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運動初期《人民日報》宣傳方式分析
趙鵬 2011年06月03日11:13
〔摘要〕宣傳是抗美援朝運動得以順利推進的重要動力，尤其是運動初期（截至五次戰役結束）的宣傳，規模大、形式多，最具研究價值。本文以《人民日報》為研究對象，借鑒以傳播學為主，輔以相關的新聞學、心理學等學科的知識來分析這段時間內該報的宣傳方式。
〔關鍵詞〕抗美援朝運動﹔《人民日報》﹔宣傳﹔傳播
1950年6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李承晚偽軍向北朝鮮發動全線進攻》的報道，發布了朝鮮戰爭爆發的消息。三個多月后，為了反抗帝國主義者強加給中國人民的侵略戰爭，中共中央決定派遣志願軍入朝作戰，全國性的支援抗美援朝戰爭的群眾動員運動隨即展開，即抗美援朝運動。在這場運動的初期[1]，報紙媒體扮演了重要角色，本文擬以《人民日報》為例，對其宣傳方式進行初步分析。
一、強調抗美援朝戰爭的必要性，為運動的開展奠定基礎
毛澤東一貫重視戰爭中政治動員的作用，他認為：“什麼是政治動員呢？首先是把戰爭的政治目的告訴軍隊和人民。必須使每個士兵每個人民都明白為什麼要打仗，打仗和他們有什麼關系。”[2]朝鮮戰爭的爆發及隨后美國對我國領土主權的侵犯迫使黨在已經進入和平時期后，重新考慮並通過宣傳使全國人民明白中朝兩國“唇亡齒寒”的關系問題，也就是“為什麼要打仗”。
《人民日報》在宣傳中主要突出了兩個方面。一是美國對台灣事務的無理干涉。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問題。但朝鮮戰爭爆發后，美國竟然開始強調所謂“台灣的戰略地位”，並以武力干涉台灣事務。1950年6月26日，美國總統杜魯門召開會議，正式批准派遣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實行所謂“隔離”政策，並聲稱“台灣未來地位”未定[3]。對此，《人民日報》於7月3日發表《全國輿論痛斥杜魯門挑舋》，摘錄各地報紙言論，鮮明地將“朝鮮人民統一朝鮮”與“中國人民解放台灣”聯系起來。其中上海《大公報》評論道：朝鮮人民自己的事，應讓朝鮮人民自己解決。台灣是中國的領土，在中國主權之內，解放台灣是我們的事……[4]
二是美軍對我國東北中朝邊境的侵犯。8月28日，《人民日報》全文刊發外交部長周恩來致聯合國安理會主席馬立克及秘書長賴伊的電文，抗議8月27日美機4次侵犯我東北領空，3次掃射，造成中國公民3死21傷，7輛車輛損失。[5]8月31日，該報報道了美機的又一次侵犯行為，並於次日詳細地列舉了遇難者名單。[6]后續還有採訪受傷人員的報道，以及對掃射情狀的細致描述。此類報道的突出特點是注重事實的描述，有理有據，說服力強。如9月22日轟炸安東市詳情：（美機）由東向西投彈12枚，共炸12個大坑，成左右交錯狀，彈坑直徑6.9至16.6公尺不等，深3.6至5.7公尺不等……拾得之美機所投炸彈彈片上有“FUZE M161 AOP-30-35”，“FUZE M161 AOP-30-15-45”等字樣。受傷者之血衣俱在，被炸傷之人員、馬匹、彈坑和被震毀之房屋均已攝成照片。[7]報道揭露：彈片上的“FUZE”是美制炸彈信管之專稱﹔“M161”是美造炸彈式樣之專用代號……[8]
對美軍侵犯行為的揭露收到了較好的成效，群眾中支持抗美援朝的呼聲逐漸佔據了《人民日報》的版面——勞動模范表示：“我們有信心有力量打敗侵略者的挑舋”，同時號召“中國人民和朝鮮人民團結起來，把美軍從台灣和朝鮮的土地上和領海上轟出去”！[9]鴨綠江船員表示：美國帝國主義如不立即停止此種無理挑舋行為，並迅速撤退其侵略朝鮮的軍隊，我鴨綠江上民航運輸的安全和數千船員及其家屬的和平生活，均將受到影響……[10]《人民日報》的這種宣傳方式之所以成效顯著，是因為它將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與赴朝打擊敵人聯系了起來——朝鮮戰火一時不熄，鴨綠江畔便無寧日，根本的解決辦法是支援朝鮮人民抗擊美國的侵略。這樣，抗美援朝戰爭的必要性就得到了充分而有效的說明，而對“為什麼要打仗”這個道理的宣傳，是引導人民群眾深入開展抗美援朝運動的基礎。
《人民日報》從1950年11月5日開始對抗美援朝運動進行大規模的宣傳。當天，該報的頭版頭條用大於平常的字號刊載了《各民主黨派聯合宣言——誓以全力擁護全國人民的正義要求，擁護全國人民在志願基礎上為著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神聖任務而奮斗》（以下簡稱“《聯合宣言》”）。此后一段時間對抗美援朝的報道十分密集，力度很大，突顯了主流媒體強大的輿論引導力量。這種力量源於媒介積累性（連續出版或播出）、無所不在、內容雷同等特點，《人民日報》很好地利用了這種優勢，積極地樹立正確的輿論導向，大量報道各地各界人士擁護抗美援朝的消息，努力促進支持抗美援朝的意見佔據主導地位。比較突出的形式有兩個：
第一，讀者來信。1950年11月2日，《人民日報》刊載了七封讀者來信，報道的總題目是《不能坐視美帝擴大侵略！》。從這天起至11月8日，每天都有同樣的專欄出現，即《堅決抗美援朝保家衛國——本報各地讀者來信》。這個宣傳方式同時出現在其他報紙媒體上：《工人日報》[11]11月4日起連續發表《各地勞模代表來信衛國保家有決心有行動》等讀者來信匯編[12]﹔《光明日報》[13]則有《抗美援朝衛國保家我們不能隔岸觀火》等等。[14]由此使支持出兵（當時尚未宣布已經赴朝）成為主導意見。
根據傳播學理論，一般情況下，某人為了了解哪些觀點是佔優勢或得到支持的，哪些是不佔支配地位或是正在失去優勢的，便會對他周圍的環境進行觀察。如果他相信自己的觀點屬於后者，因為害怕孤立，便不太願意把自己的觀點說出來[15]。在各大報紙媒體對抗美援朝運動宣傳的推動下，讀者認定的“優勢意見”是“支持抗美援朝”。因為在現代社會，經大眾傳媒強調提示的意見由於具有公開性和傳播的廣泛性，容易被當作“多數”或“優勢”意見。在這種“意見環境”的導向面前，即使某些人原本持有不同意見，此時也將傾向於放棄原有的態度，加入抗議、慰問的隊伍之中。至少也要保持沉默，否則就有可能因為“單獨持有”反對意見而“造成孤立”[16]。在此情況下，支持抗美援朝的群眾運動顯得更加強大，反過來又促使更多的反對者“沉默”……如此循環，便形成了一個“一方越來越大聲疾呼，而另一方越來越沉默下去的螺旋式過程”[17]。
