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反”运动与“抗美援朝”（5）
诡异多变的东北增产节约运动
朝鲜战争爆发后，东北因毗邻北朝鲜，中共东北局受中央委托担负起了朝鲜战场后方基地和物资供应基地的重任。当时国家财政极端困难，“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东北局这个角色并不好当，财政上、经济上的压力特别沉重。据张思铨《高岗》一书说：朝鲜战争爆发后，东北地区不仅要承担地方兵团的后勤供应，开赴朝鲜作战的志愿军供应亦由东北负担，军费支出占了东北财政支出的一半以上。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东北军区副政委的张秀山回忆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后，由于东北地区担负着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的重任，财政、经济显得吃紧。周总理说：东北有什么困难，中央全力帮助解决。但是，这是全国刚刚解放不久，有些地方还在进行剿匪，经济也很困难，我们决定从自身挖潜着手，以减轻中央的压力。”
自身潜力怎样挖？就我见到的有关资料，从一九五一年三月到九月这半年时间中，以高岗为首的中共中央东北局先后发动了三个运动，涉及运动性质和对象的大变化也至少发生了至少两次。这个过程，既反映了东北局寻找解决抗美援朝战争经费问题所经历的道路曲折和艰辛；也让人隐约地看到了“三反”“五反”运动所以发生的由来。下面，我们就先来说说这三个运动的大概情形和两次大变化的诡异之处。
这第一个运动是所谓“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一九五一年三月一日，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高岗，在东北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总结讲话中突然提到反对“官僚主义”的问题。他说：“这里所说的官僚主义，不是指一般的文牍主义、事务主义、而是指那些成天发号司令、摆架子、抖威风、不办什么好事的人。我们有些人从旧社会刚转到新社会，新的习惯不熟悉，往往以旧习惯办事，沾染了旧社会的坏作风，甚至被其腐蚀、溶化。这是很危险的。对于这些人，要告诉他们去掉这些肮脏东西，要号召干部坚决和这种现象作斗争，肃清这些壞现象。”（《高岗传》P226）
高岗刚在讲话中严词批评的那些 “从旧社会刚转到新社会”、“沾染了旧社会的坏作风”的人，指的是谁？凡了解一点当时历史的人都明白，指的是那些被中共留用的旧政权人员，而不是参加“革命”多年的党员干部。虽然，在党员干部中也不乏有喜欢“摆架子、抖威风”的人。
反“官僚主义”怎样一个反法？是单纯的在思想、作风上进行批判吗？当然没有那些简单。因为紧接着在三月十日，东北人民政府就下发了一个《关于进一步贯彻整编问题的通知》。《通知》说：要“按照精干合理的原则来确定编制：凡不适合工作现状的机构，应一律坚决撤销、合并，减少层次，减少手续，改进作风，克服官僚主义、文牍主义，以提高工作效率，密切联系群众，完成巩固国防发展经济的巨大任务。”（洪承华、郭秀芝等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体制沿革大事记》P40。）
对于《通知》说的“按照精干合理的原则来确定编制”，凡熟悉中共语言的人也都知道，这不过是“精兵简政”的另一种说法。而所谓“精兵简政”，又常常是清洗或淘汰人员的体面理由。这两件事一前一后配合得这么紧密，不难猜测，这次高岗“反官僚主义”和“精简”的对象，应该主要就是那批“留用人员”。高岗是想用减少政府工作人员以缩减政府财政支出的办法，把省下来的钱用于“抗美援朝”战争。难得的是这个《通知》说得也很坦白，说这次“整编”的目的就是为了“完成巩固国防发展经济的巨大任务”。
为了支援“抗美援朝”战争，自身“挖潜”节约政府开支，精简一些不合格的政府工作人员，不能说不对。可为什么高岗要将目光瞄准那些“留用人员”呢？这个问题其实不难解答。原因有二：第一，正如前面《陈云传》和《李先念传》所说的那样，随着“解放”事业的不断推进，中共接收的城市以及工厂、矿山、铁路交通、水电供应、商店、医院、学校等各色机构越来越多，这些都需要专门人才去管理。中共过去大多处在农村，缺乏这方面的人才，因此不得不要留用一批旧政权的人来协助管理。这批人总数有多少我不清楚，但从上海一个市就有十五万留用人员这一点来看，说全国有一、二百万并不奇怪。中共留用这些人虽是工作需要，但支付给他们的工资对中共来说确实也是一个不轻的负担。第二，因为这批人原来都是属于敌对政权的，在许多中共老党员干部看来差不多是“非我族类”。人难免有亲疏之分，现在因为财政困难想以精简人员来“节流”，自然首先会想到精简这批人。在当时，中共党内类似高岗想法的人很多，他们认为“养”这批人员是给自己制造了一个“大包袱”，如果甩掉这个“包袱”，政府财政立刻就可轻松许多。《陈云传》中就说到：“各部门、各机关的高级干部对目前的财政困难和解决办法不甚了解。例如……军队干部则因前线生活常难得到保证而埋怨，说：‘既很穷，为什么养九百多万人’。”（《陈云传》P667-668。）虽然，这九百多万人不全是留用人员，但说这些话的人其矛头所指是十分清楚的。
