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反”运动与“抗美援朝”(37)

“五反”运动与“抗美援朝”(37)

 

三、朝、中、苏三国,各自应对发动朝鲜战争负怎样的责任?

依一般人想象,苏联是共产阵营的头,金日成发动朝鲜战争是斯大林批准的,所以斯大林对战争应负最大的责任。这种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但也并不全然如此。从现有的各种资料看,发动朝鲜战争,在朝、中、苏三国中,朝鲜金日成是最主动的,中国毛泽东是最积极的,相比之下苏联斯大林的态度最消极,是被动的。因此,对发动朝鲜战争应负责任的人,首先是金日成,其次是毛泽东,然后才是斯大林。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第一与金日成、毛泽东、斯大林这三个人的个人欲望有关,第二也与各自国家的处境有关。

以金日成来说,原本统一的朝鲜现在分成南北两个国家他当然是心有不甘的。但对斯大林来说,南北韩统一就不是那么特别重要的事情。当时斯大林最关心的是两件事。一件是恢复苏联的元气,一件是稳定二战后的国际秩序。二次大战对苏联造成了严重伤害,除了物质上的损失,还有大量人口死亡,特别是战争中男性青壮年死亡和因伤残疾的比率特别高,使苏联大伤元气。据不完全统计,在二战中直接死于战争或因战争死亡的人数约七千万,其中苏联就死亡了二千六百六十万,占二战死亡总人数百分之三十八,占当时苏联总人口百分之十三点五。因此,从苏联的根本利益考虑,当务之急莫过于让苏联人民休养生息,恢复苏联的元气。在此同时,二次大战后共产阵营和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势力范围划分基本稳定下来,并得到对方的默认。在东欧,战后有大片土地纳入了苏联的控制范围。苏联红军在进攻希特勒德国时沿途解放了波兰、捷克、东德、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好几个国家。莫斯科在这些国家建立了听命于它的傀儡政权。在远东,通过《雅尔塔协议》苏联在中国东北地区恢复了昔日帝俄的利益,并占有了与日本有领土争执的库页岛南部和北方四岛,以及控制了朝鲜半岛三八线以北的地区。虽然,斯大林在朝鲜半岛想以金日成为代理人来统治全朝鲜的图谋一时不能实现,但能够得到北朝鲜也已是不错的收获。所有这些新纳入苏联势力范围的广袤土地,都需要时间去慢慢消化。除此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斯大林对美国在二战中表现出来的强大国力也有很清醒的认识。尤其一九四八年六月至四九五月年,斯大林在几乎长达一年的封锁西柏林、挑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的尝试失败后,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他是不想与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再发生战争了。简言之,二战以后斯大林的全球战略是以守成为主,不想让自己再卷入战争,害怕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这与当时正在寻求“民族解放”的其他国家“兄弟党”来说,其利益诉求显然有所不同。

关于这一点,毛泽东早就已看出端倪。他把苏联的对外政策形容为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妥协”,认为中共只有不妥协、通过斗争才能求得生存和发展。他在一九四六年四月写的《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中指出:“美、英、法同苏联之间的这种妥协,只能是全世界一切民主力量向美、英、法反动力量作了坚决的和有效的斗争的结果。这种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的情况进行不同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四卷,P1081,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年九月第一版。)“妥协”是双方的妥协;一方要妥协,另一方不愿妥协,则就“妥协”不成。所以,在毛泽东这句隐晦曲折的话中所要表达的意思,除了暗中指责苏联的妥协政策,还在号召各国人民的解放斗争要走自己的道路,不能完全听从莫斯科的指挥。一九四九年,斯大林曾要求中共解放军打到长江边为止,与国民党政权划江而治,被毛泽东拒绝。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一个例子。