第二，眾人聯名。11月7日，《人民日報》刊載了清華大學、北京鐵道學院等院校教職員工分別發表的擁護《聯合宣言》的宣言。[18]宣言最顯著的特點在於將所有簽署者的名字都印了出來。由於人名字數比較固定，名字之間都留有空格，所以眾多名字排列在一起顯得十分整齊，造成了很大的視覺沖擊，非常引人注意。此后幾天，聯名的方式被一再使用。最有特色的一次聯名出現在1950年11月6日的《文匯報》[19]上，該報當日頭版用超過一半的版面影印了簽名的真跡。[20]手寫式簽名比印刷體更加醒目，也更有親和力。
通過展現聯名可以造成讀者的從眾心理。“我們傾向於把大多數人公認的判斷作為正確的判斷。與群體、組織乃至社會中的其他人懷有共同的信念和看法，就會產生一種‘沒有錯’的安全感。”[21]而且“不僅實際的群體壓力可以導致從眾，個人假設的群體優勢傾向也會對人的行為造成壓力，使人選擇與設想的多數人傾向相一致的行為”。[22]但大眾媒介表現的是人們的普遍支持，也促使人們相信那是主導性意見，進而形成來自群體的輿論壓力。所以宣傳中對眾人聯名的展示，其作用是“讀者來信”無法代替的。
現實中的傳播內容往往既有情感因素又有理性因素，“大量的實驗表明，動感情的呼吁較之邏輯的呼吁更可能導致態度的改變” [23]。抗美援朝運動初期，《人民日報》就採用了“訴諸感情”的宣傳方式來引導人民群眾牢記歷史、不忘前事，並激發人們的正義感，堅定對抗美援朝正義性的認識，進而以壓倒一切敵人的英雄氣概投入支持抗美援朝戰爭的全民運動之中。
（一）歷史：控訴美帝帶來的痛苦
社會心理學認為，某些導致心靈創傷的經歷，哪怕隻有一次，就可以讓人形成十分穩固的態度，而且這種態度還會泛化到相關或相似的對象上。“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就是典型例子。抗美援朝運動中突出美國在華歷史罪行的宣傳，就充分運用這種心理積澱的影響。
1950年11月5日，即《人民日報》開始大規模抗美援朝宣傳的當天，就發表了運動中的第一篇訴苦報道——《咱們一定要給王恩弟報仇——北京鐵路工人對美帝的憎恨》。從1946年9月鐵路工人王恩弟被美國兵槍殺這件事開始，工人們回憶了“在帝國主義和帝國主義走狗統治下的非人生活”，接著又聯系現實寫道：現在，殺死王恩弟的美國野獸正向我國邊疆前進，“咱們能夠坐視嗎？”“絕對不能！咱們揍死它！”工友們憤怒地舉起了拳頭。[24]
這種宣傳方式有以下兩個特點：第一，控訴的時間范圍十分寬泛。新中國建立初期，很多中國人認為中美是有著“友好的傳統”的，針對這種錯誤認識，宣傳中對近代以來美帝國主義在華所犯種種罪行都進行了深入的分析、控訴。例如11月11日發表的一篇文章，從鴉片戰爭開始，歷數美國侵略上海的罪行。由於美國的相關罪行表面上不如英日等國惡劣，文章更注重挖掘其侵略本質：“它侵入上海，既沒有使用武力開辟租界，也不由領事官代表政治勢力來出面……但究其實際，它對中國人民、上海人民的侵略，和英帝有什麼分別呢！”[25]
第二，控訴的程度十分徹底。《人民日報》十分重視引導讀者發掘美帝在華各種行為背后的侵略企圖，對許多看似“好事”的行為進行了深刻的控訴，充分顯示出抗美援朝的正義性。該報11月28日刊登了一位讀者的問題：“美國在中國辦學校、開醫院、舉辦各種慈善事業是不是‘好事’？”編輯回答：我們必須認清，這些“好事”的目的是“為了擴張精神上的影響”，“削弱對美帝的仇恨，培養崇美、親美、恐美等買辦思想和民族自卑感，以便於美帝擴大經濟搜括、政治干涉、特務活動和軍事侵略”。[26]
（二）現實：痛斥美軍犯下的罪行
宣傳中“訴諸感情”的另一種表現是用典型事例揭露敵人的殘忍凶惡，以激發中國人民的正義感和責任心。
1950年11月26日，《人民日報》刊登一篇題為《美軍對朝鮮人民的血腥大屠殺》的報道。這篇報道中詳細記述了美軍慘無人道的罪惡：“八月三日，潰退的美軍強迫當地的農民隨他們向南撤退……難民們逃到黃澗附近的鐵橋下躲避，又被美軍包圍，用機槍集中掃射。當場死二百多人，傷五百多人。死了上百的母親，留下了十幾個可憐的噙著母親乳頭的嬰兒。”報道指出：“屠殺從一九四五年就開始了”，“從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七月，在這不到四年期間，在美帝國主義者直接參與和直接指揮下，美李匪幫共逮捕南朝鮮人民四十七萬八千人，屠殺了十四萬九千人”，這幾年的漢城（今首爾）“就是一座大屠場”。“美國侵略者獸軍在朝鮮戰爭中殺人放火，奸淫擄掠的滔天罪行，實比納粹在歐洲、日寇在中國的暴行，有過之而無不及！”[27]
慘劇中的受害者也會對讀者的態度產生影響，與中國讀者關聯越大就會激起越多的共鳴。一位自平壤歸國的朝鮮華僑在《人民日報》上痛斥“美李匪幫屠殺朝鮮華僑罪行”：“在美李匪幫統治南朝鮮時，華僑遭受比日本帝國主義統治時更加慘痛的迫害。”[28]中國民眾與朝鮮華僑的親近感使得敵人的罪惡更加突出，也使參戰更具正義性。
中華民族是熱愛和平的，但當帝國主義侵略者將戰爭強加給我們的近鄰、同樣熱愛和平的朝鮮人民，並進一步將戰火燒向我們的祖國，中國人民將一往無前地為和平與自由而戰。但同時，舉國上下萬眾一心的氣勢也需要宣傳上的引導，以《人民日報》為代表的主流媒體對敵人罪惡的揭露在這中間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三）類比：運用對侵略者共同本質的揭露
鄧小平說：抗美援朝戰爭“實際上是中國和美國打了一仗”。[29]但當時有一些人“提起美國的侵略行為來還不像提起日本帝國主義來那樣立刻怒火中燒﹔說到美國的腐敗墮落時還不能立刻掃盡對它的假仁假義的若干幻想”。[30]所以中共中央要求通過宣傳“使親美恐美情緒與抗日運動中的親日恐日情緒同樣不能容身”。[31]為了激起對美國的仇視，《人民日報》將美國與日本進行類比，充分運用了對侵略者共同本質的揭露，激發中國人民對侵略者的仇恨。
1950年10月17日，《人民日報》揭露：“美國違反聯合國憲章利用日軍侵朝”，“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政府握有事實確鑿的廣泛調查材料，証明美國在反朝鮮人民的戰爭中竟使用日本軍人”。[32]當時的讀者中很多人經歷過抗日戰爭時期，對那場災難記憶深刻，因此在得知美國利用日本軍隊侵略朝鮮后，很快出現了堅決的反美情緒。民主人士章乃器指出：美帝竟利用日本人作戰，這是“我們所不能忍受的” [33]。11月3日發表的《美帝在走著日寇侵華的老路》一文，通過嚴謹的論証揭示出日、美兩個侵略者共同的侵略本質。這實際上是提醒人們勿忘歷史，堅決用正義的反侵略戰爭打敗侵略者。文章指出：“日寇侵略中國，曾經是先侵略朝鮮”（指甲午中日之戰），進而割佔台灣﹔現在美國也“故意挑起了侵略朝鮮的戰爭”，“隨即借口朝鮮的形勢公開武裝佔領了”台灣。[34]顯然，我們有理由認為，如果不與敵人進行不屈不撓的斗爭，美國接下來會和當年的日本一樣侵略全中國。
