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前天朵拉朵拉说的，国内房子拆迁，有人说在上海热闹地段的老房子。我干脆再意识流一把，想到哪儿就写到哪儿。轻喷

我就随便瞎写点，版主不要因为我码字多，就给置顶了。好吧，是我内心戏有点多。

 

 

这个帖子接着前天，看到朵拉朵拉2008起的那个关于国内拆迁的帖子，

http://bbs.wenxuecity.com/kghy/3162669.html

双螺跟帖讲说在上海热闹地段，有老房子空关N年。

http://bbs.wenxuecity.com/kghy/3162875.html

 

后来坛子里有人跟帖说在自己在上海非常不错地段有老房子，但是遇到闲置的情况。由此想到的首先，是我觉得在短时期内，也就是未来10年内，上海的房价下行压力很大。因为在中国政治高层出现了结构性调整，在这个结构性调整的过程中，会在一段时间内对中国经济造成负面冲击。事实上，这是中国从沿海外向省份驱动，依赖面向海外成熟发达经济体市场的加工贸易出口，转为非沿海内陆地区发展驱动的转变。

上海好地段的老房子，短期内的话，拆迁的梦就别做了，脱手的话，恐怕也够呛。投机性的炒房客，肯定是要倒霉了。而对于那些非投机性的住房持有者来说，想办法盘活自己闲置的房子，就需要动点脑筋了。

 

断断续续的看了3年的网红女主播，以我个人的理解能力，觉得，有竞争力的，需要符合以下几个要素：

第一，原籍必须是城里人，也就是城镇户籍的。而且，必须是要省会城市，或者省会城市周边，绿皮火车1~2小时，人口300万+。也就是所谓的二线城市，或者二线城市周边，绿皮火车1~2小时的三线城市。

第二，文化水平起步是二本学历以上。二本学历以下的，这个文化水平竞争力，就确实比较差了。

因为这涉及人设的问题。

干网红女主播，首先做的，是想办法把自己的人设给立起来。具体说起来，是“四分来自原生家庭，四分来自教育程度，两分来自长相外貌”。
原生家庭，意思就是：如果家里经济水平不是很宽裕，那么还是赶紧找个班上，至少有保底的工资。

教育程度是指：
根据2018年CNNIC第41次调查显示，中国网民男女比例为52.6:47.4。观看网络直播的观众，男女比例为7:3。10~39岁占网民比例的73.0%。年龄结构上看，最高的是20~29岁，占比30%，第二高的是30~39岁，占比23.5%，第三高的是10~19岁，占比19.6%。学历程度最高的大学以上，占比11.2%，大专是9.2%，高中/中专/技校占比25.4%。

因为收入与教育水平呈正相关的关联，所以，占网民总人口的11.2%的大学以上，和9.2%大专以上学历的人群，收入是最高的，也是网络直播消费的主要群体。

也就是说，网络女主播，跟德云社的相声演员是类似的，入行是零门槛的。但是呢，进入之后会发现，台阶是在里头，而且越往上越难。

这跟传统选秀出道的，签经纪公司的艺人完全相反。选秀艺人的门槛很高，你得先通过选秀，并且取得前几名，与此同时跟娱乐经纪公司签包身工合同，也就是一口气跟公司签个5~8年的包身合同，同意在此期间接受公司的压榨剩余价值，然后才能出道作为一个传统艺人。

而德云社那样的艺人，是你进去之后，先学习然后在20~30人观众的小剧场，说20块钱的相声，慢慢积累舞台表演经验。

人设立不起来，网红之路根本就无从谈起。人设立起来以后，其次就是比拼才艺，与专业细分领域，也就是在细分领域的竞技层面展开竞争。人设立起来了，但是才艺竞技层面跟不上，就会非常的struggle，之后的发展会磕磕绊绊，天花板效应会很明显。

网红女主播，实际上是新兴的PUGV(Professional User Generated Content)内容生产生态中的重要一环，除此之外还有视频剪辑与制作。而PUGV又是新兴的PUGC(Professional User Generated Content)生态当中的一环，因为内容生产除了视频之外，还有文字与内容生产与音频内容生产。