由于二战后斯大林秉持的是保守的全球战略,并且他的战略重点在欧洲,他害怕北朝鲜进攻南韩会引起美国的干涉从而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是斯大林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对于金日成提出的、要求苏联帮助他统一朝鲜半岛的要求一直不同意,并且约束金日成有这样举动的原因。而朝鲜统一问题其实本来不关中共什么事。当时北朝鲜是由苏联控制的,而且苏联在朝鲜问题上对中共防守很严,再加上中国自己也刚结束多年战乱,百废待兴,实不宜再卷入一场无谓的战争。但是,毛泽东的态度却十分积极。他不仅明确表态支持金日成的“统一祖国大业”,还有十分豪爽的实际行动。一九四九年四月北朝鲜人民军总政治部主任金一代表金日成来华,要求将林彪四野中的朝鲜族官兵移交给金日成时,毛泽东不仅一口答应,还附送全部武装。毛泽东这样做,我认为除了与他的政治信念有关,也与他的个人野心有关。不过这个问题以后再谈。眼下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他不但大大助长了金日成发动战争的野心,同时也“将”了斯大林“一军”,令斯大林感到为难和难堪。试想:斯大林作为国际共产的首领,其支持兄弟党革命的态度反不及中共热情,不及毛泽东有胆量和有担当,岂不要在各国共产党面前大失威望,对比毛泽东要相形失色?

一九四九年七月,金日成在得到毛泽东给他的两个朝鲜族师(原林彪四野的164、166师)以后,胆气大壮。(一九五〇年四月,金日成又接收了原林彪四野的156师。)九月三日,金日成的私人秘书文日向苏联使馆通报,说南朝鲜最近企图夺取瓮津半岛三八线以北的部分地区,并炮击海州市的水泥厂,因此金日成请求准许对南方采取军事行动,夺取瓮津半岛及其以东到开城附近的部分南朝鲜地区,以缩短防线。通报中还说如果国际局势允许,还准备继续向南方挺进。金日成说他相信北朝鲜军队能够在两周,至多两个月内占领南朝鲜。这个要求与以前的要求一样,被苏共严词否定了。否则,朝鲜战争那就是在一九四九年的九月就爆发了,而不是五〇年的六月。

一九四九年十月十四日,南北韩之间曾发生过一次武装冲突。先是南韩军队入侵三八线以北一点五公里处一个叫法音山的高地。这处高地据南韩事先观察原来是无人驻守的。这种“侵略”行为北朝鲜当然不会容忍,于是驻守附近的北朝鲜第三警备旅迅速发起反击,最后击退了南韩军队并占领了这个高地和附近另一处高地。由于这次行动是苏联驻朝大使和军事顾问事前参与讨论并默许了的,事后也未向斯大林报告,莫斯科知道后极为恼怒,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严厉指责苏驻朝大使什特科夫没有“严格地、坚定地”执行“禁止未经中央允许而向北朝鲜政府建议对南朝鲜采取积极行动”的指示以及“中央关于防止三八线形势复杂化的指示”,对他提出了警告。由此可知当时斯大林对进攻南韩的态度。

据有人统计,从一九四七年二月到四九年底,金日成向斯大林请求同意进攻南韩的电报少说也发了几十个,但都被斯大林拒绝。因此,相比毛泽东“积极”、“慷慨”的态度,金日成未免要对斯大林产生怨望。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九日,莫斯科收到什特科夫发来的电报,说金日成在一次宴会后借着酒意发牢骚,说如果斯大林不支持他打南韩,他就去见毛泽东。他还指责苏联不允许他进攻翁津半岛,否则人民军在三天内就能成功。我不知道金日成的这些牢骚话对斯大林造成了多大刺激,总之是到了一月三十日,斯大林终于改变主意同意金日成的要求了。他亲自回电什特科夫说:“我理解金日成同志的不满,但他应当明白,他想对南朝鲜采取如此重大的举措,是需要有充分准备的。这件事必须组织得不冒太大风险。如果他想同我谈此事,那么,我随时准备接见他并同他会谈。请把此事转告金日成并且告诉他,在这件事上我准备帮助他。”

