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反”运动与“抗美援朝”（24）
上海“五反”重启后的情况
决策已定，旧戏重新开锣。三月二十三日，薄一波和陈毅双双出席市政治协商会议作报告。陈毅扮红脸，在台上拍桌怒骂资本家腐蚀干部、偷税漏税，罪恶滔天。薄一波则唱白脸，细声软气地按抚资本家们的情绪。但两人在报告中都明确说：划第四第五类的工商户不会超过总数的百分之五；并说上海与北京不同，北京非法利得低于二百元的才可算基本守法户，而上海的标准是一千元。二十五日，市增产节约委员会又公布了“八项纪律”，禁止任何人随意骚扰工厂、商店和侵犯私方人员人身权利。这些措施使很多资本家原来担心被划为违法户、担心被工人关押殴打的心稍稍放了一点下来。
“八项纪律”下达以后，工人的暴力行动确实比以前有所减少。但并不完全禁绝。因为为了维持工人对“五反”的热情，中共不可能完全禁止他们对资方人员的暴行。二十六日，即“八项纪律”公布第二天，小西门江阴街上就发生税务干部将资方人员拖到马路上罚跪事件。二十八日，中南橡胶厂经理庄怡生、厂长颜希渊被工人揪到群众大会上批斗，罚跪一个小时。这些都是在工作队的眼皮底下发生的。大可颜料厂副经理盛稼后身体素来衰弱且有吐血旧疾，可是工人完全不理这些，将他从傍晚七点斗争到夜里十一点。盛支持不住昏死过去，工人们把他弄醒了再斗。后来是工作队怕斗死人才宣布放他回家的。
“五反”重新启动后的第一期行动，是在三月二十一日开始的，至三十一日告一段落。中共在全市三十六个行业中选择了七十四个重点户作试验。中共派了大批工作队进驻这些厂、店，发动群众与资本家面对面斗争。经过累日累夜的斗争，在“强大的斗争火力”下，这七十四户资本家共承认了“违法”所得三千一百亿元（旧币），平均每户四十四亿，（见《上海市委关于五反第一战役经验总结报告》，一九五二年四月二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康/1/2481/20-26。）可谓初战告捷。
这样高的“违法”数字是怎样弄出来的呢？除了部分确是非法所得，更多的是合法的收入但被算成了非法。如华新仪器厂过去与国营百货公司交易，因为是熟客给予优惠，每次都以批发价九五折计算。一次与中国石油公司交易，因不是熟客就没有打折。中石油公司知道后在“三反”中硬向华新追讨四百余万元（旧币）的折扣价。华新不敢得罪中石油，只好如数给予。这也就罢了。可是到了“五反”，工作队竟将这四百余万元算成是华新向中石油的行贿款。又如橡胶业，以往在与国营交通器材公司交易时都要按行规先收取六成定银，等交货后再收余下四成。虽然中共的财经纪律规定定银不得超过三成，但一直以来橡胶业都是这样做的，也没有发生问题。可是到了“五反”中工作队将这条规定翻出来，把橡胶公司多收的三成定银统统算作盗窃国家资材所得。（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573/158。）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因为类似的原因，被工作队算出的非法所得数目就大得惊人。中南橡胶厂总资产不过一百七十亿元，却被查出“非法利得”三百多亿元。大明造纸厂一九五一年全年毛利仅一百三十亿，却被算出“盗窃国家资财”一百五十亿元。大华贸易公司全部资金只有二十四亿元，可是补税、罚款超过六十亿。（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573/156-157。）即使到运动后期定案，这七十四户资本家被“核实”的违法所得仍高达一千五百亿元，平均每户二十亿，相等于他们全部资产的百分之三十五。
由于“五反”计算违法所得是这样的狠、这样的不讲道理，使资方根本无法承受。而交不出补税款、罚款，中共又威胁要逮捕、坐牢、甚至枪毙，绝望之下有人就选择以自杀一了百了。在“五反”重新启动以后一个星期内，上海就有五十九人因运动自杀，平均每天自杀超过八人。祥生印刷厂老板因为缴不出二百万元（即新币二百元）税款，全家自杀。泰兴号五金店老板周志德、华富电机厂老板盛沛鸿，都因为缴不出税款而夫妇一起自杀。（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573/156-157。）从祥生一案看，缴不出的税款只有二百万元，这个数额约等于当时上海一个普通工人二至四个月的工资（据我所知，当时上海纱厂熟练女工月薪有不少高达一百万多。）由此可知，这七十四户中有些可能只是个中小资本家，虽然也算是“老板”，但并不真的富裕，他们不幸被中共选中作为“试验品”，结果首当其冲做了运动的牺牲品。
