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全：基辛格笔下的朝鲜战争zt

来源: 世事沧桑于 2021-10-05 16:20:38 [档案] [博客]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次 (21355 bytes)

述说冷战历史上的“冷战”战例，朝鲜战争绝对是绕不过去的巨大存在。这场发动于1950年6月25日终结于1953年7月27日战争，本来应该属于朝鲜与韩国之间的名副其实的“朝鲜战争”，但在“冷战”的大背景下，中国、苏联、美国、等二十多个国家均不同程度地卷入。结果，一场局部的争端，演变成中美（联合国军）的大对抗，进而加剧了“冷战”的局势。

因此，要追溯“冷战”时期的历史，无论是那一个国别的学者，对于这场战争都会有一个章节的不同言说。区别在于，这个学者持有怎样一种意识形态的写作思维，以及他所占有的资料有无出乎意料之效。

既往，对于中国学者来说，惯常用一种意识形态的思维来描述这场战争。从战争的正义性而言，官方的逻辑是“保家卫国”，这是研究者必须遵循的研究逻辑。而学者本身所既有的教育思维逻辑而言，则蔓延了“保家卫国”的逻辑。这是意识形态灌输的结果。

自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就是“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至于为何要鸭绿江那头去“保卫”，是因为唇亡齿寒。美帝国主义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挑起朝鲜战争，就是要利用朝鲜半岛作为“跳板”，将刚刚诞生一年的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于是乎，“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歌声嘹亮；《谁是最可爱的人》代代相传；《英雄儿女》播放至今。伴随着这一教育长大的两代或三代学者，已经不知不觉地把这一逻辑化为血液流淌在胸中的感情。

1995年，沈志华先生把购买回来的苏联档案陆续翻译后，极个别的学者如杨奎松先生（我也得到了志华赠送资料）看到了这场战争的复杂性，并进而开始研究。但是，既往的教育和思维逻辑，学者即使占有了新的资料，也要刻意小心翼翼的避开意识形态。如果按照新资料来解读，也往往触及意识形态这根弦。但杨奎松不同。

1996年，杨奎松利用沈志华主持翻译的苏联档案，开始写作《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书，对朝鲜战争如何发动，中国和苏联在其中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进行重新解读。有关章节，诸如《中国出兵朝鲜始末》等等，陆续刊发在我们一起供职的《百年潮》杂志，反响之大，超乎想象。这种解读虽然更接近于还原当年的历史真相，但因历史真相与意识形态所担负的责任不同，也引起了学术之外的警觉。官方对此予以阻止，甚至还夹杂着来自朝鲜高层的声音。此后，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基本上遮遮掩掩，故作“欲说还休”的扭捏状。当然，尽管此后沈志华和杨奎松在继续研究，但其研究成果的流传至今还有一个“哈姆雷特之问”尴尬。

不过，身处美国、又兼具“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基辛格则不必顾忌这些。他出版的《论中国》则用相当长的篇幅谈论这场战争。2012年，这本书有中译本，并被视为中国方面对基辛格米寿的贺礼。

基辛格被中国人所记住，是1971年他作为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助理国务卿秘密访华，并促成“冷战”大背景下两个意识形态敌对的中国和美国建交——历史学家用“震撼世界”这样的词汇来描述。此举，基本上奠定了基辛格“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地位。其后40年间，基辛格访华五十多次，成为几乎历任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座上宾。

《论中国》是基辛格首度用一本专著的篇幅去讲述他40年与中国亲密接触，记录了他与中国几代领导人的对话实录；中美建交中的互动、三次台海危机、改革开放和邓小平访美等历史节点上的重要细节，也在书中呈现。

