必要；唯有将来要派他们以“朝鲜人的部队去解放朝鲜”才需要这样做。因此，中共若不是早有这样的计划，何以会做这样特殊的安排？
二，毛泽东将三个朝鲜族师划归金日成，是彻底放手交出去，还是有所保留？这个问题目前我还查不到确切的证据说一定是有保留的。但是谁都知道，作为外国人欲统治别的国家，莫过于培养该国人作代理人最为方面，效果最好。中共特别成立朝鲜族部队，然后将他们全副武装地送到朝鲜去，我认为其目的就是这样。在前面，我已经分析过所谓的“国际主义”实际上是没有的；但“放长线，钓大鱼”这样的智慧，中国人却是从来不陌生的。虽然放出去的诱饵不一定都能钓到大鱼，但对于这批派去朝鲜的中国朝鲜族官兵，去了后是否仍能为我所用，我想信毛泽东他们一定是做过评估的。俗话说“千做万做，蚀本生意不做”，如果评估下来这批去了朝鲜的官兵会杳如黄鹤一去不复返，则毛泽东绝对不会将这批军队交给金日成的。
从一般情况估计，这些中国的朝鲜族官兵愿意去朝鲜作战，在他们内心深处，“朝鲜是我的祖国”应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按中共当时的政策规定：在中国境内居住的朝鲜族人均属于中国籍，是中国人，而且有些已经居住了几代。他们的父母、配偶、子女，包括他们的房屋、土地、财产等也仍都留在中国，并不随他们一起去了朝鲜。因此他们的根仍在中国，与中国仍有割不断的关联。或还可以这样说：人虽去了朝鲜，却仍有无形的线拘着他们。据金景一《四野三个朝鲜族师划归朝鲜后的命运》一文（刊《史学集刊》2007年第3期），当年被毛泽东送去朝鲜的三个朝鲜族师四万多近五万人，在战争中牺牲了约百分之三十，被联合国军俘虏了约百分之二十，还有百分之三十战后定居朝鲜。而自停战到一九五七年，陆续返回中国的也有万余人。这就说明有相当比例的人仍是心向中国的。
再有，中共一贯强调党指挥枪，党支部建在连队上，党对下属的组织控制、思想控制都有一整套严密的、行之有效的办法。那么这些成建制的部队到了朝鲜，原来党的组织关系、组织活动是否都停止了、切断了，还是暗中仍保有某种联系？这方面的史料因至今阙如无法证实，但我们不能想当然地以为这个问题根本不存在。历史的“殷鉴”不远：抗战初期红军编入国民政府，中共明的高喊“接受蒋委员长领导”，暗中“坚持党的领导”，告诫红军各部队不接受国民政府军委会的指挥，而要服从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因此这支刚改编的“八路军”在参与打了平型关一战后，就以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为名，躲到敌后交通不便，日本兵轻易到不了的地方去“开辟根据地”，发展党组织、和扩大一党所有的军队去了。在与国民党的斗争中，中共派遣的“地下工作者”无孔不入，尤其是收买国民党政要的子女、亲属为他们窃取情报，令国民党几无机密可言，许多要害部门甚至军队也被中共掌握，其所训练安插在敌方的间谍可以多年不动声色不暴露，这些人在中共对国民党的权力斗争中起了极大的作用。朝鲜虽非敌国，但中共若有控制朝鲜之心，那么中共在送给金日成的军队中是否也搞了这一套，就很难说了。即使这些问题都不存在，无论如何当这支数万人的军队进入朝鲜，中共的影响力也随之进入了朝鲜，则是绝对没有疑问的。所以，中共通过此举实际是将苏共对中共的封锁撬开了一道裂缝，将一匹可能的“特洛伊木马”送进了朝鲜。
退一步说，即使中朝关系不可用国共关系来比喻，那么至少可以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共送大批留学生出国一事做比较吧！那时中国经过数十年的锁国，开始打开国门放人出国留学、探亲、定居。有人怕这些留学生出去后不再回来，邓小平就对这些人说：“你们不要怕跑，就是跑了十分之一，还有十分之九。如果派一万人，跑了一千，回来的还有九千人。”后来的实际情况是派出去一万人，回来的只有一千、二千。但就是这一千、二千，也对中共后来发展科技、经济乃至军事，各方面都发挥了很大作用。至于那些不回去的人，中共也没有忘记他们，只要有所成就，中共仍是千方百计拉拢，利用他们的“爱国心”，帮中共盗窃美国的科技、经济、军事情报。那个有名的“千人计划”，就是中共推行此项政策最典型的代表。对此，我们千万不要小看了中共，认为他们“土”。其实依我看，它们是中国历来的政党中对人性研究最透彻的。其统战策略和技巧就是建立在这种研究之上的。就算你学富五车，读到博士，当了教授，一旦成了中共的“统战“对象，很少不入其彀的。
总之，事情就如俗语说的那样：有播种，就会有收获。而只要有收获，那么中共的目的多少就达到了。毛泽东不惜工本将三个全副武装的师送给金日成，也是期望着将来有大收获的。
三，美军仁川登陆后，北朝鲜军一败涂地，联军打倒鸭绿江边。当时斯大林要金日成撤到中国东北组织流亡政府，意思是将北朝鲜放弃了。但毛泽东不愿放弃，坚持要志愿军出兵。一九五〇年十月五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此时朝鲜北方极为危险，如果再拖延不出兵 ，等到整个北朝鲜都被占去，中国再以援助朝鲜之名出兵连理由都很难站住。如果抢在朝鲜北方尚保有一块地方之时出国作战，即使打不过退回来，却已把援朝的旗帜亮出去，还可以再继续出国作战。”（见徐焰：《毛泽东与抗美援朝战争》）怎样解读毛泽东此话的意思呢？这里我想借用香港人熟悉的一句话来作解释，不知是否恰当。这话就是“有赌未算输”。即两人在赌桌上对赌，一方虽输了很多，但只要他不退出赌桌坚持赌下去，哪怕钱输光了借高利贷来赌，赢的一方就只能陪着赌下去，不能说不赌了就一走了之。而只要继续赌下去，输的一方就有翻本的机会。毛泽东说这样的话，我看也就是这样的想法，这样的心态。在这个机会稍纵即逝的关键时刻，毛泽东不能再只高唱“国际主义”高调，而是必须对政治局委员们说心里话了。“抢在朝鲜北方尚保有一块地方之时出国作战，即使打不过退回来，却已把援朝的旗帜亮出去，还可以再继续出国作战。”这是他的心里话。而就是这句话，可看出毛泽东对这次朝鲜战争提供的机会是如何重视！他是无论如何也不肯放弃这个插手朝鲜的机会的。如果放弃了，以前所有的谋划、所有的投资，岂不都要泡汤？所以，那些至今仍相信毛泽东“抗美援朝”是为了“国际主义”的人，其实是何等的幼稚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