1951年4月11日，《人民日報》頭版發表了魏巍的戰地通訊《誰是最可愛的人》。文章發表后立刻引起轟動，“最可愛的人”成為人們對志願軍最親切、最尊敬的愛稱。[35]它也是抗美援朝運動中“塑造志願軍光輝形象”這一宣傳方式的杰出的代表作。
（一）前方：英雄事跡輩出
中國廣大的農村和偏遠地區由於信息閉塞，信息的選擇余地有限，因而典型報道能夠取得很大的傳播效果。這種情況在新中國成立后也沒能立刻改變。[36]而且由於出國作戰，受交通條件和戰爭環境限制，很難及時採寫、傳播消息，隻能採用如戰地通訊、特寫、報告文學等對時效性要求不強的報道體裁。這些體裁以廣度和深度見長，最適宜塑造英雄形象。更重要的是，抗美援朝作戰中，廣大志願軍官兵發揚勇猛頑強、不怕犧牲的精神，譜寫出一曲曲震撼人心的革命英雄主義的頌歌，他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為宣傳提供了最寶貴的素材。
抗美援朝運動初期，在朝鮮前線的中國記者描繪了許多戰斗英雄的形象。“獨膽英雄呂鬆山”獨自一人封鎖住了美軍的一個休息掩體，在左臂中彈的情況下俘虜了三十幾個美國兵[37]。楊根思則率領一個排的戰士堅守一個小高嶺，打退了美軍八次進攻，最后彈盡糧絕，他“為了祖國，為了救助朝鮮人民，握起了一包十斤重的炸藥，拉響了導火索，向敵群沖去……”這一個排的戰士擊斃了近千名美軍。[38]宣傳中另一個英雄群體的事跡更加傳奇：“郭忠田排”的戰士們在“五天五夜沒有合眼”的情況下仍然完成了“一夜十二個鐘頭的跑步前進”，接著與敵激戰兩晝夜﹔面對敵人的飛機坦克，戰士們在戰斗的同時高呼向其他同志學習的口號，並“以很小的消耗，換取了敵人千百倍於自己的消耗”[39]。
應該說，真正促使全國人民積極支援志願軍的，是他們的英雄事跡﹔而讓人們了解志願軍壯舉的，則是大眾媒介。二者相輔相成，宣傳的作用十分重要。
（二）后方：群眾爭相慰問
隨著運動逐步深入，各地踴躍開展慰問中朝軍隊的活動。1950年12月1日，全國政協發出《關於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對慰勞中國人民志願軍和朝鮮人民軍運動的協議的通知》。各地掀起向朝鮮前線寄送慰問金、慰問袋、慰問信的熱潮。截至1951年1月，短短兩個月內就寄出慰問金人民幣114萬余元，慰問袋36萬余個，慰問信45萬余封。[40]祖國人民的衷心愛戴和大力支持、空前廣泛和牢固的軍民團結，使志願軍獲得了源源不斷的物資供給和精神動力，從而保証了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這方面的宣傳不僅引導人們加入慰問志願軍的隊伍，也從側面展現了志願軍的光輝形象，鞏固了本已堅不可摧的軍民感情。
這個宣傳方式的一個明顯特點是突出慰問物品的數字，以表現全國人民支持志願軍抗美援朝的普遍性。一則報道說：“僅寄到本報編輯部來，托代轉朝鮮前線的慰問信每日即達數百件，簽名人數達數千人。”“慰問信來自全國的各大中小城市和廣大農村”，“寫信的人包括了部隊指戰員、工人、農民、機關干部、大中小學的教授、教職員、學生、科學工作者、文藝工作者、醫務工作者，以及其他各階層人民”。[41]另一篇報道甚至沒有提到慰問的內容，只是列舉了29個寄來慰問函電的單位名稱[42]。其他報紙也採用了這個宣傳方式，如《光明日報》採寫的報道《京市各界熱烈慰問中朝戰士》中詳細列道：“市學聯代收大學慰問信三二四三封，慰問袋三一八六個，人民幣二一,一二五,九五?元，用品九七九件，金表殼一個，金戒指三十三個，白金戒指二個……”[43]幾乎全文都是數字。《工人日報》一篇約1500字的消息則列舉了13個地區的慰問情況[44]。
五、對戰事以正面報道為主，樹立戰爭必勝的信念
“一個國家的戰斗精神往往是靠必勝的信念來維系的” [45]，抗美援朝戰爭中，中國人民志願軍創造了以弱勝強的輝煌戰績，形成了戰爭史上的奇觀。然而，實事求是地說，志願軍並非沒有遇到任何挫折，對此，《人民日報》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始終以正面報道為主，樹立了必勝的信念。
（一）對戰況進行選擇式報道
抗美援朝運動初期是前方交戰比較激烈的一段時間，志願軍英勇作戰取得了很大的勝利，但因為敵人異常的強大，客觀地講也存在一些挫折。《人民日報》果斷地對志願軍局部的暫時的“失敗”進行了有效過濾，以敏銳的政治眼光對戰況進行了選擇式報道。
以第二次戰役（1950年11月25日至12月24日）為例，這次戰役歷時一個月，《人民日報》慎重地採用了十余篇報道傳遞了戰役的消息，其中有的還只是側面提到這次戰役，如“英勇的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願部隊為了痛擊瘋狂進犯的敵人，自二十五日開始，發動了猛烈的反攻”[46]。這種宣傳方式雖然沒有展示一場大規模戰役的全貌，但用“瘋狂進犯”的字眼，表現了戰爭的殘酷和志願軍的大無畏犧牲精神。
第四次戰役（1951年1月27日至4月21日）由於志願軍是從被動中爭取了主動，選擇式報道的宣傳方式顯得更加有效。這次戰役中西線戰斗的簡略經過是：聯合國軍於1月25日開始猛攻，至2月3日攻佔我在漢江南岸的第一道防線，7日，第二道防線又被突破，我方主力於8日撤至江北，連續作戰、傷亡較大。江北的防御戰同樣艱苦，“聯合國軍”的炮火遠勝志願軍，往往是我方一夜修筑的工事僅一小時就被摧毀了……[47]《人民日報》在宣傳中堅定地著重報道敵方的損失情況：中朝軍隊“乃以少數兵力堅強抗擊來犯敵軍，使該方面的敵軍傷亡慘重，進展異常緩慢，平均每天前進不及一點五公裡。在十八晝夜頑強的阻擊戰斗中，中朝人民軍隊殺傷敵軍達萬人”。“我軍在經過十八晝夜積極的防御作戰后，即向南發起強大反攻”。[48]
戰役中東線戰斗的情況是：2月11日黃昏，志願軍在橫城地區開始反擊，至13日晨共殲敵約1.2萬人。[49]《人民日報》對這場勝利進行了力度較大的報道。《中朝部隊發起強大反攻》一文中說：“現我軍正以排山倒海之勢，洶涌南進……敵軍傷亡慘重。現我軍發起反攻后，敵軍已面臨全線崩潰之勢。”[50]