从这封电报的措辞,我们不难看出来斯大林同意与金日成讨论攻打南韩的态度是很勉强的,而且是有保留的。而在打南韩这个问题上,不论毛泽东出于什么目的,客观上他与金日成两人形成了夹攻斯大林的局面,对斯大林造成了极大压力是不争的事实。但斯大林毕竟是斯大林。久经政治大风大浪的他岂是轻易就能被人逼得就范的?因此接下来的事情就是斯大林的态度再次发生变化。一月底,他告诉金日成他已经决定要帮他;四月间,在金日成访苏时斯大林还叮嘱金日成打南韩一事必须对毛泽东保密;可是到了五月中旬,他就要金日成去北京与毛泽东商量,并告诉金日成,究竟打与不打要由毛泽东来决定。为什么打与不打要由毛泽东来决定,而不是斯大林决定呢?实际上,斯大林是用“主动放权”的方法将这个烫手山芋扔回给了在一旁起哄的毛泽东:你不是很支持金日成的“统一祖国大业”的吗?那就由你来帮助金日成完成这个任务吧!

我认为,斯大林在打南韩问题上从原来对毛泽东保密,突然一百八十度转弯要由毛泽东来决定打与不打,其实是作了一个艰难而又大胆的抉择。因为此时的斯大林,我相信他已经认识到了毛泽东已成为挑战他权威的可怕对手,并且明白毛泽东正在千方百计插手朝鲜事务。他不愿中国插手朝鲜事务,但无力阻挡金日成统一祖国的要求,而且内心深处仍有不想与美国正面冲突的顾虑。在这样两难的局面下,经过再三权衡,斯大林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那就是他宁肯失去对北朝鲜的控制权也要惩罚一下毛泽东。于是他就使了一个故意放权,请君入瓮之计,将毛泽东推到了矛盾的第一线。我推测斯大林很可能是这样的想法:你毛泽东不是积极支持金日成打南方的吗?那这仗就由你来帮他打吧。若你也不肯承担战争的风险,则金日成怨恨的人就不再是我而是你了。到时你那副假革命的嘴脸就会被你自己击得粉碎。若你真的肯打,则让美国来教训你一下也好。如果中共在朝鲜战争中打得元气大伤,对于苏联来说也是好事,至少对苏联的威胁就没有那么大了。

这是中苏在朝鲜战争问题上全部关系中最关键的一点。这不仅是中苏两国为争夺朝鲜的控制权而发生的一场斗争,也是毛泽东挑战斯大林权威的一场斗争。而明白了斯大林和毛泽东之间是这样一种关系,对于后来苏联故意让联合国通过谴责朝鲜为侵略国和组织联合国军的决议,让武器落后的中国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与武器先进的美军对撞;对于中共要求苏联出动空军支援志愿军多次推托拖延,看着中国志愿军在朝鲜战场遭受美机轰炸造成巨大伤亡而无动于衷;以及为了朝鲜战争中国不仅出人还要出钱,苏联则一毛不拔反做了一回军火商,而中共居然还要乖乖地付钱,等等一些过去认为难以理解的问题,由此统统可以得到解释。

当然,斯大林从严禁金日成对南韩发动战争到同意,受到毛泽东和金日成的联手压迫是十分重要的原因。但另一个方面当时也确实出现了一些有利北朝鲜的因素,客观上减轻了斯大林担忧美国干涉的顾虑。当时,对北朝鲜有利的形势主要有三点:

