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反”运动与“抗美援朝”（22）
上海的“五反”运动
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也是“五反”运动的重点城市。毛泽东、中共中央对上海的“五反”都寄予厚望。他们既想在上海工商业者头上弄到大笔的银子，将其充作朝鲜战争的经费；又不想把上海的工商业因此整垮，还寄望他们能继续充当中共的“摇钱树”，尤其希望他们能为即将开始的第一个经济建设五年计划提供资金和技术。所以，毛泽东对上海的“五反”特别重视，特派时任政务院委员、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财政部长和中共华北局第一书记的薄一波坐镇上海指挥运动。详细地解剖上海“五反”的过程，可使我们对毛泽东发动“五反”的目的有更深切的了解。
关于上海“五反”运动的前期情况
前面说过，一九五二年一月五日，毛泽东发出指示要对资产阶级发动一个“坚决的反攻”。同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常委会上发表《“三反”运动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讲话，对民族资产阶级突然大加指责，把“三反”的火引向“五反”。而此前的“三反”运动，因为查干部的贪污受贿，工商界早已受到牵连。凡此种种，正所谓“山雨欲来风满楼”，处在这种形势下的上海工商界早就感到了即将来临的暴风雨的凛冽寒气，因而十分识相，以非常积极的姿态主动配合当局的行动。一月十二日由上海市工商联合会临时执委会牵头，成立了一个“反行贿、反欺诈、反暴利、反偷漏税委员会”，要求各级工商联负责人带头坦白检举。其实是主动自清门户。这个方法被其他地方的工商业者迅速学到。如郑州市在一月二十三日和二十四日召开工商界代表扩大会议，也决定开展一个反行贿、反暴利、反欺诈、反偷税漏税的“四反”运动。但是，这样的运动中共哪能容你自己来搞？若允许你们“自清门户”，中共捞钱的目的岂不要落空？因此，到一月二十六日中共正式发出《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以后，上海市委在二月五日召开“五反”动员大会，就宣布即日起“四反委员会”的领导权全部收归上海市增产节约委员会工商组。上海的“五反”运动也于此日正式开始。
这一天，副市长潘汉年代表市军管会、市政府做“五反”动员报告。根据毛泽东定下的口径，他在报告中严厉指责资产阶级对党“忘恩负义”、“猖狂进攻”，犯下了各种罪行，必须在运动中彻底坦白交代。《大公报》受命发文，批评市工商联之前对运动领导无力，实质是一笔否定了工商联领导下的“四反”，表明了“五反”运动要推倒重来。市公安局二月七日在《解放日报》上揭发汉口路达康药房经理王康年以低劣药品欺骗志愿军的罪行，为中共发动“五反”有理提供了一个实例。中共各基层组织奉命深入各工厂、街道、商店，作“五反”的宣传和动员，同时组织中共的阶级队伍。二月五日和七日，在中共组织下，分别召开了各区店员代表会议和全市店员大会，成立了各级店员“五反”委员会。大会声称全市二十万店员将“合力围剿妄图顽抗的无耻奸商”。在此过程中，伴随着大张旗鼓的宣传，公安局逮捕了工厂经理十一人，本市商店经理四人，外部商店老板二人，本市行商掮客二人，本市职工四人（内学生一人），外部职工十一人，传讯九人，提讯十四人”，（上海档案馆藏档B13/2/209/2-5。本节内凡注明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或四川省档案馆藏档等资料，均转引自《社会科学》二〇〇六年第四期。）展示了共产党的专政力量。在一系列的舆论宣传和专政恐怖攻势下，上海的运动迅速被发动了起来。
据上海档案馆馆藏档案反映，“五反”发动起来后，劳资关系迅速恶化。一些商店密集的街道，店员们组织监督网，看到老板抽烟，就拿话筒呼喝：“香烟不许吃！快点出来坦白。”看到老板离店出门，就又大叫：“老板鬼鬼祟祟，跑来跑去啥事体？订攻守同盟是伐？”弄得过去颇有自尊感的老板们如同过街老鼠。也有许多工厂工人、商店职工趁机要求资方加工资、提高福利，声称要清算资本家几十年的“剥削”账。资方不答应就群起围攻，甚至暴力相向。大中华火柴厂总经理刘念义为处理加工资纠纷被数百名工人围攻了二天，逼得刘差点自杀。“三反”运动中，党政军许多单位向有关厂商求证干部贪污受贿问题，往往采取传讯、逼供等手段，使许多厂商一见“三反”人员到来就为之变色。而“五反”开始后，本单位内的工人职员在工作队的组织下也逼迫他们交代行贿腐蚀干部和偷税、漏税等罪行，所以当时的工商业者大多处在两头受压的情况下。