这相当于在2018年的，1988年时代“个体户”与“万元户”。1988年，个体户/万元户，在当时不是一个很新潮的新兴事物么，对不对？

1988年的时候，那些个体户、万元户，干什么的都有。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踩着改革开放的红利，以及利用当时的价格双轨制，寻找获利机会。

网络女主播，实际上也是踩着互联网大潮的红利，当中国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基本搭建完毕，在互联网平台上进行内容生产，进行获利。而让她们获利的另一大要素，就是类似1988年，当时中国独特的价格双轨制，这样一个独特的国情一样；中国存在媒体受到国家管控，这样一个独特的国情。

因为媒体受到国家管控，也不存在国家控制的电视媒体破产倒闭。因为不存在受到国家控制的媒体破产倒闭，也就不存在充分竞争。因为无法充分竞争，就存在电视媒体内容的价格扭曲，类似于1988年时候，受到价格双轨制影响的，消费产品价格扭曲现象。

网络女主播生产的视频内容，有一个很大的特征，就是内容高度的生活化，以及内容选择，受到女主播本人好恶与兴趣爱好，的影响很大。

我前面说了，二本学历以下的女主播很吃亏，就是如果她没有大学/大专学历，那么她个人的兴趣爱好，与个人好恶，就与有大学/大专教育水平的人群之间，存在较难逾越的圈层壁垒。如果原生家庭，又不是来自二线省会城市，或者省会周边的1~2小时绿皮火车车程城市，那么又会出现一个原生家庭所在的城市等级的圈层壁垒。

我们知道，中国受到官方控制的电视媒体，也就是电视台，一直存在一个“制播分离”，这样一个多年无法解决的行业痛点。因为这涉及到体制变革，而在中国，任何事一旦遇上了体制二字，就存在“撼山易，撼体制难”的现象。只要体制不变，制播分离就无从谈起。

然而，网络直播，从行业诞生第一天，就是原生“直播分离”的。网络直播平台将工作重心，是放在提升观众观看直播的体验上与后台优化层面。

一个是服务器的宽带，网络主播的违规行为的处罚与网络主播的管理，优质内容的推送与分发。而在内容生产层面，则100%交给了网络主播。只要网络主播不生产违规的内容，也就是黄色、低俗、反共、反体制等等，播什么都行，哪怕直播睡觉都行。

因此，无法绕过制播分离的中国电视媒体，只能眼睁睁的看着网络平台在那里大口吃肉，自己在那里一直的咽口水。比较有钱的卫视，只能买买买，而买买买的背后，又存在的内容采购的种种猫腻，影响了电视媒体的内容质量。

再回到我前面所说的，1988年时候的独特的“价格双轨制”。

我举个例子，空调VS电风扇：

空调和电风扇，都是夏天帮助人们降温的家电。而那些风险偏好更高的，胆子更大的倒爷们，更加愿意把有限的时间与精力，放在去倒腾价值1000元的空调，因为空调的利润更大。而相对较少有人去倒腾利润较小，价值只有100元的电风扇。而问题是，消费者大部分都买不起空调，因为大部分消费者月收入只有500元。

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消费升级VS消费降级。

在1988年，家里买了一台制冷空调，实现消费升级的人，觉得买100元的电风扇，是消费降级。虽然这两者，都是在夏天帮助人们降温的电器。

买了一台空调的人，不会再去买电风扇了。而买了一台电风扇，大热天觉得不给力，那就再买一台。大热天，两台电风扇对着自己吹，大概也能够实现一台空调的效果。

 

然而，到了1990年初，中国又发生了一次比较大的消费升级事件。具体来说，是以当时所谓的“白色家电”所带领的消费升级。在那场消费升级过程中，造就了后来的中国首富，黄光裕，具体过程因为篇幅有限我就不细说。

在90年代开始，由于港台影视，通过盗版流入中国大陆地区。而80、90年代的港台影视，大多是需要彩电播放。那个时候中国的大城市，如北京

上海，黑白电视机都已经比较普及了。但是，为了观看港台地区的影视，用彩色电视机播放的效果更佳好。所以，由于内容驱动因素，带领了彩色电视机的销售，从而带领了一波“白色家电”消费的升级换代。黄光裕就是在那个时候，在北京卖彩电起家，积累起了第一桶金的幸运儿，并且一度占据中国首富的位置。当然，后来因为涉足资本市场而入狱，则是后话了。