這種選擇式報道在黨的宣傳工作中是有傳統的。因為黨報的基本作用被定位為“黨通過報紙指導工作”，那麼報什麼和不報什麼的選擇本身就是一種無聲的傾向或態度，也在無形中指導著黨領導的各項工作。例如1946年9月，鑒於局勢從揭露美蔣的凶惡轉到用軍事力量打敗蔣介石，毛澤東要求停止“向軍民描寫美蔣怎麼厲害，怎麼凶，這在七月以前是必要的，七月以后則不必要，且有副作用了”。[51]同時，選擇式報道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一般情況下，當傳播者想借媒體造成某種社會輿論，或者傳播內容是受眾不熟悉、不易一時搞清楚，但又必須及時貫徹執行的，採用隻有一種觀點（大多是有利於傳播者）的單面傳遞比較容易見效。對文化程度較低的受眾，也是單方面論據的信息傳播較能改變他們的態度。[52]而20世紀50年代初期中國報紙讀者的文化水平大都較低，特別是“讀報組”中的讀者大都不識字，因此，選擇式報道不無道理。
（二）負面消息正面化處理
第四次戰役中，志願軍於1951年3月14日撤離漢城。中共中央次日即致電各中央局、分局、大軍區，對退出漢城問題做了宣傳指示：“由於過去幾次我軍均誘敵前進而取勝，估計群眾對此次后撤不致有大的波動，但在消息公布后，仍應注意在口頭宣傳中加以解釋。應當向群眾指出：在敵人未被大量消滅以前，敵人的前進是不會停止的。我們抗美援朝的任務在於與朝鮮人民一道擊敗美帝國主義，解放朝鮮。欲如此，必須大量消滅敵人，而不斤斤計較於一城一地的得失……”[53]鑒於漢城重要的戰略地位和顯著的象征意義，對撤離漢城這一事件不宜作選擇式報道，即不能不在報紙上有所反映。因為新聞報道必須講求“真實性”，這是新聞的基本規律，也是新聞界公認的原則[54]。《人民日報》巧妙地將這一“負面消息”進行了正面化處理，不僅無損於人民群眾必勝的信念，反而增強了人們的信心。
該報在宣傳中強調，“朝鮮人民軍與中國人民志願軍從漢城主動撤離后，美國侵略軍才得以再佔漢城”。[55]而且美國侵略者對於朝中人民軍隊主動地暫時撤離漢城，深感惶惑不安，其低落的信心並未因此稍見加強。據合眾社記者透露：美軍指揮官們對朝中人民部隊“神秘撤退的啞謎”，“現在正試圖找尋解釋”。甚至美軍首腦麥克阿瑟也不敢樂觀，“他惶然地說：‘漢城的易手，由軍事觀點上看來，不過是戰事中的一個偶然事件。’”[56]於是，一條負面新聞被處理成正面消息了。
（三）從側面塑造戰場形勢
總體上看，志願軍在五次戰役中取得了輝煌的勝利，他們將以美國為主的聯合國軍由鴨綠江打回到“三八線”附近，扭轉了朝鮮戰局。但在第四次、第五次戰役中，志願軍從北緯37度線戰略退卻至“三八線”，為了堅持正面報道為主的政治要求，不使這種主動的戰略退卻影響人民群眾的熱情，《人民日報》著力於通過某些局部的勝利展現我方的戰績。這些具體報道由於細節充分、真實感強而極具說服力。例如一篇報道描述道：1月18日午后3時，美國侵略軍第3師特種兵連150余人，分乘汽車9輛、坦克3輛，向金良場裡中國人民志願軍某部第1營第3連陣地竄犯。志願軍等到敵人全部進入火力圈后，用機槍向汽車上的敵人猛射，爭著爬車逃命的敵人紛紛被打死。有一個敵人爬上了一部汽車，正在用報話機和后方聯絡時，被志願軍一槍打死，倒在發報機上……[57]“局部的勝利”並不局限於特定場景，還包括局部勝利的累積，如“我志願軍防空部隊七天擊落擊傷敵機二十六架”[58]，“我志願軍各部在五月上旬毀傷敵機卅三架，俘獲美空軍中校駕駛員等三人”[59]等消息也從側面塑造了戰場的形勢，歌頌了志願軍的光輝戰果。
另一種方式是通過美國俘虜之口塑造對我方有利的戰場形勢。例如一位南朝鮮軍隊的美國顧問被俘虜時不斷發抖，一進門就雙膝跪倒，急著表白說：“聯合國早就應該讓中國參加”。報道還突出了一個細節：每個美國士兵的胸前都挂著一個記載個人信息的銅牌，賴樂斯稱它為“狗牌”。“‘狗’，——這是這位美國少校軍官，曾經作過西點軍校的教官的賴樂斯，自己這樣說的。”[60]還有大量的報道描述美軍如何厭戰，怎樣主動投降。有俘虜稱美軍士兵常常想辦法提高自己的體溫，裝作有病，躲避戰斗，甚至有人“用卡賓槍自己打斷了三根腳骨，以達到回國的目的”。被俘的美軍士兵“很慶幸他當了志願軍的俘虜”。[61]很多美國兵會說中國話，但隻會一句“投降”，而志願軍在戰場上向敵軍散發的“投降安全証”竟成了美軍士兵們的珍藏物[62]。用一篇前線通訊中的話來說：“這樣的軍隊，用這樣的人所組織起來的軍隊，雖然配有飛機、坦克、大炮、汽車、卡賓槍，從事這樣不明不白的戰爭，怎有不打敗仗的道理呢？”[63]
到此為止，本文已經初步總結了抗美援朝運動初期《人民日報》的宣傳方式，接下來想討論的是新聞的真實性問題。新聞的真實，包含雙重涵義，即新聞的“具體真實”和“總體真實”。[64]如果沒有如實描繪、反映對象的整體面貌，那麼即使構成全體新聞的每一則具體新聞都是真實的，我們也說新聞傳播在整體上是失實的[65]。但戰爭期間的宣傳方式一般都比較極端，極端的宣傳正是為了適應極端的戰爭環境。“無論研究哪裡的實際宣傳，都會發現有很大的虛假成分在裡面。”[66]“對公眾輿論的控制權，正如對生命和財產的控制權一樣，都交到了官方手中，因為讓人們自由行事的危險遠比讓官方濫用控制權的危險大。事實上，毫無疑問，政府控制公眾輿論不可避免地成為現代大規模戰爭的必然結果。”[67]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協約國的宣傳要點是：（1）德國是發動戰爭的當事人﹔（2）德國不拋棄稱霸世界的欲望，這個戰爭將一直持續下去﹔（3）在戰爭中有凶狠、殘暴的行徑的只是德軍﹔（4）德國必敗。[68]這與本文總結的宣傳方式有不少類似之處。
抗美援朝運動初期《人民日報》的報道大體上是客觀真實的，志願軍的頑強拼搏精神、所做出的巨大犧牲，以及中朝軍隊取得的巨大勝利都值得歌頌。但在宣傳中，無論對人民普遍支持的表現，對敵我軍隊形象的描繪，還是對戰況的報道都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因此，我們仍有必要做一點檢討和反思。一場戰爭的進行，既有順利前進的一面，也有遇到挫折的一面，並不是說在每一篇稿件中一定都得寫上兩個方面，而是說在整個報道中應該有所兼顧。特別是一些持續時間比較長的重要報道更應該如此。[69]畢竟新聞學理論是這樣說的：堅持“具體真實”與“總體真實”相統一的原則，這是社會主義新聞真實性原則的要求，也是無產階級新聞事業的一項光榮傳統……[70]
（本文作者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實習員。本文是在其碩士學位論文基礎上提煉而成北京 100080）
