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反”运动与“抗美援朝”（6）
东北局找的新路子不是别的，就是八月三十一日发动的《反对贪污腐化，反对官僚主义》运动。但是，因为这条新路子要反对的对象主要又是那些留用人员，不新鲜。因此仅仅过了六天，到了九月六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又作出了一个《关于反对贪污蜕化倾向、反对官僚主义作风的决定》，这才不仅有了新鲜感，估计还引起了轰动。因为这个《决定》对干部队伍贪污情况是这样说的：“在占相当数量的一部分党员中，产生并发展着严重的追逐个人享受、贪污蜕化的堕落行为，其中一部分甚至同私商勾结，盗窃国家资材，或同私商合伙经营工厂、商店，或者成为违法乱纪的投机商人，花天酒地，生活糜烂，完全丧失了共产党员的品质。”（《高岗传》P228。）很清楚，这个新发动的运动斗争的矛头，不再是如过去那样主要针对党外干部，而是也开始针对党员干部了。这是破天荒的突变。
东北局对涉贪党员干部数量的表述从六天前的“少数“，突然变为“占相当数量的一部分党员”，这不仅仅是数量上的变化，问题的性质也起了变化。须知中共对数量和质量的关系一向是十分重视的，认为量变会引起质变。毛泽东凡说到共产党的错误和成绩，从来是以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作比的。一九六二年初，因为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将“大跃进”后的国民经济大倒退、发生大饥荒的原因归结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打破了毛泽东定下的“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框框，毛泽东就认为这个评价否定了“三面红旗”，否定了他毛泽东领导的正确，就是想推翻他取而代之，于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一直将刘少奇整到死。对于中共这支队伍，毛泽东自始至终认为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即使党内斗争不断，每次斗争都会整倒一批人，但在毛泽东口中这些被整的人也只是“极少数”，不超过百分之五。因此，东北局将涉贪党员干部的数量用“占相当数量的一部分党员”来表达，无异承认共产党员贪污的情况已经非常普遍。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突破了中共一贯的自我评价，弄不好会被人当成“抹黑党”、“恶毒攻击党”的反革命。所以就我个人的直觉，单是凭东北局或高岗个人，他们是没有胆量做出这样的评估的。这是东北的运动让我感到诡异的第二个地方。
为什么高岗八月三十一日的报告和九月六日东北局的《决定》，对东北干部贪腐情况的评估有如此大的差别？是真的因为东北局在八月三十一日以后对东北干部贪腐情况又有了新的认识，还是因为接到了什么“大人物“的指示，照“旨”行事？对这些，我现在还没有切实的证据可以下定论，但是，对于当时东北干部的贪污情况究竟有多严重，我是知道一点的。
关于东北的贪污腐化、特别是党员干部的贪污腐化情况到底如何，东北局曾有一个报告。其中说到：“一九五一年八个月中虽然处理了贪污分子三千二百五十八人，其中党员干部因贪污受处分者，不过十分之二上下。”同时期的《人民日报》在提到东北的情况时，情况说得更加轻微，说留用人员“占了全部贪污人数的百分之九十九”，只有百分之一是“参加革命较久的人员。”根据这样的数据，我以为实不足以令东北局在八月三十一日做出发动一个新的反贪运动的决定，更无法与东北局九月六日的《决定》对上口径。九月六日东北局的《决定》是怎样做出来的，一度我认为这是一个难解的谜。然而，前几年我看到逄先知、金冲及编著的《毛泽东传 1893-1976》，其中说到东北的增产节约运动时，说这也“是毛泽东建议开展起来的”，这一下，我大概地猜到了东北局九月六日《决定》胆量的来源。而且也醒悟到其实东北局自三月份以来的一系列运动，极可能都是出于毛泽东的授意，或至少事先都与毛泽东商量过，得到毛泽东的同意。所以，东北局九月六日的《决定》故意将干部贪腐的情况，包括党员干部贪腐的情况说的这样严重，联系到随后发生的“三反”“五反”运动，很明显这是在为发动“三反”制造理由。
而这个理由，稍后又集中体现在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一日，高岗向中共中央上报的《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中。高岗在这个报告中列举了一些数据，用以表明东北地区贪污、浪费的严重性。《报告》说：“沈阳市在部分单位中揭发出三千六百二十九人有贪污行为。东北贸易部仅检举和坦白的金额就达五亿人民币（旧币，下同）。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也很严重，仅东北铁路系统就积压了价值上千亿元的材料而不作处理。”（《高岗传》P229。）现在很多著作都引用这些数据以证明东北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成果和发动“三反”的必要性。不过我的看法恰恰相反。我认为《报告》用这样的方法罗列数据，明显是在糊弄人。理由有三：