从90年代中期，由于港台盗版影视，所带动的黑白电视升级为彩色电视机在中国的普及。而到了2018年，经过了20多年的发展，大概从2000年中期，发生了遇到我前文中所说的电视节目“制播分离”的坎过不去的一个巨大的瓶颈。以及受到互联对电视媒体行业所带来的冲击。

如果说，在2010年后，传统零售感受到了来自淘宝等网络购物，对传统零售的剧烈冲击的话。在经历了波澜壮阔的2016年的“千播大战”，最疯狂的时候，中国居然多达122家网络直播平台井喷，然后2017年、2018年，连续2年剧烈震荡洗牌，现在中国国内基本上只剩下了3家头部级别的网络直播平台，就是总部在武汉的斗鱼 vs 总部在广州的虎牙/YY vs 总部在上海的Bilibili， 这么3家寡头竞争的格局。其中，斗鱼在2018年末刚刚实现盈利，虎牙/YY(同一家公司旗下的2个产品)一个亏损一个盈利，B站的直播是其主营业务之外的一个重要衍生业务。

从播放设备角度上来讲，6寸+屏幕的手机，和10寸屏幕的平板电脑，是当下观看网络直播的主要设备。

 

玩网络直播这个新兴行业，水到底有多深呢？

就拿现在的2个头部直播平台来讲，坊间传言，其1年的网络宽带支出，就有3、40个亿人民币。你没看错，这还只是宽带支出，1年就3、40亿。还有优质主播获取费用，就是天价挖一些有名气的主播。一般这种头部主播的转会费，大多是千万级别的。也就是说，一个平台想要挖走另一个平台著名的网络主播，要向另一家平台支付1、2000万的“转会费”，这有些类似职业足球领域的著名球员转会。还需要重金维护自己平台的头部主播，为其提供更多的资源，防止其被对手平台挖走，还有培养新人，以及获取版权费用，比方说在该平台的主播，所直播的游戏、播放影视，所需要的版权成本。

也就是说，网络直播平台，每天997工作，就为了琢磨咋降低成本，优化结构，增加营收，跟对手勾心斗角，防止对手挖自己的角/挖对手的角，跟对手打360度攻防战，跟监管层玩捉迷藏，随时躲避监管层手里的那把明晃晃的刀子，讨好股东拉投资，准备上市等等等。

1年几十个亿的成本的公司想要赚钱，跟坐在火山口上数钱一样，屁股底下烧的滚滚烫。而网络女主播，则是站在火山口上跳舞的一群人。

当前直播的几种主流玩法，大概就类似于你跑去赌场，赌场里会给你许多种玩法，说白了，就是坑你手里的钱。

最成熟的玩法，是“秀场直播”，也是最为老牌的玩法。

秀场起源于2005年，一家叫做9158，模仿韩国的直播做起来的。那么在2005年，那个时候的网络基础设施远没有今天如此发达。网络直播，也就是类似QQ视频聊天，就是在电脑上开个小窗口，能够看到对方，如果对方开摄像头的话。

那么最初玩秀场的观众和消费者，都是一些比方说，什么包工头啊，建筑工地的民工兄弟啊，在珠三角服装厂打工的打工仔啊，倒腾服装等等的小店店主啊。这些人有着大把的时间，举个例子，小商店的老板，或者小饭馆老板，理发店小老板。我们知道，你去中国的一些小饭馆吃饭，有些饭馆会开个电视机，放个电视节目啥的。开小商店的老板，不是时时刻刻都有人进来买东西，但是你这个店得开门营业。

那么，这些人就需要某些东西，打发自己空闲时间。但是呢，看电视的电视节目呢，需要长时间的集中注意力。因此来说，这些人需要高度碎片化的娱乐。

秀场直播，就是在几个小时内，搞出许多5分钟~20分钟左右的小节目，以吸引观众。这些小节目可以是任何东西，唱歌也好，跳舞也好，讲笑话也好，讲黄段子也好，来点色情表演也好(只要别给抓住)。然后呢，再巧妙的安插许许多多的坑观众钱的项目。

