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反”运动与“抗美援朝”（25）
第二类二千户重点户也是这期斗争的主要对象。中共将他们分散在各区接受工人店员的斗争。这批人的待遇与第一类的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大会轰，小会追，不让你有丝毫喘气的时间。参加批斗的工人们都是经过事先组织排演过的，个个气势汹汹，大有不投降就叫你灭亡之势。其中有人不仅满口污言秽语，还时不时撸袖挥拳，高声呼喝，以要求政府严惩，判刑枪毙为威胁，弄得这批资本家莫不胆颤心惊。而且，他们不但要坦白自己的罪行，还必须检举别的资本家的问题，这令他们的心灵在亲情、友情、道义之间来回冲折，备受煎熬。罚跪、挨打的现象多有发生，工作队也不予制止。一场批斗会下来无异下了一次地狱，入了一回油锅。景福衫袜厂工人在批斗资方时不仅打耳光，还将其关在黑暗潮湿的地下室内，导致其旧病复发。东南药房职工把资方夫妇单独关押，导致资方自杀。而职工发现后既不送医院，也不通知家属。明星电珠厂工人为逼迫资方发放积欠的工资，四天四夜不准他们睡觉，并罚老板娘跪柴堆。老板娘晕倒，工人们浇了她三盆冷水，浇醒后继续关押。河南路汇森理发店老板因停工停薪停伙，被理发工会会员双手反绑拖到街上跪在长凳的边缘上，腿上再踩两个人，以示惩罚，并招人围观羞辱。（上海档案馆藏档，B13/2/5/47-48。）
应该说，中共在第二期运动中为防止大资本家自杀确实是采取了一些措施，但对于中小资本家的生死就不那么在意了。由此可知，中共真正在乎的是钱，而不是人的生命。因此，与第一期运动一样，这些由各区工作队主持斗争的工商户，仍有好多自杀的。从四月二日到八日，七天中自杀者就有六十七人，差不多平均每天十人。在这些自杀者中，有不少是夫妇一起自杀的。资本家的妻子一般不拉到会场斗争，但她们也随之自杀，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工作队对她们也施加了压力。据中共内部资料，至少有六七个资方家属自杀与此有关。（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573/218-219。）虽然，这些自杀者在上海滩不算头面人物，但自杀太多毕竟也会对中共的“五反”带来负面影响。对这个问题是到了四月九日上海市委才采取了一些措施。这一天市委紧急召开各区干部大会，并把邑庙区工会办事处的一个主任作替罪羊通报撤职，才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乱斗乱批的现象。（《上海五反第二战役情况及四条经验的报告》，一九五二年四月十九日。陕西省档案馆藏档，123/44/11/105-106。）
为了进一步安抚人心，中共又将第一批七十四户作试验的重点户，原来说对其中一些要关要杀的，此时也宣布不抓不关了，使这批资本家喜出望外。（《薄一波关于上海五反第二战役经验的报告》一九五二年四月八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康/1/2481/37-40。）不过，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共产党的午餐更不是给你白吃的。中共“宽大”了他们，接着要他们完成的任务是充当攻打别的资本家的“重炮手”，利用他们熟悉行内内情的特点，要他们各自提出“包干”的任务。亦就是让他们充当“叛徒”、“内奸”那样的角色，从而达到从内部攻破敌人堡垒的作用。所以，这七十四个资本家虽然免除了被工人、店员面对面斗争的恐惧，但这种人格上的“堕落”和心灵上的煎熬，恐怕会让他们一世不得安宁。
值得一提的是那个时候，农村的农会，城市的工会都有很大的权力。在“五反”运动中，他们有些人对资本家斗争凶狠的程度比之工作队往往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原因颇复杂，但大致说来无非是有趁机报私人恩怨的，也有企图表现积极争取个人前途的。因为无论是在“土改”还是“镇反”，中共都会在运动中挑选一批人让他们入党，提拔为干部。而这些人为了入党提干，往往会表现得分外积极，向党展示他们的忠心和坚定的阶级立场。因此运动对象碰上这些人，那就惨了，不死也得脱层皮。惇叙银行经理蔡松甫作风正派，解放前没有暗账，解放后也不做假账。虽然如此，他也明白在这个运动中必须要低头认罪“出点血”，才能求得早日过关。于是他在三百零三人的互评会上坦白说自己也有违法行为，并交出了一百五十根金条。工作队根据掌握的情况认为此人基本可以过关了。不料他的襄理和副理在行内被职工批斗时大约是为了应付斗争就胡言乱语，其中一人在回答职工的提问时胡说银行解放前每天能赚一根金条。银行职员工会据此就认定，蔡松甫除了已交代的一百五十根金条，至少还打了三百到四百根金条的埋伏，坚决要把它追出来。他们派人到市增产节约委员会金融组交涉，认为蔡松甫不老实，扬言三百零三人中独有蔡松甫不能从宽；甚至认为市增产节约委员会右倾，也不听工作队的劝阻，强硬声称：“不是蔡松甫跳楼，就是我们七个职工代表集体跳楼！”（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573/283，316。）于是蔡松甫重新落入被批斗的漩涡。