“三反”、“五反”发动以来，整个市场经济形势日益恶化，工厂没有订单，商店没有生意，资本家在经济上也深陷困境。那时候很多人因为怕被人指责浪费，进而怀疑贪污，自觉限制消费，非生活必须的商品很少有人购买，饭店、戏院生意更是一落千丈。据市增产节约委员会工商组办公室统计：春节以后“市百货公司，营业额已由往常每日五十亿降低为最近每日十亿（旧币）左右。”永安公司一月份营业额还能保持在每日一点五亿元左右，进入二月每日营业额不足五千万元。当时许多私营工厂订单有相当部分来自政府的加工，“三反”、“五反”开始后订单大量减少。内衣业自“五反”开始就未曾接到过一笔订单，全行业机器停工率达百分之九十，有百分之五十的厂家付不出所得税，百分之五十的厂家付不出工资。经济活动减少，又影响到很多关联的行业。市搬运公司因业务量不足，卡车乘务员减少了一半。全市一万多辆场车三万多工人，每人每天的平均收入往往不够交车租。仅虹口区就有一千多场车工人生活困难，靠吃苞谷粉、豆渣等度日。当时上海多数私企对员工除了发工资还包伙食。工厂生产不足，商店没有生意，资本家没有利润收入坐吃山要空，于是纷纷采取减发或欠发工资以及减少伙食等办法应付。二月二十二日市增产节约委员会工商组报告：“徐汇区目前半停工状态的有十几家，另手工棉织业停工的有二十多家”。蓬莱区“目前中小商业户停工停伙的很多。该区针织工业（手摇机）因百货公司停止加工，故在二百三十一户中有百分之七十以上停工。”“榆林区一百三十六家丝织厂中，已有六十一家停工，六十九家停薪。”
停工停薪停伙食，工人当然不答应。于是政府紧急下令不准资方停产、解雇工人和停止供应伙食，违者处罚；并说这是资本家对抗运动的花招，煽动职工对老板开展更激烈的斗争。南京路燕京楼菜馆，“五反”前因“三反”运动的关系生意就不好，此时就更不景气，每天营业额只有五、六十万元，而维持开支每天至少也要一百七十万元。老板没钱买菜，只好向菜贩赊借。锦芳食品厂发不出工资，工人将老板扭送公安局。上下交征、左右压逼，资本家内心彷徨，难免要找一些相熟的同道相互诉诉苦、交换交换情况。可是二月底中共重庆当局突然宣布破获一个资本家的反动组织“星四聚餐会”，说他们在一起密谋抗拒运动。消息报上一公布，上海的资本家连同道之间联络、碰头也不敢了。在这种情况下，有些想不开的资本家就走上了自杀道路。如上海瑞昌五金号总经理叶傅民，一边被税务局查偷税漏税，一边被工商局、铁路局传讯有无行贿干部等情事，无力招架，只好凡有检举一概承认，随后自杀了之。中国水泥厂总经理、市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史乃修，因被迫交代行贿和偷税漏税问题，弟弟又被传讯两天不归，高度焦虑而又无处可倾诉，亦以自杀了结生命。从一月十八日到二月十九日，上海工商界因“四反”、“五反”自杀的有四十九人，其中十六人自杀未遂。其中二月十二日至十五日，四天时间中就有二十二人自杀。整个二月份自杀死亡者七十三人。这是上海“五反”中发生的第一个自杀高潮。这个阶段自杀者大多是小企业主。从二月下旬开始，一些大中企业的资本家也开始走上自杀道路。
上海的“五反”运动从二月上旬开始，到中旬是一个高潮。那个阶段工人、店员的热情很高。但是进入下旬以后，许多工人职员对“五反”的热情迅速下降。原因是这个时候他们开始明白：无论怎样逼迫资方，也不管政府怎样下令不准停工停伙，只要工厂没有订单，客人不来商店，这样下去资本家迟早会撑不下去。而一旦把资方搞垮了，工厂、商店关门了，工人没有工做也就没有饭吃。这是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因为就在那个时候，上海工人失业的人数已达十三万，比一九五〇年“二·六”大轰炸造成的失业还严重，而且形势还在进一步恶化。所以，工人店员们很快就明白：“五反”虽只搞资本家，但结果也会搞到自己头上。搞垮资方也就等于搞垮自己。有些职工公开讲：“现在五反，反得我们吃饭都成问题，还是不反的好。” （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573/84。）
上海是全国工商业最集中的膏腴之地。据统计，一九五一年初，上海私营工商业有十六万三千户，雇佣的工人达六十二万。一九五〇年中共发行胜利折实公债一万万分，上海独担全国十分之三的认购任务，可知上海工商界的经济实力。因此，毛泽东对上海的“五反”是极为关注的，时刻掌握着上海运动的动态。现在眼看上海的运动要搞不下去了，这意味着想从上海工商界大敲一笔钱的打算可能要落空，毛泽东怎能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因此毛泽东紧急下令让上海的运动暂停。他告诉上海市委：“上海迟一点发动五反对经济有利”。（《中央转发北京市委关于处理不法工商户的报告的批语》，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P247-248。）“迟一点有利”的意思，就是宁可运动慢一点搞，但一定要搞好。为此，他派薄一波以中央增产节约委员会主任身份到上海，坐镇掌握和指导上海的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