第一，这个统计数字是十一月一日高岗上报中央报告中的数字，它不是八月三十一日前就统计到的数字。因此这个数字中很可能包括了、甚至有可能主要就是八月三十一日高岗发动反贪运动以后的数字。而这样的数字是无法证明高岗在八月三十一日改变增产节约运动的方向、性质的理由是充分的、合理的。
第二，这些数字没有系统的对照数，人们无法从中获知反贪成绩真正的大小。比如报告中说的这个“沈阳部分单位”，总共有多少人呢？如果只有一万、二万人，却有三千多人贪污，这个比例确实是很高、而且高得吓人的；但假如这“部分单位”有十万、二十万甚至更多人，三千这个数字就不算很高。
第三，这些还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怎样的行为就可算“贪污”？是否有人请吃过一顿饭，吸过一包烟，或接受过别人一点小礼物就算犯有“贪污行为”了？东北局开展这个反贪运动时，没有明确过这种界限，在向中央的报告中也没有相关的说明，而经验告诉我们，这里边是大有“文章”的。如我亲身经历的“四清”运动就是这样搞的。一九六五年我们单位搞“四清”运动（也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队进驻后先是让单位领导做检讨，“下楼”（即通过检查），接着进入群众“洗手洗澡放包袱”（即交代问题）阶段。工作队要求大家“先自己交代，再同事帮助（揭发），最后领导核查，”搞人人过关。当时所有开展“四清”的单位都有这样的风气，那就是人人都要交代一点自己的问题，而且要“上纲上线”地狠批，这样才算对运动的态度端正；否则就是对运动“态度不端正”，有抵抗情绪。这往往会招来更严厉的审查。所以为了求得平安过关，大家不得不自己作践自己，尽量找出自己政治、经济和生活作风上的所谓“问题”、“污点”，在小组会上作交代。像我们这些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小青年”，历史简单，实在找不出什么问题，就将自己写私信用了几张公家的纸都算做“多吃多占”的“贪污行为”，向组织坦白。东北的反贪运动是不是也是这样进行的，我没有见过具体的材料不敢胡说。但是看再以前的“延安整风”的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凡国统区来的人几乎个个被逼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特务，有的因此被逼死，有的则仿佛承认自己特务是一件光荣的事情，种种反常现象，一片乌烟瘴气，我就想着东北的反贪运动也不会“实事求是”到哪里去！所以，在运动中如果领导为了突出自己领导运动的成绩，或为了满足上级追求成绩的虚荣心，那么在统计本单位有多少人涉及贪污（注意：不是最后定案定为“贪污”罪行）时，是很可能将吃了人家一顿酒席，拿了人家几包香烟都统计在内的。所以高岗说这个“沈阳部分单位”有这么多人贪污，但他没有说明何为“贪污”的标准，是很令人怀疑这些“贪污分子”的真假的。
还有，高岗《报告》说东北贸易部门检举和坦白的贪污金额就达五亿（即新币五万元），好像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其实，且不说检举的数字能否都当真，以东北作为一个拥有数千万人口的大区（一九四五年东北人口总数已达四千万）言，其贸易部门有五亿人民币（新币五万）的贪污，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数，难以证明东北有严重的贪污存在。因为只要有五百人贪污，每人平均贪污一百万元（新币一百元），总数就有五亿。以全东北之大，从事贸易的人即使以总人口百分之一计算，也要四十多万。四十多万人中有五百人贪污，岂非是微不足道的小数？何况全东北从事贸易的人远远不止四十多万。
至于《报告》说东北铁路系统积压上千亿（旧币）材料，我不知是否将一些备用的，或者是报废的材料也计算在内？（如一九五八年“大炼钢铁”那样，各地为上报成绩“争上游”，将从老百姓家里收来的铁锅，大门上撬下来的铁环，以及废旧的铁鎝、锄头都算作炼钢成果。）我小时候坐沪杭线火车，喜欢看车窗外的风景，常常见到铁路两旁有一堆堆石子，一方方的枕木，还有一些微微生锈的铁轨散乱地躺在路边草丛里。我那时不懂，心想这些东西怎么就不要了，丢在这里？废铁也可以卖钱啊！后来才知道这些是维修铁路的备用材料，散放在路边是为了维修时取用的方便。那么，这些备用材料是否也被统计进了“浪费”或“积压”的物资？我不知道。但我是十分怀疑的。
总之，高岗的报告不尽不实，即使这个报告中列举的数字都可信，以东北之大，也不能证明东北的贪污很严重，严重到需要开展一场大规模的反贪污运动。然而，毛泽东却以此作为发动“三反”的理由。十一月二十日，毛泽东以中央名义转发了高岗这个报告，还亲自起草了中共中央给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党组和各省、市、区党、政、军党委的批语。毛在批语中写道：“中央认为这个报告是正确的。请你们重视这个报告中所述的各项经验，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在展开这个运动和这些斗争之后，每一部门都要派出必要的检查组检查所属的情况，总结经验，向上级和中央作报告。”不难看出，毛泽东与高岗是在演双簧，两人一吹一唱，配合得十分默契。至此，一场全国性的、假戏真做的闹剧兼悲剧，即“三反”运动，已经准备就绪，就快要登场开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