这些坑观众钱的项目，都是所谓的“PK战”。这个东西，是一个赌博的变体，而且在中国属于一种完全不犯法的赌博。

具体来说，就是两个网络主播，进行一个所谓的连麦，就是“同框出镜”。然后，屏幕下方分别有对应两人的进度条，以及一个倒计时。这个进度条代表观众刷出的真金白银，等倒计时归零，刷钱多的一方获胜。获胜一方的主播，要“惩罚”失败的一方。比方说，在脸上画个乌龟啊，做个蹲起啊，接受对方对自己的某种人格侮辱，等等等等。

这种玩法，主要是为了制造不确定性。赌场里的项目，不就是制造不确定性吗？对不对？那么，为什么说，秀场里的“赌博”，完全不犯法呢？因为“获胜”一方观众得到的，是虚拟的获胜感，也就是得到了多巴胺的分泌。

我在一个拥有不确定性的事物上花钱，获得了短暂的多巴胺的分泌，犯法吗？完全不犯法呀，对吧？

这是一种非常让人上瘾，具备所有赌博元素，但是，在中国完全不犯法的类赌博游戏。

这似乎听起来非常简单，玩起来非常难。首先，这种主播必须自己本身拥有某些才艺。其次，在PK战输掉，接受对方惩罚的时候，心态要好，也就是脾气好。怎么被别人耍，都不生气。也就是那种性格很圆润的人，天生好脾气的，做这个比较吃得开。在PK战赢了以后呢，主播要舔给自己刷钱的观众，嘴巴要足够甜，舔的要好听。

换言之，耍钱的观众，除了获得虚拟的获胜感，就是要听到主播说好听话给自己听。那么如果输掉了呢，主播不但不能发脾气，还是要舔，嘴巴要足够甜，去安慰给自己刷钱的观众，总之就是舔舔舔，嘴巴要足够的甜。

有些名气比较大的秀场主播PK，双方能够联手打出上百万的局，也就是双方观众刷出的钱，最高价值能上100万。当然，不是每一局都能打出那么高，几十万、十几万也是有的。因此，每个星期能够打出一、两局高金的PK局，大概也就够主播买房买车的了。

所以，干秀场玩坑钱游戏的主播，那个脾气，是要真的好。因为那些PK战总是输掉的主播，观众会跑光光。而那些经常赢的主播呢，人气会越来越高。

 

事实上，秀场直播娱乐，就是满足中国网民当中，占比高达80%的，没有大学、大专学历人群的娱乐内容。

另外一种玩法，就是泛娱乐类型的，我只挑选其中一种拿出来讲

泛娱乐互动型的主播呢，首先自己要有足够的才艺压箱底。他们是通过卖艺，来获取观众打赏，不能直接开口向观众要钱。几乎也不去打那种比赛刷礼物的PK战。因为他/她们的观众，比较厌恶这种秀场玩法。也就是说，无论他/她心里头，再怎么痒痒，都不能去触碰秀场玩法，否则他现有的观众，冲着他/她的才艺来的观众，会大量的流失。

泛娱乐互动型主播，除了有优质才艺表演之外，还要跟观众有大量的优质互动。主播的脾气性格是占首要因素，其次是自己说话的口癖，也是说话癖好，也会成为影响互动效果，非常重要的因素。

而在泛娱乐互动型网络主播当中，有一部分正在朝“泛明星”方向去发展，这里往往以女主播为主体。

所谓的“泛明星”，是指她们拥有类似明星那样的网络影响力，但是，又跟传统的“明星”不同，她们没有专门的经纪公司，或者说，她们没有传统类型的娱乐经纪公司提供服务，而是依赖“新兴的，去中心化的，原生互联网式的经纪服务”。

她们是采用去中心化的，分布式的经纪服务，而非中心化的经纪服务。她们对服务产品的需求，是货架式的采购，也就是用货架上，采购能够满足其特定需求的，现成的服务。

她们对现成的，去中心化的，互联网工具的依赖程度极高，对移动办公需求很高。对传统的，中心化的，本地化的服务，依赖度非常低。

也就是说，一个泛娱乐网络直播女网红，她的同事，全都在网上，在云端，而非线下。什么意思呢？一个女网红，可能有6个网络助理，这6名网络助理，分别生活在6个完全不同的城市，各自有着自己全职的白天工作，使用自己业余时间，为这个女网红提供信息服务。可以是拿工资的，也可以是拿这个女网红的网络直播收入的分成。