然而，似这等荒谬的做法上海市委却予以高度肯定。市委总结了十条经验上报中央。其中第一条是“充分准备，不打无把握之仗”；第六条是“对资本家充分利用矛盾，多方实行分化”；第八条是“在政治上打掉资本家的‘威风’，要他们全面交代违法事实，务求详尽确实，务求说清违法事实来龙去脉，数字务求详尽准确”；第九条是“充分发动群众与严密控制相结合，这是保证运动正确发展与彻底胜利达到‘反而不乱’的关键。”这十条经验受到毛泽东的称赞，说是“五反”以来最完备的一次经验总结。
从四月一日到十二日是第二期，也是上海“五反”运动中最关键的一期，而实际上斗争从三月三十一日就已开始。在第一期运动中中共虽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上报中央的十条经验也得到中央认可，但毕竟仍有不少资本家自杀，因此也引起了中共警惕。所以，在这第二期运动开始时，中共在做法又做了一些改进。这一期的运动对象共一万二千三百多户，中共将他们分成三个不同层次的类别，分别开展斗争。
第一类三百零三人，就是前面说过的、基本上都是上海工商界的头面人物。这些人不仅资产庞大，在上海滩深具影响力，对中共而言很多人且具有统战价值。因此中共对他们的处理特别谨慎，由市增产节约委员会直接掌握。鉴于第一期运动工人与资本家面对面斗争火力太强，被斗的资本家颜面尽失，还造成一些资本家自杀，而这批人运动过后大部分中共还要利用，因此对他们在斗争方法上也做了区别对待，不采取面对面斗争的方式，而是用“背靠背”方式进行。怎么一个“背靠背”法呢？就是将他们集中在一个地方，听别的斗争会场的实况广播。这样他们不用直接面对工人们的言语侮辱和肢体暴力，但收到的效果却是差不多的。当别的会场上激烈斗争的恐怖声浪通过专线广播实况传到他们耳中时，无不明白：今天自己能坐在这里听广播而不是置身群众之中直接被斗争，是得到了共产党的优待。而共产党之所以优待他们，他们也心知肚明，正如其中一个资本家事后说的那样：“共产党无非是朝他们要钱”。无论自己有没有“五毒”，若不肯拿出钱来，“敬酒不吃吃罚酒”，那明天斗争会场中被斗的人就是自己了。再想想地主的下场，直接被农民用酷刑斗争而死的不知凡几，人为刀俎我为肉，拒不认罪，共产党不会放你过关，反而要多受一些无谓的皮肉之苦和精神折磨。他们都是社会上的知名人士，都是爱惜自己的颜面的，只要不丢命、不丢脸，损失一些钱财也由得它了。
这种“背靠背”的做法比起其他资本家在其他斗争会场的待遇，确实是优待得多，也“文明”得多，但中共对逼迫他们交代“五毒”的压力并没有因为他们身份不一般而放松哪怕一丝一毫。在“攻克”这批人的方法上，中共很使了一些手段。据《上海通史》说，这批人名单原本有三百八十九人，是事先报中央核准的。可是运动开始前一天，据说因为“发现”其中八十六人态度不够好，就把这些人放到区里去接受工人的面对面斗争了。显然，所谓态度不好不过是一个借口。试想这些人既经市委研究并上报中央批准了，又怎么会在会前一天突然发现这些人的“态度不好”，又因为“态度不好”而将他们下放到区里接受工人批斗呢？以我看，这极可能是预定的计谋，目的就是要借着这八十六只“鸡”去警告这三百零三只“猴”：你们必须要态度放老实！不要以为自己社会上地位高、名气大就抗拒运动。不然，这八十六人就是榜样！这一点在《薄一波同志关于五反第二战役经验的报告》中得到证实。《报告》说：“果然，正像上海市委估计的那样，大资本家的互助互评一上来就热火朝天。首先是资本家们高度重视，都希望能够留在市一级，怕降到区里去，故早早就在打听自己分到哪个小组，生怕收不到开会通知。”。
对这三百零三人，中共也做了分化工作。上海市委的策略是：“对资本家充分利用矛盾，多方实行分化。”运动一开始中共就在这三百零三人中挑选了四人在会上作“现身说法”，说自己如何在工作队的督促帮助下彻底交代了严重违法罪行，取得了宽大待遇的经过和体验，要大家跟着学。也有人被安排充当主动进攻的急先锋，当场起身揭发别人的罪行。如一个叫马子培（中国安利有限公司老板，从事国际贸易）的在会上公开点名荣毅仁（上海申新纺织印染公司总管理处总经理，时任华东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等职）、刘鸿生、胡厥文等人，要他们彻底坦白，否则和他们“划清界限，斗争到底”。所以会场内的火药味也是很浓的。荣毅仁最初为了过关，违心承认了自己有三百亿元违法所得。可是中共对于这个中国最大的资本家所望甚奢，区区三百亿怎肯轻易地放他过关？没奈何，荣只得一次又一次地加码，从三百亿渐次增加到八百亿、一千三百亿、二千四百亿（以上均为旧币）。当时荣毅仁还是一个三十多岁的青年，可能定力还不够，期间哭了两次。（见章立凡：《章乃器日记中的“五反”运动》）再有就是利用资本家之间的矛盾，让他们相互攻讦，相互揭发。颜耀秋（上海机器股份有限公司经理，机械专家，抗战中曾联合二十二个工厂迁移内地，任迁移委员会主任）、虞贤发因在抗战后接收日伪工厂问题上利益不均，对胡厥文抱有积怨，此时就在中共鼓励下向胡发难，要胡彻底交代当年是如何一个人就“吞”了三个工厂的？弄得胡狼狈不堪。纸品商蒋文正一直经销朱鸿仪厂生产的纸品，曾因质量问题受到过一些损失，因而对朱一直心怀不满。运动中在工作队的鼓动下他揭发朱鸿仪，说朱曾经用废纸做文化纸，偷工减料。电工器材商邱再春因曾与胡汝鼎联营吃过亏，此时也站出来说胡品德恶劣，一向大鱼吃小鱼，暴利严重，又揭发他过去曾勾结汉奸，以及抗美援朝将捐献虚报在成本里等事。