《论中国》中译本出版，正值基辛格88岁寿诞。从小的方面来说，这是老人给自己的一份寿礼；从大的方面来讲，把这本书视为给中美两国外交关系的一份大礼，似乎也说得过去。

《论中国》开专章来论述朝鲜战争的决策。第五章“三角外交与朝鲜战争”、第六章“中国与两个超级大国的对抗”，都聚焦于此。

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候，基辛格尚人微言轻，无论美国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还是整个战争过程，他都不是亲历者。他在书中为何要专章论述？第一，他认为，搞清楚这场战争的来龙去脉，可以厘清“冷战”的大背景；而只有把中国放在“冷战”的大背景下才能“论”。第二，基辛格在尼克松时代地位显赫，负有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使命。要完成这一使命，他必须了解中国的过去和当下。可以想见的是，他以自身的地位，调动了美方与中国、苏联关系的档案，对“冷战”背景下的中美关系，有深刻的理解。本书中对朝鲜战争的研究，则以美方档案为依托，辅之以“冷战”的大背景，其研究成果，无论是对一般的中国读者还是学术圈的学者来说，还是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在基辛格笔下，朝鲜战争是这样酿成的：朝鲜领袖金日成要解放南朝鲜，求助于同一个意识形态阵营的“苏联老大哥”，斯大林转而把皮球踢给中国。斯大林说：这个问题“最终应该由中国同志和朝鲜同志共同来决定”。

这并不是新鲜的观点，沈志华、杨奎松等中国学者早已深入地论述过。但新鲜的是，关于朝鲜战争的决策，基辛格更看重从美、苏、中“三角关系”来考量，站的比较高，问题看得就自然很明白。

在基辛格看来，无论是美国、苏联还是中国，在对待南北朝鲜的问题上各有自己的算盘。对日战争结束后，朝鲜半岛分为美苏两国占领区，北朝鲜便是1948年9月根据美苏双方达成的协议由苏联管辖。关于朝鲜南北统一的问题，美国的方式是希望成立联合的民主政府，而苏联则想依靠朝鲜作为延展亚洲军事势力的“跳板”。在美国看来，即使中共在大陆建立新政权后，“可能产生的任何地缘政治的影响”都可以接受，甚至认为即使中共去解放台湾美国也不必去干涉——“台湾的战略性并不足以让美国采取行动”。这是当年美国亚洲政策的核心，也就是美国在1949年12月30日通过的著名的NSC-48/2号文件。而苏联呢，即使中共宣布了“一边倒”——倒向苏联——的外交政策，但苏联开始也并不买账。

在这一背景下，当金日成提出武力统一南北朝鲜的要求时，可以说，美苏开始都有些漫不经心。1950年1月，艾奇逊在他所做的关于亚洲政策的讲话中，表露出要把朝鲜放在美国在太平洋防御圈之外的意思。他认为，既然南朝鲜是“一个得到几乎世界所有国家承认的独立主权国家”，“我们的责任就更加直接，我们的机会就更加清楚”；如果在太平洋某个地方发生了武装进攻，而该地并非处于美国防御圈以南或以东的话，美国“首先必须依靠被攻击的的人民起来抵抗，然后就要靠整个文明世界在《联合国宪章》下担负的承诺”。

而苏联呢，开始对金日成几次提出的要以武力统一南北朝鲜的要求，都予以拒绝。后来，在了解到美国的亚洲政策以后，苏联开始打起了算盘，转而支持金日成的提议；但算来算去，为了获利更多，就把“中国同志”给拉了进来。

而“中国同志”毛泽东最初对金日成的建议也不同意，理由非常实际：中国经历了多年的战争，百废待兴，最主要的是领土并不完整——解放台湾才是重中之重的大事。所以，毛泽东只是同意把朝鲜在中国军队的三个整编师交给金日成。

当斯大林要求金日成就是否进行南北统一的战争“最终应该由中国同志和朝鲜同志共同来决定”时，中国也非常为难。但后来还是要介入这场战争。

为何如此？基辛格认为基于两个判断：一是毛泽东过分地相信苏联，觉得支援北朝鲜可以换取一个好处，即寄希望在此后收复台湾时得到苏联的援助，二是综合各方面的信息，美国不会出兵。后来战局的发展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美国不仅出兵，而且还以“联合国军”的冠冕堂皇的名义出兵。这样，冷战历史上最重要的一页就翻开了。这一页导致中国和美国这两个东西方的大国长期处于对峙状态。

基辛格很钟情于中国的文化符号，比如围棋。在《论中国》当中，甚至有整整一篇就是叙述围棋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竞赛，有什么规矩，背后是一种什么理念。在他看来，围棋并非一时的你死我活，而是一种不断变化的大局。但是，如果把朝鲜战争看成一盘棋的话，这盘棋中美双方都没有下好，端的让苏联成了洋洋自得的看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