也就是说，与你工作相关的同事，统统在网上，通过网络工具沟通交流，完成工作，这样一种“云工作方式”。

 

part2

正题：

在上海黄金地段有闲置老房子的，或者上海周边有闲置别墅的，可以考虑这种国内“依托某个网络平台，新兴个体户自由创业者 or 自由掘金者”

租房广告，也要针对这群新兴群体去打，你不能在传统的租房网站上打广告，而是要去，比方说，“咸鱼”这样的新兴二手商品交易平台上去打广告打广告的文案，可以这么写“上海本地女性房东直租，可提供房产证件原件”、“房东具有海外关系”、“寻找适合来上海寻找继续发展资源，可核实身份与所从事业务的网络自由从业者租客”、“不得从事非法活动”、“承诺租金低于周边30%~40%的浮动租金合同”、“承诺对租客身份保密”、“针对内容生产者”，“可协助在FB、twitter、youtube营运的周边支持”，“可更具租客需求，调整出租房屋的装修(需要具体协商)”，

然后写明周边的商业/地标情况。

之所以开出低于周边30%~40%的租金，是因为租房赚钱不是目的，放长线钓起大鱼来，那才是目的。

因为，对于传统上班族来讲，总是要在租金和生活质量中寻求一个平衡。另外，就是对出行的方便，有较大的需求。但是，对于某些自由从业者来讲，他们的有着其他的需求。他/她们跑来上海，是冲着上海发达而且多元的服务业，和增值服务资源来的。

以泛明星类网络女主播来说，她们可能因为机缘巧合，出来干这行，做到了10万+的活粉，注意哦，是活粉！年入200万+。 那么她们做到一定程度，如果不跑来上海这样的地方，寻求个人提升的增值服务，会遇到凭借自身能力，很难克服的成长瓶颈。

也就是说，一个年入100万+的网红女主播，需要花费不低于3万~10万元一年，在自我能力方面的提升。这个相当于说，一家企业，需要花费一定比例的营收，在技术研发上，和市场推广领域。否则会在激烈的竞争中，逐渐掉队，甚至遭到淘汰，这一点具体参考“微笑曲线”。以中国全国范围内，在研发领域投入，占其年收入的2.8%来看，一个网红女主播，在提升自我竞争力上面，花费其收入的3%~10%，那也是很正常事情。在过了年收入100万的门槛之后，花费其收入的3%~8%在社交媒体上做市场推广，也是很重要的。

 

举个例子，某个想当泛明星的，唱歌女主播。刚开始其唱歌水平，肯定是要超过KTV里业余爱好者的。刚开始的头2年，是默默耕耘自己的人设，积累粉丝群体的基本盘。但是，到了第3、4年开始，就遇到发展瓶颈了。也就是粉丝基本盘做到这个程度，已经到头了。接下来要做的，是红利收割，与防止掉粉。

这个时候，她需要中国比较成熟的音乐学院里，带本科生的老师，去指导她演唱，与确定适合她作为一名歌手的曲风。以及，需要跟音乐领域的技术方面人才和机构那里，去学习编曲，编词，录音等方面的各种知识。这对于少部分，动手能力比较强的人来说，能够凭借自己能力去寻找到这些现成的货架资源，然后组合在一起。

我打个比方，一个学习汽车修理的，出来工作了几年之后，因为自己对摩托车有强烈的兴趣爱好，自己找了几个朋友，玩组装摩托车，然后开了一家组装摩托车的小店。

一个爱好唱歌的网络女主播，如果自己动手能力比较强，可以凭借自己动手能力，把她自己“组装”成一个歌手，然后出道做一个“互联网泛明星”。

在北京/上海，有许多的中小音乐工作室，给游戏啊，影视作品做编曲/配乐，有这样那样的中小音像制作公司，做产品推广与分发。

其实，不只是网红女主播，其他的一些新兴自由从业者，或者说自用从业/准创业者，也存在这方面的需求。跑去上海那样的繁华的后现代大都会，去寻找对自己进一步发展有帮助的各种货架资源。