除此之外，中共还有很阴损的一招就是利用资本家的家属、子女向他们施压。特别是有些资本家的子女加入了共青团等组织，思想激进，或害怕影响自己的前途，更是被中共利用来作“内攻”的利器。如中孚绢丝厂老板是六个兄弟，其中六老板的儿子是共青团员，在浙江大学读书。组织上就要他从杭州赶回上海做父亲思想工作。结果六老板坦白了，六兄弟也统统被攻破。中华铁工厂老板傅守璞，儿子是中共党员，女儿是共青团员，工作组就要他们两人回家做攻心战，每晚开家庭会议，逼傅交代罪行。傅自认没有多大违法行为，因此对子女解释说：“我是基本守法户”。可子女根本就听不进去，女儿当场顶撞他：“你是严重违法户！”面对家庭压力，傅没奈何只得向工作队承认也有一百亿元的违法所得。（《薄一波关于上海五反第一战役经验和第二战役部署的报告》一九五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四川省档案馆藏，建康/1/2481/14-19。）新中机器厂经理魏如夫妻感情很好，工作组就通过妇联去做魏妻的工作，然后再通过魏妻去做魏如的工作，使魏交代了问题。协大祥绸布庄经理孙照明的小老婆因为没有生育，家中没有地位，“五反”一来她就担心老公坐牢以后要受大老婆欺负。工作队了解到这一点以后，就针对小老婆的心理弱点做工作，促使她讲出了孙有暗账二三十亿的情况。（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573/188、190、204、207。）运动中类似的情形不在少数。一些资本家想想自己辛辛苦苦挣钱，还不是为了家庭子女？现在老婆子女都这个样子，一切都听共产党的，反倒不相信自己，看来不承认中共指控的罪行，首先家里一关就过不去，即使留有一些财产又有何用？心灰意懒之余，索性“照单全收”，凡指控的全都承认，但求过关再说。至于利用股东之间矛盾，亲友之间矛盾，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就更多了。
结果，仅四天时间就有二百人做了交代。而全部三百零三人初步交代的“违法”所得，达到四千亿元左右。可是，这个时候的薄一波胃口更大了，对这样丰硕的战果仍不满意。他在向中央的报告中说：“三百零三个资本家初步坦白出的问题有四千亿左右，这当然太少，最保守的估计也在一万亿以上。”（《薄一波关于上海五反第二战役经验的报告》一九五二年四月八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康/1/2483/41。）于是，“再接再厉，乘胜追击”，每个人无不要继续坦白交代，“违法”的金额加码再加码。郭棣活（永安纺织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原先坦白违法所得三百六十亿，后来增加到七百亿；洪念祖（上海著名银行家）交代的非法所得从六十亿增加到八百八十五亿；诸尚一（著名会计师，立信会计学校创始人之一）从一千万增加到六十亿；魏如（新中动力机厂厂长，抗战中造出中国第一辆自主制造的汽车，时任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等职）从八十多亿增加到二百五十九亿，再增加到三百十八亿；王兼士（闸北水电公司经理）从二百多亿增加到五百多亿；郭秀珍（上海华昌钢精厂经理，上海工商联监察委员会委员，上海铝业同业公会副主任）从六亿增加到六十三亿；陈铭珊（上海信谊药厂总经理）从八十一亿增加到二百三十二亿。刘念礼（刘鸿生二儿子）单是坦白盗窃国家资材一项就承认了二百二十四亿元。（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573/183-184、195。）据潘汉年在第三期运动结束时的报告说：“我们上层交代的，即三百零三户交代的，根据现在初步统计，工商户自己坦白的有一万一千五百二十亿”。这个数字已超过了薄一波的预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