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志愿军受到重创后，杜鲁门与艾奇逊认为以谈判结束战争的时机终于到来，试图将局势恢复到战前的样子。3月20日，联参会告诉麦克阿瑟“国务院即将准备由总统宣布，在侵略者已被从韩国大部分地区赶出去的情况下，联合国准备讨论解决朝鲜问题的条件。[296]”然而麦克阿瑟却特意在3月24日发表一篇措辞带有挑衅与威胁性的声明：[296]
作战行动在根据时间表和计划继续进行着。实际上，我们已从韩国清除了有组织的共产党军队。事情变得越来越明显，由我们海军实施的24小时的大规模轰炸给敌补给线以毁灭性打击，使在前方作战地区的敌部队缺乏必要的作战物资来维持作战行动。这一弱点被我们地面部队利用的非常巧妙。在我军适应敌人的作战方式后，其战术便彻底失败了，敌人的渗透战术只是使其小股小股的被消灭。在恶劣的天气、地形和作战条件下，敌人的持久作战能力要低于我军。
比我们在战术上的成功具有更大意义的是，事实清楚地表明红色中国这个新的敌人，缺乏工业能力，无法提供进行现代化战争所需要的足够多的重要物资。敌人缺乏生产基地，缺乏建立、维持以至使之投入作战的那怕是中等规模的空海军所需要的原材料。敌人也无法提供成功进行地面作战行动所必须的武器，如坦克、重型大炮以及科学技术为进行军事战役所创造的其他精巧的武器装备。起初，敌人数量上潜在的巨大力量大大弥补了这一差距，但随着现代化大规模毁灭手段的发展，单靠数量已无法抵销这些缺陷本身固有的危险性了。控制海洋和空中，进而也意味着控制补给、交通和运输，其重要和所起到的决定性作战在现在并不亚于过去。
我们现在拥有这种控制权，加上敌人在地面火力的劣势，其作用更加倍增。这些军事上的弱点，在红色中国进入朝鲜战争时就已清楚无疑地表现了出来……这样，敌人现在一定认识到，如果联合国决定放弃将战争限制在朝鲜的容忍程度，把军事作战行动扩大到它的沿海地区和内陆基地的话，那必将会使红色中国面临极大的危险。这些基本事实确定之后，假使这些问题是根据其本身的性质加以解决，而不是受到诸如台湾或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等与朝鲜无直接关系的题外问题的干扰，就不应再有任何不可克服的困难妨碍做出有关朝鲜问题的决定。
杜鲁门见状大为光火，麦克阿瑟此举直接违反12月6日发布的命令，也直接使他无法推动和平谈判，杜鲁门写道：“麦克阿瑟的这一举动逼的我无可选择，我再也无法容忍他的抗上行为了。[296]”麦克阿瑟则在指责之下辩称自己只是在发布例行新闻[297]。杜鲁门已决定撤换麦克阿瑟，但他也认为此时麦克阿瑟强硬的措辞有助于抚慰美国大众对军事上历经一个冬天的失败与撤退的作用，不适合立刻将其辞退[297]。
4月6日，杜鲁门召集国防部长马歇尔、联参会主席布莱德雷、国务卿艾奇逊与商务部长威廉·埃夫里尔·哈里曼讨论应如何处理麦克阿瑟[298]，四人“同意”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表示“从军事角度”有必要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但也意识到需考量政治因素[299]，杜鲁门和艾奇逊认为麦克阿瑟不服从命令，而联参会成员对此则不表意见[298]。不服从命令实为军事罪行，麦克阿瑟可像米切尔一样要求进行公开军事审判，而结果将难以预料，也可能最终裁定罪名不成立，并恢复原职[300]。联参会成员认为“基本没有证据表明麦克阿瑟曾经未能执行联参会的直接命令，或以行动反对命令。”布莱德雷则称：“从法律角度来看，麦克阿瑟从未违抗联参会的命令，只是选择从宽解读命令。他的确违反总统12月6日下达、由联参会转达的命令，但这不属于违反联参会的命令。[301]”1951年4月11日，杜鲁门起草向麦克阿瑟下达的命令，由布莱德雷签名发布：[302]
身为合众国总统和三军统帅，我非常遗憾地解除你作为盟军最高统帅、联合国军总司令、远东总司令和远东美军司令的职务。你需立即将指挥权移交马修·李奇威中将，同时授权你下达必要的命令，以顺利前往想去的地方。我的撤换原因会在你收到上述命令的同时公之于众，并纳入下一条讯息。
由于通信技术上的问题，消息首先透过商业无线电广播到东京，而麦克阿瑟收到此消息时正在与大使馆招待客人午餐，麦克阿瑟闻讯后面无表情，仅向身旁的妻子表示“两人终于可以回家了”[303][304]。包括麦克阿瑟在内的许多人被杜鲁门以此种方式解职而感到愤怒，由于是即时生效的命令，麦克阿瑟既不能举行交接仪式，也不能对部队发表常规的告别演讲，李奇威指出这种“粗暴”的处理方式是“对将军自尊心不必要的冒犯”[303]。而在另一方面，杜鲁门的行动对外公布后，美国爆发宪政危机和公关风暴[305]，民调显示绝大多数民众反对杜鲁门解除麦克阿瑟职务的决定[306]，寄到白宫的信件中认同与指责杜鲁门的内容达一比二十[304]。时至1952年2月（事件后9个月），杜鲁门的支持率降至22％，截至2014年为盖洛普民意调查中的最低现任总统支持度[307][308]，之后又因朝鲜战争泥沼化，政府被一系列腐败丑闻所困，最终令杜鲁门选择放弃竞选连任[309]。
1951年4月12日，麦克阿瑟离开美国驻日使馆，驱车前去搭乘已改名为“巴丹号”星座式座机，约有25万日本人在通往机场的沿路夹道向麦克阿瑟道别[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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