〔關鍵詞〕抗美援朝運動﹔《人民日報》﹔宣傳﹔傳播
1950年6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李承晚偽軍向北朝鮮發動全線進攻》的報道，發布了朝鮮戰爭爆發的消息。三個多月后，為了反抗帝國主義者強加給中國人民的侵略戰爭，中共中央決定派遣志願軍入朝作戰，全國性的支援抗美援朝戰爭的群眾動員運動隨即展開，即抗美援朝運動。在這場運動的初期[1]，報紙媒體扮演了重要角色，本文擬以《人民日報》為例，對其宣傳方式進行初步分析。
一、強調抗美援朝戰爭的必要性，為運動的開展奠定基礎
毛澤東一貫重視戰爭中政治動員的作用，他認為：“什麼是政治動員呢？首先是把戰爭的政治目的告訴軍隊和人民。必須使每個士兵每個人民都明白為什麼要打仗，打仗和他們有什麼關系。”[2]朝鮮戰爭的爆發及隨后美國對我國領土主權的侵犯迫使黨在已經進入和平時期后，重新考慮並通過宣傳使全國人民明白中朝兩國“唇亡齒寒”的關系問題，也就是“為什麼要打仗”。
《人民日報》在宣傳中主要突出了兩個方面。一是美國對台灣事務的無理干涉。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問題。但朝鮮戰爭爆發后，美國竟然開始強調所謂“台灣的戰略地位”，並以武力干涉台灣事務。1950年6月26日，美國總統杜魯門召開會議，正式批准派遣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實行所謂“隔離”政策，並聲稱“台灣未來地位”未定[3]。對此，《人民日報》於7月3日發表《全國輿論痛斥杜魯門挑舋》，摘錄各地報紙言論，鮮明地將“朝鮮人民統一朝鮮”與“中國人民解放台灣”聯系起來。其中上海《大公報》評論道：朝鮮人民自己的事，應讓朝鮮人民自己解決。台灣是中國的領土，在中國主權之內，解放台灣是我們的事……[4]
二是美軍對我國東北中朝邊境的侵犯。8月28日，《人民日報》全文刊發外交部長周恩來致聯合國安理會主席馬立克及秘書長賴伊的電文，抗議8月27日美機4次侵犯我東北領空，3次掃射，造成中國公民3死21傷，7輛車輛損失。[5]8月31日，該報報道了美機的又一次侵犯行為，並於次日詳細地列舉了遇難者名單。[6]后續還有採訪受傷人員的報道，以及對掃射情狀的細致描述。此類報道的突出特點是注重事實的描述，有理有據，說服力強。如9月22日轟炸安東市詳情：（美機）由東向西投彈12枚，共炸12個大坑，成左右交錯狀，彈坑直徑6.9至16.6公尺不等，深3.6至5.7公尺不等……拾得之美機所投炸彈彈片上有“FUZE M161 AOP-30-35”，“FUZE M161 AOP-30-15-45”等字樣。受傷者之血衣俱在，被炸傷之人員、馬匹、彈坑和被震毀之房屋均已攝成照片。[7]報道揭露：彈片上的“FUZE”是美制炸彈信管之專稱﹔“M161”是美造炸彈式樣之專用代號……[8]
對美軍侵犯行為的揭露收到了較好的成效，群眾中支持抗美援朝的呼聲逐漸佔據了《人民日報》的版面——勞動模范表示：“我們有信心有力量打敗侵略者的挑舋”，同時號召“中國人民和朝鮮人民團結起來，把美軍從台灣和朝鮮的土地上和領海上轟出去”！[9]鴨綠江船員表示：美國帝國主義如不立即停止此種無理挑舋行為，並迅速撤退其侵略朝鮮的軍隊，我鴨綠江上民航運輸的安全和數千船員及其家屬的和平生活，均將受到影響……[10]《人民日報》的這種宣傳方式之所以成效顯著，是因為它將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與赴朝打擊敵人聯系了起來——朝鮮戰火一時不熄，鴨綠江畔便無寧日，根本的解決辦法是支援朝鮮人民抗擊美國的侵略。這樣，抗美援朝戰爭的必要性就得到了充分而有效的說明，而對“為什麼要打仗”這個道理的宣傳，是引導人民群眾深入開展抗美援朝運動的基礎。
二、表現人民群眾的普遍支持，樹立支持抗美援朝的主導意見
《人民日報》從1950年11月5日開始對抗美援朝運動進行大規模的宣傳。當天，該報的頭版頭條用大於平常的字號刊載了《各民主黨派聯合宣言——誓以全力擁護全國人民的正義要求，擁護全國人民在志願基礎上為著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神聖任務而奮斗》（以下簡稱“《聯合宣言》”）。此后一段時間對抗美援朝的報道十分密集，力度很大，突顯了主流媒體強大的輿論引導力量。這種力量源於媒介積累性（連續出版或播出）、無所不在、內容雷同等特點，《人民日報》很好地利用了這種優勢，積極地樹立正確的輿論導向，大量報道各地各界人士擁護抗美援朝的消息，努力促進支持抗美援朝的意見佔據主導地位。比較突出的形式有兩個：
第一，讀者來信。1950年11月2日，《人民日報》刊載了七封讀者來信，報道的總題目是《不能坐視美帝擴大侵略！》。從這天起至11月8日，每天都有同樣的專欄出現，即《堅決抗美援朝保家衛國——本報各地讀者來信》。這個宣傳方式同時出現在其他報紙媒體上：《工人日報》[11]11月4日起連續發表《各地勞模代表來信衛國保家有決心有行動》等讀者來信匯編[12]﹔《光明日報》[13]則有《抗美援朝衛國保家我們不能隔岸觀火》等等。[14]由此使支持出兵（當時尚未宣布已經赴朝）成為主導意見。
根據傳播學理論，一般情況下，某人為了了解哪些觀點是佔優勢或得到支持的，哪些是不佔支配地位或是正在失去優勢的，便會對他周圍的環境進行觀察。如果他相信自己的觀點屬於后者，因為害怕孤立，便不太願意把自己的觀點說出來[15]。在各大報紙媒體對抗美援朝運動宣傳的推動下，讀者認定的“優勢意見”是“支持抗美援朝”。因為在現代社會，經大眾傳媒強調提示的意見由於具有公開性和傳播的廣泛性，容易被當作“多數”或“優勢”意見。在這種“意見環境”的導向面前，即使某些人原本持有不同意見，此時也將傾向於放棄原有的態度，加入抗議、慰問的隊伍之中。至少也要保持沉默，否則就有可能因為“單獨持有”反對意見而“造成孤立”[16]。在此情況下，支持抗美援朝的群眾運動顯得更加強大，反過來又促使更多的反對者“沉默”……如此循環，便形成了一個“一方越來越大聲疾呼，而另一方越來越沉默下去的螺旋式過程”[17]。
第二，眾人聯名。11月7日，《人民日報》刊載了清華大學、北京鐵道學院等院校教職員工分別發表的擁護《聯合宣言》的宣言。[18]宣言最顯著的特點在於將所有簽署者的名字都印了出來。由於人名字數比較固定，名字之間都留有空格，所以眾多名字排列在一起顯得十分整齊，造成了很大的視覺沖擊，非常引人注意。此后幾天，聯名的方式被一再使用。最有特色的一次聯名出現在1950年11月6日的《文匯報》[19]上，該報當日頭版用超過一半的版面影印了簽名的真跡。[20]手寫式簽名比印刷體更加醒目，也更有親和力。