为什么上海会成为一个，对新兴网络自由从业者友好的城市？

首先来讲，上海的文化比较海派一些。其次呢，上海周边因为存在苏州、南京、杭州这样的省会级/经济规模与省会不相上下的城市，分流了许多中国中西部地区，往上海方向迁徙的人才。某种程度上讲，南京、杭州、苏州这样额城市，成为了一个朝上海过来的外来人口缓冲区。

因此，上海的外来人口流入的压力，并没有北京那么大。因为我们知道，北京周边有一个著名的环京津贫困带。据说，在上海虽然也有群租，但是，仅限于浦东的玉兰香苑，这样一个在班加罗尔，都有人听说过的一个上海的居民小区。而在北京的群租，那真的是简直了。

另外，就是驱动北京和上海这两座城市运作的内在逻辑，有着很大的不同。也就是说，这两座城市的自转方式，有着较大的不同。北京在过去20年的规划，更多的是侧重居住空间与功能，以及维护长期形成的既有的城市秩序。而上海在过去20年间的发展与规划，更多的是侧重商业空间与功能，以及维护长期以来形成的既有城市规则。

也就是说，上海是一座rule based city, 而北京是一坐 order based city。

而上海的既有传统行业，维持城市运作的农业、航运、本国/外国金融、大型本国/跨国商业，以及上海本地国企，占据了城邦经济的主导地位。

这些传统强势领域，争夺了新兴互联网领域的人才。导致互联网企业在上海，与北京相比，发展的并不旺盛，没能出现巨头型互联网企业。

但是，上海有不错的后发优势，可以提供在当下看起来，像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小倒爷那样的个体户式的互联网自由从业者/淘金客在那里生存。

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些奇奇怪怪的小倒爷，小个体户，在当时看来，根本就是一个新生事物。在当时，甚至都难以对个体户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在旁观者看来，做个体户风险很大，未来不确定性很大，好像阿猫阿狗都在做。

在当年，不是有一句让许多人愤愤不平的，“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一句话么？造原子弹的，不就是指那些在安稳的体制内的人么？卖茶叶蛋的，不就是个体户么？

8、90年代，一个普通卖茶叶蛋的个体户，有保底的底薪吗？没有，对吧？一天不出摊卖茶叶蛋，肯定就一天没有收入。而有的时候，摆摊卖上一天茶叶蛋，一个茶叶蛋也卖不出去的情况，也是有的。

今天，一个生产内容的普通网络女主播，有保底的底薪吗？没有，对吧？一天不直播，一天就肯定没饭吃。而有的时候，就算开播一整天，也可能没饭吃，没有真实观众刷礼物，全都是内部员工在那里刷假的礼物。

也就是说，在上海把老房子，自降身价，去租给那些互联网平台自由从业者，相当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把摊位租给一个卖茶叶蛋的小贩子；把空闲仓库，租给一个有办法从计划经济体制内的工厂里，拿到电风扇、电熨斗，倒腾小电器到自由市场上买卖的小倒爷。

互联网生产的视频内容，凭借其非常多元性与多样性，正在对传统的电视内容产生剧烈的冲击，社交媒体上，具有很强粘性的influencer(意见领袖)，以自己的兴趣爱好，或者专业领域知识，拿到互联网上分享，然后寻求变现，正在对传统媒体的权威性，构成极大的冲击。这是一个当下不仅是在中国，也在美国上演的大潮流。

 

另外，就是传统的电视剧，或者电影，因为播放场景是限定在彩色电视机，或者电影院。而且对于播放的时间，有比较严格的限制。传统电影、电视，在互联网时代，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时代，以手机、平板电脑为播放设备的时候，存在内容与播放设备不兼容的现象。

你在电脑、手机、平板电脑上，看电视剧、电影，你可以拖动进度条跳着观看，或者2倍速看。因此，互联网视频，必须是符合网络用户消费习惯与喜好的。

首当其冲，要改变的就是，以电视剧为例，动辄50集、100集，每集长达30~45分钟的电视剧，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用户看来，太长了，根本没时间去看。也就是说，传统的电影、电视剧，对互联网用户，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用户，在播放场景和观看方式上，显得极不友好。

