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大的官见到我，都得点头哈腰的，我让他低头他不敢抬头，我让他抬头他不敢低头……”这句话说的就是理发师。虽然对于普通理发师来说，让这些官员轮番低头的机会不多，但是在民国时就真有这样一位理发师，曾让大批的民国政要在他面前低头。
这位理发师的名字叫做罗伯礼，1895年出生于广东顺德，18岁的时候在菲律宾马尼拉加入了同盟会。根据罗伯礼的自述，他的剃刀生涯开始于宣统元年（1909年），那时候他有一个专门的任务就是给革命者剪发。后来他辗转从菲律宾到香港再到上海，并最终在“一乐也”拿起剃刀成为了一名理发师。
“一乐也”当时在上海鼎鼎有名的大新公司的底层隔壁，是全上海最大最具规模的理发店。
因为“一乐也”早已经成为了当时上海理发界的扛把子，再加上罗伯礼曾经的革命经历，因此他便成为了中山先生在沪期间的“御用理发师”。
孙中山
当时中山先生定居在慕多利亚路（旧上海复兴公园旁的一条马路）14号。家里的陈设极为简单，同住的人只有两名副官和胡汉民先生。由于国事忙碌，中山先生理发只能一个月两次，每次都没超过十分钟。根据罗伯礼在1947年接受访问时的回忆，中山先生对于修饰非常简单，发质较硬而从不摸发油。修面的时候中山经常殷殷关注上海工会组织的情况，叮嘱他必须以身作则，负责将理发工会筹组统一起来，并劝导大家缴纳会费，以此来奠定革命工作的底层基础。
理发完毕，中山先生会要求副官向罗伯礼付费两元，并对罗伯礼说：“任何职业在革命工作的前都是一律平等的。”
1920年前后，随着时局动荡，军阀割据，许多民国政要都留居上海为未来进行筹划。吴铁成、郭泰祺、叶楚伧、张继等经常乘坐人力车前往“一乐也”理发。
根据罗伯礼的回忆，吴铁成最讲究修面，修好后一定要再使用电气磨面，剪发时要求慢条斯理。在整个理发过程中，随着剪刀的轧轧声，吴铁成总是闭目不语，静静的享受刀光皂影下这片刻的熨帖和温存。
郭泰祺
著名外交家，抗战胜利后中国首任驻联合国大使郭泰祺，当时年少偏偏，对修饰自然也特别注意。当郭泰祺穿着整洁的衣服挺拔的端坐在理发椅上的时候，罗伯礼便小心翼翼地为他轻抚衣服，熟练而又习惯地为他小心翼翼地保护鬓角上的两堆柔发，因为这是郭泰祺最为爱惜的一块禁地。自耳边以上，不允许露白。
那时候汪精卫、唐少川也都是罗伯礼的常客。汪精卫理发的时候，与众不同。他每次理发前后都要对自己的整个头部面部的美观作一个对比。如果他认为理发后并未有益于他原本的那副“小生”姿态，那么给的小费最多两角小洋。汪精卫对着镜子搔首弄姿的心理，常常让他把金钱和面子放在一起进行等量衡量。
汪精卫
在小费金额这点上，同样年少英俊的郭泰祺就与汪精卫完全不同了。尽管郭泰祺也是当时著名的美男子，也很注意自己的形象，但他并不会根据自己每次理发后的喜好支付小费，每次都很有规律：理发四角，修面两角，从不给小费。
1930年代前后，罗伯礼还替宋子文在祈齐路（今岳阳路）公馆内理发。当时罗伯礼最担心的是他操剪速度不能符合宋子文突如其来的要求。宋子文要是在理发的时候突然催一声“快”，那么两三分钟内整个理发过程必须要完成，不要搽油，不要整理，付账一直都是每次大洋五元。
对于给这么多的民国政要理发，让罗伯礼印象极为深刻的竟然是孔祥熙。罗伯礼称孔祥熙在理发时所表现出来的宽厚和诚笃，是让他在记忆中始终觉得感激的。
孔祥熙
孔祥熙每次理发结束，签字付账后，便会缓慢自然的向腰间的钱包里去摸索，口里还不住地向罗伯礼诚恳的说：“我还没有给你酒钱了！”最终大洋四角每次都在罗伯礼多次推就下还是放在了他的手中。
对于民国政要罗伯礼给出的评价是：“老派的人物虽然动作不合时宜，不够漂亮，但是他们的心地都是好的。”
蔡廷锴
抗日英雄19路军军长蔡廷锴将军，原本他理发并没有固定场所，经常随便找个地方坐下来剪个头发就算了。后来不知怎么的这位冲锋陷阵的抗日英雄忽然“害羞”了起来，觉得自己在外面理发时，旁边总是围了一大堆看客粉丝，把他当成了品头论足的目标，使得他全身都感觉到局促不安。
此时的“一乐也”早已经关门歇业，罗伯礼已经转移到上海银行公会中担任理发技师去了。蔡廷锴将军经人介绍后，便委托罗伯礼经常在会中一间小房间里为他理发修面。
罗伯礼回忆曾经盛极一时的“一乐也”时，表示当时店里有一种特制的“刷头器”，形状就如同当时烫发用的圆盘，吊在半空，下面略呈筒状，专门用以代替肥皂来洗磨头部。当时的民国要人们都曾经很欣然地把头钻进这个圆筒里享受过抓刷洗刮的舒适。结果不想后来被“一乐也”老板施得之的后人拆了当废铁卖了。
张嘉璈
以至于1947年罗伯礼在接受采访回忆自己整个理发生涯时，不如遗憾地表示“到现在为止，整个上海还没有出现过第二台这样的机器。”
不过1947年的时候，尽管“一乐也”早已经不在，罗伯礼也已经52岁，藏身于公会中充当理发技师，但是当时来找他理发的民国财经要人依然络绎不绝。李馥荪、张嘉璈、贝松荪、王晓籁等这些中国银行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都是当时罗伯礼的座上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