通過展現聯名可以造成讀者的從眾心理。“我們傾向於把大多數人公認的判斷作為正確的判斷。與群體、組織乃至社會中的其他人懷有共同的信念和看法，就會產生一種‘沒有錯’的安全感。”[21]而且“不僅實際的群體壓力可以導致從眾，個人假設的群體優勢傾向也會對人的行為造成壓力，使人選擇與設想的多數人傾向相一致的行為”。[22]但大眾媒介表現的是人們的普遍支持，也促使人們相信那是主導性意見，進而形成來自群體的輿論壓力。所以宣傳中對眾人聯名的展示，其作用是“讀者來信”無法代替的。
三、揭露敵人的罪惡，顯示抗美援朝的正義性
現實中的傳播內容往往既有情感因素又有理性因素，“大量的實驗表明，動感情的呼吁較之邏輯的呼吁更可能導致態度的改變” [23]。抗美援朝運動初期，《人民日報》就採用了“訴諸感情”的宣傳方式來引導人民群眾牢記歷史、不忘前事，並激發人們的正義感，堅定對抗美援朝正義性的認識，進而以壓倒一切敵人的英雄氣概投入支持抗美援朝戰爭的全民運動之中。
（一）歷史：控訴美帝帶來的痛苦
社會心理學認為，某些導致心靈創傷的經歷，哪怕隻有一次，就可以讓人形成十分穩固的態度，而且這種態度還會泛化到相關或相似的對象上。“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就是典型例子。抗美援朝運動中突出美國在華歷史罪行的宣傳，就充分運用這種心理積澱的影響。
1950年11月5日，即《人民日報》開始大規模抗美援朝宣傳的當天，就發表了運動中的第一篇訴苦報道——《咱們一定要給王恩弟報仇——北京鐵路工人對美帝的憎恨》。從1946年9月鐵路工人王恩弟被美國兵槍殺這件事開始，工人們回憶了“在帝國主義和帝國主義走狗統治下的非人生活”，接著又聯系現實寫道：現在，殺死王恩弟的美國野獸正向我國邊疆前進，“咱們能夠坐視嗎？”“絕對不能！咱們揍死它！”工友們憤怒地舉起了拳頭。[24]
這種宣傳方式有以下兩個特點：第一，控訴的時間范圍十分寬泛。新中國建立初期，很多中國人認為中美是有著“友好的傳統”的，針對這種錯誤認識，宣傳中對近代以來美帝國主義在華所犯種種罪行都進行了深入的分析、控訴。例如11月11日發表的一篇文章，從鴉片戰爭開始，歷數美國侵略上海的罪行。由於美國的相關罪行表面上不如英日等國惡劣，文章更注重挖掘其侵略本質：“它侵入上海，既沒有使用武力開辟租界，也不由領事官代表政治勢力來出面……但究其實際，它對中國人民、上海人民的侵略，和英帝有什麼分別呢！”[25]
第二，控訴的程度十分徹底。《人民日報》十分重視引導讀者發掘美帝在華各種行為背后的侵略企圖，對許多看似“好事”的行為進行了深刻的控訴，充分顯示出抗美援朝的正義性。該報11月28日刊登了一位讀者的問題：“美國在中國辦學校、開醫院、舉辦各種慈善事業是不是‘好事’？”編輯回答：我們必須認清，這些“好事”的目的是“為了擴張精神上的影響”，“削弱對美帝的仇恨，培養崇美、親美、恐美等買辦思想和民族自卑感，以便於美帝擴大經濟搜括、政治干涉、特務活動和軍事侵略”。[26]
（二）現實：痛斥美軍犯下的罪行
宣傳中“訴諸感情”的另一種表現是用典型事例揭露敵人的殘忍凶惡，以激發中國人民的正義感和責任心。
1950年11月26日，《人民日報》刊登一篇題為《美軍對朝鮮人民的血腥大屠殺》的報道。這篇報道中詳細記述了美軍慘無人道的罪惡：“八月三日，潰退的美軍強迫當地的農民隨他們向南撤退……難民們逃到黃澗附近的鐵橋下躲避，又被美軍包圍，用機槍集中掃射。當場死二百多人，傷五百多人。死了上百的母親，留下了十幾個可憐的噙著母親乳頭的嬰兒。”報道指出：“屠殺從一九四五年就開始了”，“從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七月，在這不到四年期間，在美帝國主義者直接參與和直接指揮下，美李匪幫共逮捕南朝鮮人民四十七萬八千人，屠殺了十四萬九千人”，這幾年的漢城（今首爾）“就是一座大屠場”。“美國侵略者獸軍在朝鮮戰爭中殺人放火，奸淫擄掠的滔天罪行，實比納粹在歐洲、日寇在中國的暴行，有過之而無不及！”[27]
慘劇中的受害者也會對讀者的態度產生影響，與中國讀者關聯越大就會激起越多的共鳴。一位自平壤歸國的朝鮮華僑在《人民日報》上痛斥“美李匪幫屠殺朝鮮華僑罪行”：“在美李匪幫統治南朝鮮時，華僑遭受比日本帝國主義統治時更加慘痛的迫害。”[28]中國民眾與朝鮮華僑的親近感使得敵人的罪惡更加突出，也使參戰更具正義性。
中華民族是熱愛和平的，但當帝國主義侵略者將戰爭強加給我們的近鄰、同樣熱愛和平的朝鮮人民，並進一步將戰火燒向我們的祖國，中國人民將一往無前地為和平與自由而戰。但同時，舉國上下萬眾一心的氣勢也需要宣傳上的引導，以《人民日報》為代表的主流媒體對敵人罪惡的揭露在這中間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三）類比：運用對侵略者共同本質的揭露
鄧小平說：抗美援朝戰爭“實際上是中國和美國打了一仗”。[29]但當時有一些人“提起美國的侵略行為來還不像提起日本帝國主義來那樣立刻怒火中燒﹔說到美國的腐敗墮落時還不能立刻掃盡對它的假仁假義的若干幻想”。[30]所以中共中央要求通過宣傳“使親美恐美情緒與抗日運動中的親日恐日情緒同樣不能容身”。[31]為了激起對美國的仇視，《人民日報》將美國與日本進行類比，充分運用了對侵略者共同本質的揭露，激發中國人民對侵略者的仇恨。
1950年10月17日，《人民日報》揭露：“美國違反聯合國憲章利用日軍侵朝”，“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政府握有事實確鑿的廣泛調查材料，証明美國在反朝鮮人民的戰爭中竟使用日本軍人”。[32]當時的讀者中很多人經歷過抗日戰爭時期，對那場災難記憶深刻，因此在得知美國利用日本軍隊侵略朝鮮后，很快出現了堅決的反美情緒。民主人士章乃器指出：美帝竟利用日本人作戰，這是“我們所不能忍受的” [33]。11月3日發表的《美帝在走著日寇侵華的老路》一文，通過嚴謹的論証揭示出日、美兩個侵略者共同的侵略本質。這實際上是提醒人們勿忘歷史，堅決用正義的反侵略戰爭打敗侵略者。文章指出：“日寇侵略中國，曾經是先侵略朝鮮”（指甲午中日之戰），進而割佔台灣﹔現在美國也“故意挑起了侵略朝鮮的戰爭”，“隨即借口朝鮮的形勢公開武裝佔領了”台灣。[34]顯然，我們有理由認為，如果不與敵人進行不屈不撓的斗爭，美國接下來會和當年的日本一樣侵略全中國。