因此，在未来会出现

1) 类似美剧《生活大爆炸》，每集大概只有10~15分钟长度，但是内容压缩度较高，节奏较快，无效内容时长较少，有比较专业拍摄与剪辑的视

频内容，将是未来将会出现针对互联网用户以及移动互联网用户观看习惯友好，以及侧重互联网用户观看体验的“网络剧集”的时长格式。

2) 就是这些专业网络视频，能够轻松绕过影视剧作的审查机制，以网络视频的形式，完全依赖用户打赏，来实现回流资金

3) 在初期，纯粹依靠视频网站用户打赏的视频内容，无法吸引到大成本的制作。因此，制作方无法请到任何的传统演员，哪怕连戏校刚毕业的表

演系学生，都很难，因为他们当中有些是“互联网原生人类”，但绝大部分不是“社交媒体原生人类”。然而，这些制作方却能够通过社交媒体，接触到网络红人，去参与制作与演出。而一些已经做起了一定流量的网红，需要额外的增加自己的曝光度，也会免费或者收取很低的回报，去出演这些低成本短视频。说白了，几个网红，和几个会做视频的，大家凑一块，自己即兴发挥、即兴表演。拍给自家的粉丝看，大家自己内部的小众狂欢，具有一定专业水准的小视频。

4) 这种新兴专业视频制作，会向传统影视剧作的水平逐渐靠拢，但是，这个过程是非常漫长的。

 

5）以传统电视娱乐节目为王牌的湖南卫视，在2018年出现了电视娱乐内容，历史性的“全线扑街”拐点。说起来，湖南卫视是从1997年的《快乐大本营》，开启了长达20年的芒果台娱乐大时代。正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娱乐节目的风向，就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领先指标。湖南卫视在2018年，丢掉了中国卫视收视率头把交椅的宝座，有许多原因。除了自身原因，与同业竞争压力之外，就是人们不再把电视机，作为娱乐的第一选择了，尤其是在“社交媒体原生人类”眼里看来，是这样的。

 

part 3

上海在80、90年代开启最新一轮的城市改造与现代化的过程中，完全没能预料到后来的互联网大潮来的如此之凶猛。并且在很长时间里，将注意力放在以美国为主导的海洋经济全球化方面。对于有着浓厚买办文化的城市来说，对中国国内的，“非海外”的事物，关注度不够，敏感度很低。

在很长时间里，完全跟不上互联网这个发展速度非常快的新兴事物。但是，当互联网发展速度比2000年时候相比，明显放慢的时候，我觉得上海以一个非常成熟的大都会属性，以及其独特的后发优势，是能够另辟蹊径弯道追赶上来的。

上海会出现许多有趣的互联网中小企业，与互联网个体户，这恐怕是上海未来有可能出现的新生事物。事实上，截止现在，上海已经存在了不少“很有趣”的互联网中小企业，这些企业并不像是BAT那样，谋求做成巨头，而是保持小而美的生存哲学。对于扩张，他们是非常谨慎的。

这一点，源自上海的本地互联网企业背后的资本圈，对于急速扩张，不是很感冒有关系。而这一点，又跟上海本地浓厚的市民文化，做生意相对比较保守，反对激进也有很大关联。

而网红这个新生事物，在探索到了变现渠道之后，中小城市必然会限制，以个体为单位，个体户式生产的新兴网红的进一步发展与转型。上海这样的超级大都会，恰恰是能够为想要突破天花板的网红，转型的机会的。

事实上，中国第一个商业网红，也就是来自四川的一个小县城，后来跑去大上海发展的郭敬明，原本是靠写一些中二文字出名的“第零代，商业化的网络红人”就是这么做到的。虽然，他现在看起来已经凉透了的样子。他当年所创作的那些“初中、高中学历女性读物”的中二文字内容，在现在已经很普及了。但是时代在迅速改变的同时，郭敬明没能更得上，凉凉也是很理所当然的事情。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北京由于前几年，因为外来人口流入，突破了北京本地的公共产品的供给，因此采取了比较不友善的清理外来人口的举措，让那些再想要去北京发展的人，产生了比较负面的观感。

而上海在过去几年，反而在没有对外来人口采取比较激进的驱赶行为下，却出现了人口净流出。上海对于“奇奇怪怪”，让人看不大懂他们在搞啥玩意的小众人才的吸引力，正在悄悄的超过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