这样的想法其实毛泽东也有过。一九四九年七月，原兼任华东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在准备率军进军大西南之前，在北京的政治局会议上向中央反映上海的情况：“煤粮两荒。接收旧人员十五万，工厂原料缺，运输贵，开厂难，学校多，税收少，开支大，被迫大发行。农村全部以物换物，或成光洋市场。”为此，毛泽东在七月二十一日给华东局的电报中告诉饶漱石、陈毅：“上海问题须从农村、精简、疏散三方面着手才能解决。”（《陈云传》P619、621。）毛泽东的电报中没有明说“精简”要精简哪些部门、哪些人？“疏散”又疏散哪些人？但以当时党内的舆情猜度，精简、疏散的对象恐怕不会漏掉这些旧政权的留用人员。所以，高岗有这样的想法并不奇怪。
那么“精简”留用人员对减少政府开支，有没有起到有效的作用呢？对这个问题，因为我没有见过任何有关信息，所以并不清楚；但我想作用恐怕不会很大。因为当年留用的这些旧政权人员，并不真如现在有人想象的那样是大包大揽地“包下来”，而都是要经过挑选审核的。简单来说，那些被留下的人，都是被认为对开展工作有利、需要留甚至必须留的，而且政治上没有太大问题的人，所以即使“精简”，也不能将他们全部精简掉。这样，靠精简人员减少财政支出来解决朝鲜战争经费不足的困难，效果就十分有限。
也许是这个原因，因此到了五月，东北局就又发动了一个名曰“增产节约运动”的新运动。如果我们将前面的“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理解为“节流”运动，那么这个新运动是既“节流”又“开源”，而且重点是“开源”。据张秀山说，由于东北的工业基础相对雄厚，东北局将挖潜的重点定在工业系统。一九五一年五月十八日，东北局在沈阳召开城市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对象是东北人民政府和各省市负责工业生产的党政领导人，工会、青年团的负责干部，以及重要工矿企业的党委书记、经理、厂长、工会主席等，共三百八十二人。会议开了十六天，最后会议提出了“为增产节约五百万吨粮食的财富而奋斗”的任务。会议结束后，增产节约运动就在全东北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当时，不单是东北的报纸，就是《人民日报》也发了好多文章，说东北的增产节约运动取得了巨大成绩。
然而，诡异的是这个“取得很大成绩”的增产节约运动开展还不满三个月，到八月三十一日情况就起了变化。这一天高岗在东北局直属机关干部会议上做了一个题为《反对贪污腐化、反对官僚主义》的报告。他说：由于“在这场群众积极性很高的增产节约运动中，也发现了少数共产党员、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有贪污腐败行为。”“因此，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将已经开展的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与反对贪污腐化的斗争结合起来，在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同时，开展一场反对贪污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高岗指出：要“在所有机关中，无一例外地展开一个群众性的反对贪污蜕化、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
因为发现有人贪污腐败，因此需要发动新的运动予以打击，道理上也是说得通的。但是这个新发动的运动，与正在开展的增产节约运动，两者的关系怎样摆呢？是齐头并进还是以某一运动为主？这个要在“所有机关中，无一例外地开展”的群众性运动，会不会冲击到增产节约运动？这不能不引起有关人员的担忧。尽管中共后来对这一点进行了辩解，十一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发表社论《向贪污行为作坚决斗争》，说“东北地区反贪污蜕化、反官僚主义斗争的经验证明，增产节约运动的最大敌人，是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如果贪污浪费现象不能肃清，不但会断送一些干部的前途，而且会妨碍资金的积累，妨碍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巩固。因此，全国各地都应该迅速行动起来，展开一个坚决反对贪污的斗争，来彻底消灭一切贪污现象。”但是，面对“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这个“中国人民今天的中心任务”，究竟是继续以增产节约运动为主，还是以“反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为主，在实践上要处好两者的关系并不容易。毛泽东曾有一个“弹钢琴”说，要求干部们能像弹钢琴一样同时处理好若干件工作。但后来据我多年工作的观察，发现会“弹钢琴”的干部其实并不多。因为在几个运动同时进行时，总要以某个运动为主。不分主次，可能哪一个运动也抓不好。如打仗一样，兵力太过分散，往往每个仗都打不好。而从《人民日报》社论特地为这个问题做解释，也可看出它其实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困惑。
再有，从高岗的报告看，既然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发现犯有贪污腐化行为的党员干部仅是“少数”，那么这个相对的“多数”显然就不是中共的党员干部而是别的人了。在此之前，高岗不是已经发动过一个针对留用人员的“反官僚主义”运动了吗？当初正是因为这个“反官僚主义”运动对“节流”作用不大，才又发动“增产节约运动”的，怎么现在兜兜转转又转回了这条主要针对留用人员的“节流”老路？所不同的是上次用了“反对官僚主义”的名目，而这次增加了一个“反贪污腐化”的名目。人们不禁要怀疑，是不是这个增产节约运动也不行，也无法取得预期的效果？否则何以又要重走老路呢？这是我对东北运动的变化感到诡异的第一个地方。