但也有不那么极左的，也并不是所有工人都是听共产党的，他们考虑更多的是自己的切身利益。因此运动中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有部分工厂、商店的工人因为老板坦白数字太大，担心退赔后工厂商店会关门，他们就要失业，因而反对老板迫于压力虚报“违法所得”。据报黄浦区有十五家重点户的一般职工都有这样的担心。萃众毛巾厂“五反”支会听说老板李康年承认非法所得二十多亿，马上组织人查账，然后将账本摊给李看，说承认太多，要求李改口。（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573/246、248、255-256、282。）这种情况反映了一个事实，就是中共“五反”追查“违法所得”的做法，是否实事求是？是否合理？群众心里也是有一杆秤的。尤其当“五反”严重危及工人的切身利益时，他们也会站出来反对。
据《上海通史》说，到这一期结束，这二千重点户中有一千九百户被认为解决了问题。其中有一千户左右是通过所谓“坦白”解决问题的；有五百户是工作队与运动对象用谈判方法解决的；有四百户左右则是通过“严重斗争”才解决的。当时我看《上海通史》至此觉得有些匪夷所思，搞“五反”运动，一方逼另一方承认偷税、漏税等不法数额，竟然还可以用谈判方式解决的，想象起来好像跟绑匪与“肉参”家属谈判释放价码差不多。至于“严重斗争”怎样一个“严重”法，大概除了拉出去真的枪毙，其他能使的手段都使出来了吧？结果，据薄一波的报告，中共从这二千户重点户身上总共榨出的“违法”所得达到二万五千亿元（旧币）。（《薄一波关于上海市五反第三战役部署的报告》一九五二年四月十三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康/1/2481/48。）
第三类是一万户左右的中小户。这些人大多是小本生意人，中共能从他们身上能榨出的“油水”不会很大，因而并不将他们列为运动的重点对象。但是，上海十六万多户工商户大部分是中小户，所谓集腋可以成裘，积少可以成多，所以中共对他们的查偷税漏税并没有因此而手软。有一个馒头店老板，因为是小生意，自己没有多少文化，平日不记账，面对工作队的强硬追索，拿不出证据可证明自己没有偷税漏税。他无奈地对工作队说：“我是没有账的，就统扯（算）每天逃一万元（税）吧”。结果工作队就从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之日算起，每年算他逃税三百六十万元，总计有一千多万元。这个数额远远超出了他小店资产的好几倍。还有一个米商不堪工作队无休止的纠缠，抱着痛快一决的心态说：“今天是（坦白期限）最后一天机会，我就再加四千斤米（违法所得）吧。这是多足了。”此情此景，至今读来心酸之余又会要笑出泪来。还有一个小饭馆老板，非但不识字，甚至还弄不懂守法户、违法户具体的划分标准。工作队从一九四九年起算，说他偷税漏税有七百万元。他不明白为什么要罚这么多，请求参加同一评议小组的其他人替他评一评理。可这个理谁敢去评？反而有人替政府帮腔斥责他：“政府政策公布这么久，你还不懂什么叫分类？”结果将他划为第三类的半守法半违法户。（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573/214。）
由于好多小工商户的资本额不过二百万元左右，即使将他们的违法所得算得再多，将他们的资产全部罚没，离市委宣布的一千万元以上才可划为半守法半违法户的标准还有一大段距离，大量的小工商户势必要划为守法或基本守法户，这就一定会超过市里规定的守法户控制在百分之十五的要求。为了不打破市里的规定，工作队只好滥升等级。“如榆林、杨浦等区，小组因交代者态度不好，评级时就加一级。”（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573/214。）上述那个不识字的小饭馆老板被划为半守法半违法户，我想也就是这个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