第一,北朝鲜国力、军力比南朝鲜强大。北朝鲜面积占全朝鲜百分之五十七,人口九百万,南朝鲜面积占百分之四十三,人口二千一百万,但是全国所有矿产、电力和工业几乎都集中在北部,南部仅有农业及微不足道的手工业。苏军封锁边界后,南朝鲜因无矿产、电力而几陷瘫痪,物价飞涨,政局不稳。南韩总统李承晚是朝鲜著名的爱国主义者,他从一九一九年开始就为朝鲜的独立奋斗。但是,李也是个独裁好斗的人物,常口出狂言说只要美国给他飞机、汽油,他就能在二个星期内征服北朝鲜。因此之故,美国对李承晚并不信任,军事上只给了维持秩序的武器,极少飞机大炮等重兵器。军队的训练也很差。据《李微奇回忆录》说,美军在撤出南韩时“我们正视当时实际局势的唯一做法是一九四九年三月做出了一项决定,即完成六万五千人保安部队的装备任务,并向四千人的海岸警卫队提供辑查海上走私,防止海盗和敌人渗透所必需的船只”,“最后只留下一个大约有五百名官兵组成的军事顾问团。”“一九五〇年五月,开城再次遭到北朝鲜炮火的猛烈袭击。此时,我们自己却正在飞快地撤离南朝鲜。”(这一点也证明了美国并无武装南韩侵略北方之意。)又据一份资料:战争爆发前,南韩军队共有九个师,总兵力约九万八千人,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毫无战斗经验的新兵,装甲车二十七辆,火炮一百二十九门,能作战的飞机只有十架。相反,北朝鲜军队无论兵力和武器装备都要优于南韩。据中共军事专家徐焰在《毛泽东与抗美援朝战争》一书中说:“至一九五〇年六月前,朝鲜人民军已有十二个步兵师,十五万人。此外还有许多地方警备队。苏联也提供了许多坦克、火炮和飞机。北朝鲜军队无论在兵力、装备、士气、作战经验方面都比南韩占很大优势。”加上北朝鲜是中央集权制度,工业基础好,实行土地改革后无偿获得土地的农民对政府多表拥护,因此相对国力也要比南韩强盛好多。

一九四八年九月,苏联经过三年的经营,把北朝鲜的党政军各方面都整训好了,开始将苏军撤走。此举对驻南韩的美军造成舆论压力。因此到了一九四九年六月,美国也下令将驻南韩的五万军队撤走,只留下几百人的顾问团。美军撤走后,没有进攻武器的南韩军队显然更不是北韩军队的对手。这就给了北朝鲜武力进攻南韩提供了一个大好机会。

形势对北朝鲜有利的第二点是一九四九年八月苏联也成功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同年十月中共夺权成功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苏联结盟。这两点使斯大林和金日成都对共产阵营在远东的力量有了新的信心。

形势有利的第三点是一九五〇年一月五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说“美国目前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或特权,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亦不拟使用武装部队干预其现在的局势。美国政府不拟遵循任何以把美国卷入中国内争中的途径……”。他明确表示美国不拟对在台湾的中国军队供给军事援助或提供意见。杜鲁门还声称美国的安全线既不包括台湾,也不包括南朝鲜,美国不会为了保护这些地方采取直接的军事行动。十二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也发表内容相同的讲话。全世界舆论普遍认为,美国的安全线不包括台湾和南朝鲜就是表示美国已放弃了对南韩和台湾的保护。这无异起到了鼓励金日成冒险的作用。也令斯大林产生了错觉,以为北朝鲜攻击南韩或许不会引起美国干涉。

尽管如此,斯大林对战争的风险仍疑虑重重。一九五〇年四月斯大林与金日成会谈商量发动战争事,据当时在场的赫鲁晓夫回忆说:金日成“对斯大林说他一定会胜利的。我记忆中斯大林是怀疑的。他担心美国会卷进来。但我们倾向于认为,如果战争打得快——金日成确信这场战争很快会取胜——那么可以避免美国的介入。”(《赫鲁晓夫回忆录》中译本,P532,东方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赫鲁晓夫的回忆反映出了:尽管斯大林已同意与金日成讨论进攻南韩问题,但直到战争爆发前二个月他的态度仍是不坚决的。他始终在担心美国会不会出来干涉。

总之,以上所有事实都证明了:在发动朝鲜战争问题上,金日成最主动,但毛泽东最关键。斯大林最后要金日成得到毛泽东同意才能发动战争,说明从此时起斯大林已将发动战争的决定权交给了毛泽东。如果毛泽东不支持,金日成是很难将战争发动起来的。尽管金日成曾多次要求斯大林同意他“统一”南韩的计划还发过牢骚,但我以为控制住金日成他斯大林还是能办到的;难的是毛泽东。斯大林控制不住毛,而偏偏毛又在背后煽风点火。所以由此分析,毛泽东对朝鲜战争的发生其实是要负很大责任的。在这个问题上,绝对不是如有人说的那样,毛泽东是上了斯大林的当被拖入战争的,而是恰恰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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