东北的增产节约运动究竟取得了怎样的成绩？关于这个问题，就我见到的一些著作，觉得张思铨所著的《高岗》是唯一说得比较详细、且有具体数字的一本。其第二十章《发动增产节约和三反运动》说：到（一九五一年）十月，东北全区已经取得增产节约一千万吨粮食价值的成绩。到年底，增产节约完成了一千六百万吨粮食价值的财富。一九五二年五月初，高岗又在东北一级机关、各省市及厂矿干部大会上提出增产节约八百万吨粮食财富的要求。结果一九五二年全年增产节约又取得了一千六百二十万吨粮食价值的财富。一九五一年十月下旬，政务院副总理陈云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作财政报告，引用了东北已取得增产节约一千万吨粮食成绩的说法：“东北地区今年单从经济方面提倡节约和增产，就创造一千万吨粮食的价值。如果我们从全国范围的一切方面都实行节约，就可以找出大批的钱，用到经济建设投资和国防建设上去。”
《高岗》一书说东北地区的增产节约运动到一九五一年底就取得了相当于一千六百万吨粮食的财富，那么一千六百万吨粮食是一个怎样的概念呢？高岗在一九五二年五月提出再增产节约八百万吨粮食的财富要求时曾这样说：“八百万吨粮食，将近东北全体农民去年粮食总产的一半。”这些粮食“如果用于充实国防力量，则可以购买三千三百架战斗机，或者购买五千六百门大炮。”按照这个说法，则东北一九五一年全年增产节约取得的财富相等于东北全区农民一年粮食的总产量。用这笔财富购买飞机，可购六千六百架，用来购买大炮，可以购买一万一千二百门。这是何等巨大的成绩啊！
而一千六百万吨粮食的价值又是多少钱呢？以当时陈云、薄一波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六日向中央的财经报告中提供的粮食价格，一斤大米人民币一千元（旧币，即新币一角）计算，这些粮食的总价值达到三十二万亿元（旧币，合新币三十二亿元）。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共解放军少将衔军史专家徐焰在《毛泽东与抗美援朝》一书中说：“中国在战争中消耗的直接战费为人民币六十二亿元（新币，下同）。”如果这些数字都可信，那么东北一九五一年的增产节约运动（六月初开始增产节约运动，所以实际上只有半年时间。）就挣回了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一半的战费。假如全国都学习东北开展了增产节约运动，则其成果至少要翻上几番，那岂不是全国只要开展一年的增产节约运动，就够打几场朝鲜战争了？！若真是这样，所有战费不足以及多年来一直困扰中共的财政困难岂不皆可迎刃而解、一扫而空？然而，巨大到这样程度的成绩，我们能相信吗？
二〇一三年《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第五期刊登安徽师范大学教授王先俊一篇文章：《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增产节约和反浪费运动》，其中透露的数字彻底地否定了当年中共的公开报道。文章说：“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中央财经委员会向中央报告了全国增产节约运动开展情况。报告指出：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增产节约总值达三十一点七亿元，其中增产总值十一点六亿元，生产和基本建设降低成本节约十三点七亿元，流动资金节约六点四亿元。”也就是说，全国经过五一、五二差不多两年的增产节约运动，收获的成绩还不及高岗吹嘘的五一年东北一区的成绩。其中去除了“节约”出来的资金，增产出来的价值只有十一点六亿元。王先俊提供的数字，是到目前为止我见到的比较实在的数字。但说心里话，我对王先生的数字也并不完全相信。因为中共弄虚作假的本领太大了，弄虚作假的现象太普遍了，任何一个学问研究者如果不能完全拥有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则其研究成果都如冰雕之花，乍看晶莹剔透，漂亮得很，但一遇常温就会融化掉。
现在将讨论回到解决抗美援朝军费开支的问题上。我们将以前面分析过的至少超过百亿人民币的战费，再来对照增产节约运动的成果，问题就很清楚了：增产节约运动除了节约的部分，真正增产的部分只有十一点六亿元人民币。而且这还是全国的、统计到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底的成果；若仅东北一区一九五一年的成果，估计最多数亿元而已。这离当时急需大笔战争经费的要求，说是杯水车薪，一点也不过份。东北的工业当时在全国是最发达的，农业生产也很先进，而且是属于“老解放区”，生产相对稳定，但东北的增产节约运动也搞不出多少“油水”来，则其他地方能搞出的“油水”更不会多。所以，经过二三个月的“实践”后，高岗心中应该已经十分清楚，身在北京的毛泽东也很清楚：靠增产节约运动也解决不了迫在眼前的经济危机。在此，我也请诸位记得：在五一年七月那个时候，中央主管经济的陈云和薄一波曾向中央提出过一个警告，说如果财政收支严重不平的现状再继续下去，到五二年三月“物价平衡就保持不住”。所以形势很清楚，真要解决抗美援朝战费的问题，还得另找路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