四、塑造志願軍的光輝形象，鞏固人民對軍隊的支持
1951年4月11日，《人民日報》頭版發表了魏巍的戰地通訊《誰是最可愛的人》。文章發表后立刻引起轟動，“最可愛的人”成為人們對志願軍最親切、最尊敬的愛稱。[35]它也是抗美援朝運動中“塑造志願軍光輝形象”這一宣傳方式的杰出的代表作。
（一）前方：英雄事跡輩出
中國廣大的農村和偏遠地區由於信息閉塞，信息的選擇余地有限，因而典型報道能夠取得很大的傳播效果。這種情況在新中國成立后也沒能立刻改變。[36]而且由於出國作戰，受交通條件和戰爭環境限制，很難及時採寫、傳播消息，隻能採用如戰地通訊、特寫、報告文學等對時效性要求不強的報道體裁。這些體裁以廣度和深度見長，最適宜塑造英雄形象。更重要的是，抗美援朝作戰中，廣大志願軍官兵發揚勇猛頑強、不怕犧牲的精神，譜寫出一曲曲震撼人心的革命英雄主義的頌歌，他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為宣傳提供了最寶貴的素材。
抗美援朝運動初期，在朝鮮前線的中國記者描繪了許多戰斗英雄的形象。“獨膽英雄呂鬆山”獨自一人封鎖住了美軍的一個休息掩體，在左臂中彈的情況下俘虜了三十幾個美國兵[37]。楊根思則率領一個排的戰士堅守一個小高嶺，打退了美軍八次進攻，最后彈盡糧絕，他“為了祖國，為了救助朝鮮人民，握起了一包十斤重的炸藥，拉響了導火索，向敵群沖去……”這一個排的戰士擊斃了近千名美軍。[38]宣傳中另一個英雄群體的事跡更加傳奇：“郭忠田排”的戰士們在“五天五夜沒有合眼”的情況下仍然完成了“一夜十二個鐘頭的跑步前進”，接著與敵激戰兩晝夜﹔面對敵人的飛機坦克，戰士們在戰斗的同時高呼向其他同志學習的口號，並“以很小的消耗，換取了敵人千百倍於自己的消耗”[39]。
應該說，真正促使全國人民積極支援志願軍的，是他們的英雄事跡﹔而讓人們了解志願軍壯舉的，則是大眾媒介。二者相輔相成，宣傳的作用十分重要。
（二）后方：群眾爭相慰問
隨著運動逐步深入，各地踴躍開展慰問中朝軍隊的活動。1950年12月1日，全國政協發出《關於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對慰勞中國人民志願軍和朝鮮人民軍運動的協議的通知》。各地掀起向朝鮮前線寄送慰問金、慰問袋、慰問信的熱潮。截至1951年1月，短短兩個月內就寄出慰問金人民幣114萬余元，慰問袋36萬余個，慰問信45萬余封。[40]祖國人民的衷心愛戴和大力支持、空前廣泛和牢固的軍民團結，使志願軍獲得了源源不斷的物資供給和精神動力，從而保証了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這方面的宣傳不僅引導人們加入慰問志願軍的隊伍，也從側面展現了志願軍的光輝形象，鞏固了本已堅不可摧的軍民感情。
這個宣傳方式的一個明顯特點是突出慰問物品的數字，以表現全國人民支持志願軍抗美援朝的普遍性。一則報道說：“僅寄到本報編輯部來，托代轉朝鮮前線的慰問信每日即達數百件，簽名人數達數千人。”“慰問信來自全國的各大中小城市和廣大農村”，“寫信的人包括了部隊指戰員、工人、農民、機關干部、大中小學的教授、教職員、學生、科學工作者、文藝工作者、醫務工作者，以及其他各階層人民”。[41]另一篇報道甚至沒有提到慰問的內容，只是列舉了29個寄來慰問函電的單位名稱[42]。其他報紙也採用了這個宣傳方式，如《光明日報》採寫的報道《京市各界熱烈慰問中朝戰士》中詳細列道：“市學聯代收大學慰問信三二四三封，慰問袋三一八六個，人民幣二一,一二五,九五?元，用品九七九件，金表殼一個，金戒指三十三個，白金戒指二個……”[43]幾乎全文都是數字。《工人日報》一篇約1500字的消息則列舉了13個地區的慰問情況[44]。
五、對戰事以正面報道為主，樹立戰爭必勝的信念
“一個國家的戰斗精神往往是靠必勝的信念來維系的” [45]，抗美援朝戰爭中，中國人民志願軍創造了以弱勝強的輝煌戰績，形成了戰爭史上的奇觀。然而，實事求是地說，志願軍並非沒有遇到任何挫折，對此，《人民日報》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始終以正面報道為主，樹立了必勝的信念。
（一）對戰況進行選擇式報道
抗美援朝運動初期是前方交戰比較激烈的一段時間，志願軍英勇作戰取得了很大的勝利，但因為敵人異常的強大，客觀地講也存在一些挫折。《人民日報》果斷地對志願軍局部的暫時的“失敗”進行了有效過濾，以敏銳的政治眼光對戰況進行了選擇式報道。
以第二次戰役（1950年11月25日至12月24日）為例，這次戰役歷時一個月，《人民日報》慎重地採用了十余篇報道傳遞了戰役的消息，其中有的還只是側面提到這次戰役，如“英勇的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願部隊為了痛擊瘋狂進犯的敵人，自二十五日開始，發動了猛烈的反攻”[46]。這種宣傳方式雖然沒有展示一場大規模戰役的全貌，但用“瘋狂進犯”的字眼，表現了戰爭的殘酷和志願軍的大無畏犧牲精神。
第四次戰役（1951年1月27日至4月21日）由於志願軍是從被動中爭取了主動，選擇式報道的宣傳方式顯得更加有效。這次戰役中西線戰斗的簡略經過是：聯合國軍於1月25日開始猛攻，至2月3日攻佔我在漢江南岸的第一道防線，7日，第二道防線又被突破，我方主力於8日撤至江北，連續作戰、傷亡較大。江北的防御戰同樣艱苦，“聯合國軍”的炮火遠勝志願軍，往往是我方一夜修筑的工事僅一小時就被摧毀了……[47]《人民日報》在宣傳中堅定地著重報道敵方的損失情況：中朝軍隊“乃以少數兵力堅強抗擊來犯敵軍，使該方面的敵軍傷亡慘重，進展異常緩慢，平均每天前進不及一點五公裡。在十八晝夜頑強的阻擊戰斗中，中朝人民軍隊殺傷敵軍達萬人”。“我軍在經過十八晝夜積極的防御作戰后，即向南發起強大反攻”。[48]
戰役中東線戰斗的情況是：2月11日黃昏，志願軍在橫城地區開始反擊，至13日晨共殲敵約1.2萬人。[49]《人民日報》對這場勝利進行了力度較大的報道。《中朝部隊發起強大反攻》一文中說：“現我軍正以排山倒海之勢，洶涌南進……敵軍傷亡慘重。現我軍發起反攻后，敵軍已面臨全線崩潰之勢。”[50]
這種選擇式報道在黨的宣傳工作中是有傳統的。因為黨報的基本作用被定位為“黨通過報紙指導工作”，那麼報什麼和不報什麼的選擇本身就是一種無聲的傾向或態度，也在無形中指導著黨領導的各項工作。例如1946年9月，鑒於局勢從揭露美蔣的凶惡轉到用軍事力量打敗蔣介石，毛澤東要求停止“向軍民描寫美蔣怎麼厲害，怎麼凶，這在七月以前是必要的，七月以后則不必要，且有副作用了”。[51]同時，選擇式報道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一般情況下，當傳播者想借媒體造成某種社會輿論，或者傳播內容是受眾不熟悉、不易一時搞清楚，但又必須及時貫徹執行的，採用隻有一種觀點（大多是有利於傳播者）的單面傳遞比較容易見效。對文化程度較低的受眾，也是單方面論據的信息傳播較能改變他們的態度。[52]而20世紀50年代初期中國報紙讀者的文化水平大都較低，特別是“讀報組”中的讀者大都不識字，因此，選擇式報道不無道理。
（二）負面消息正面化處理
第四次戰役中，志願軍於1951年3月14日撤離漢城。中共中央次日即致電各中央局、分局、大軍區，對退出漢城問題做了宣傳指示：“由於過去幾次我軍均誘敵前進而取勝，估計群眾對此次后撤不致有大的波動，但在消息公布后，仍應注意在口頭宣傳中加以解釋。應當向群眾指出：在敵人未被大量消滅以前，敵人的前進是不會停止的。我們抗美援朝的任務在於與朝鮮人民一道擊敗美帝國主義，解放朝鮮。欲如此，必須大量消滅敵人，而不斤斤計較於一城一地的得失……”[53]鑒於漢城重要的戰略地位和顯著的象征意義，對撤離漢城這一事件不宜作選擇式報道，即不能不在報紙上有所反映。因為新聞報道必須講求“真實性”，這是新聞的基本規律，也是新聞界公認的原則[54]。《人民日報》巧妙地將這一“負面消息”進行了正面化處理，不僅無損於人民群眾必勝的信念，反而增強了人們的信心。
該報在宣傳中強調，“朝鮮人民軍與中國人民志願軍從漢城主動撤離后，美國侵略軍才得以再佔漢城”。[55]而且美國侵略者對於朝中人民軍隊主動地暫時撤離漢城，深感惶惑不安，其低落的信心並未因此稍見加強。據合眾社記者透露：美軍指揮官們對朝中人民部隊“神秘撤退的啞謎”，“現在正試圖找尋解釋”。甚至美軍首腦麥克阿瑟也不敢樂觀，“他惶然地說：‘漢城的易手，由軍事觀點上看來，不過是戰事中的一個偶然事件。’”[56]於是，一條負面新聞被處理成正面消息了。
（三）從側面塑造戰場形勢
總體上看，志願軍在五次戰役中取得了輝煌的勝利，他們將以美國為主的聯合國軍由鴨綠江打回到“三八線”附近，扭轉了朝鮮戰局。但在第四次、第五次戰役中，志願軍從北緯37度線戰略退卻至“三八線”，為了堅持正面報道為主的政治要求，不使這種主動的戰略退卻影響人民群眾的熱情，《人民日報》著力於通過某些局部的勝利展現我方的戰績。這些具體報道由於細節充分、真實感強而極具說服力。例如一篇報道描述道：1月18日午后3時，美國侵略軍第3師特種兵連150余人，分乘汽車9輛、坦克3輛，向金良場裡中國人民志願軍某部第1營第3連陣地竄犯。志願軍等到敵人全部進入火力圈后，用機槍向汽車上的敵人猛射，爭著爬車逃命的敵人紛紛被打死。有一個敵人爬上了一部汽車，正在用報話機和后方聯絡時，被志願軍一槍打死，倒在發報機上……[57]“局部的勝利”並不局限於特定場景，還包括局部勝利的累積，如“我志願軍防空部隊七天擊落擊傷敵機二十六架”[58]，“我志願軍各部在五月上旬毀傷敵機卅三架，俘獲美空軍中校駕駛員等三人”[59]等消息也從側面塑造了戰場的形勢，歌頌了志願軍的光輝戰果。
另一種方式是通過美國俘虜之口塑造對我方有利的戰場形勢。例如一位南朝鮮軍隊的美國顧問被俘虜時不斷發抖，一進門就雙膝跪倒，急著表白說：“聯合國早就應該讓中國參加”。報道還突出了一個細節：每個美國士兵的胸前都挂著一個記載個人信息的銅牌，賴樂斯稱它為“狗牌”。“‘狗’，——這是這位美國少校軍官，曾經作過西點軍校的教官的賴樂斯，自己這樣說的。”[60]還有大量的報道描述美軍如何厭戰，怎樣主動投降。有俘虜稱美軍士兵常常想辦法提高自己的體溫，裝作有病，躲避戰斗，甚至有人“用卡賓槍自己打斷了三根腳骨，以達到回國的目的”。被俘的美軍士兵“很慶幸他當了志願軍的俘虜”。[61]很多美國兵會說中國話，但隻會一句“投降”，而志願軍在戰場上向敵軍散發的“投降安全証”竟成了美軍士兵們的珍藏物[62]。用一篇前線通訊中的話來說：“這樣的軍隊，用這樣的人所組織起來的軍隊，雖然配有飛機、坦克、大炮、汽車、卡賓槍，從事這樣不明不白的戰爭，怎有不打敗仗的道理呢？”[63]
到此為止，本文已經初步總結了抗美援朝運動初期《人民日報》的宣傳方式，接下來想討論的是新聞的真實性問題。新聞的真實，包含雙重涵義，即新聞的“具體真實”和“總體真實”。[64]如果沒有如實描繪、反映對象的整體面貌，那麼即使構成全體新聞的每一則具體新聞都是真實的，我們也說新聞傳播在整體上是失實的[65]。但戰爭期間的宣傳方式一般都比較極端，極端的宣傳正是為了適應極端的戰爭環境。“無論研究哪裡的實際宣傳，都會發現有很大的虛假成分在裡面。”[66]“對公眾輿論的控制權，正如對生命和財產的控制權一樣，都交到了官方手中，因為讓人們自由行事的危險遠比讓官方濫用控制權的危險大。事實上，毫無疑問，政府控制公眾輿論不可避免地成為現代大規模戰爭的必然結果。”[67]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協約國的宣傳要點是：（1）德國是發動戰爭的當事人﹔（2）德國不拋棄稱霸世界的欲望，這個戰爭將一直持續下去﹔（3）在戰爭中有凶狠、殘暴的行徑的只是德軍﹔（4）德國必敗。[68]這與本文總結的宣傳方式有不少類似之處。
抗美援朝運動初期《人民日報》的報道大體上是客觀真實的，志願軍的頑強拼搏精神、所做出的巨大犧牲，以及中朝軍隊取得的巨大勝利都值得歌頌。但在宣傳中，無論對人民普遍支持的表現，對敵我軍隊形象的描繪，還是對戰況的報道都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因此，我們仍有必要做一點檢討和反思。一場戰爭的進行，既有順利前進的一面，也有遇到挫折的一面，並不是說在每一篇稿件中一定都得寫上兩個方面，而是說在整個報道中應該有所兼顧。特別是一些持續時間比較長的重要報道更應該如此。[69]畢竟新聞學理論是這樣說的：堅持“具體真實”與“總體真實”相統一的原則，這是社會主義新聞真實性原則的要求，也是無產階級新聞事業的一項光榮傳統……[70]
（本文作者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實習員。本文是在其碩士學位論文基礎上提煉而成北京 100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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