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公车上书”一事，欺世盗名。
按康有为自己的记载，“公车上书”事件前后，是朝廷与李鸿章商议与日本议和，被他得知消息后，命令梁启超鼓动广东、湖南举人，联合其他各地学子集体上书，痛斥此一卖国和约。
1）当时上书反对议和的声音极多，几乎听不到支持议和的声音。而且举人们的上书也有许多经过都察院代奏传达到光绪面前的。
2）康有为号称自己主导的“公车上书”，实际上不是被镇压了，而是他根本没有去送。因为都察院根本没有收到他上书的记录。换言之，这完全是一次流产的政治事件。
3）“公车上书”的背后是一批坚定反对议和的官员，举子们的联名上书背后有来自中央的支持，这个支持他们的幕后人物最有可能就是翁同龢。
4）最终迫使慈禧和光绪下定决心，接受议和的原因是三国调停日本失败，清廷感到再度与日开战则北京不保，于是不得不接受屈辱和约。
康有为后来自己写回忆录，把自己塑造成这一事件中的领袖，后来许多史家因为他是第一当事人，采信了他的说法，广泛传播。
茅海建：《“公车上书”考证补（上）》
茅海建：《“公车上书”考证补（下）》
于“百日维新”一事，佞言卖国。
终光绪一朝，实际掌权人都是慈禧。百日维新中光绪公布的重大决定，慈禧基本都过目，因此她实际上掌控着整个变法进程。光绪最信任康有为，而慈禧并不信任这个大言炎炎的书生。百日维新中“军机四卿”林旭、刘光第、杨锐与谭嗣同都是四品军机章京（杨是张之洞的人，刘与杨相熟，谭父亲是湖广总督，林是康学生，但得到荣禄推荐），而康有为不过是六品章京上行走，这是光绪不敢让他在慈禧眼中太张扬。
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让慈禧最终决定发动政变，中止变法？台湾大学雷家圣指出，这很可能是因为康有为当时在英国人李提摩太提议下，建议光绪聘请退休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为顾问，并且提出“中日合邦”大计，遭到保守派官员激烈反对。
据雷家圣考证，“合邦”一词始于1893年日本人森本藤吉的言论。当时他主张日朝合邦，后来这一主张得以通过武力实行。公车上书期间，康有为与日本公使矢野文雄之间已经有“中日合邦”的讨论。后来卸任后的伊藤博文来到中国，朝中有不少“借才”之论，主张应当聘请伊藤这样通西学的人士作为改革顾问。
“借才”之论出现后，朝中保守派感到警惕，随即上书当时在颐和园休养的慈禧。百日维新中，慈禧把帝国实际权力中枢军机处大部分事务还给光绪，光绪交给“军机四卿”处理。但听到“借才”议论后，她感到紧张，于是重新收回了检察军机处奏章的权力。
而急于推行新法的光绪对此感到惶惶不安，随即下密诏给杨锐，告诉维新派太后的态度变化。得知此事后，维新派实际上做了两手准备。
第一手准备是宫廷政变，就是谭嗣同与袁世凯联系，要求借袁的兵围困颐和园，逼慈禧还政光绪。袁世凯将此告密给荣禄，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了。
第二手准备则是联合英、日，谋求外国势力介入。这一手主要是康有为借当时英、日准备对俄宣战，暗中与李提摩太、伊藤博文等促成“中、英、日、美”大合邦一事，建立松散的邦联共同体。当时维新派官员宋伯鲁上书光绪，称：
“中英日美”合邦论，正常人都知道不可能，但康有为实在不是正常人。他曾经提出过中国移民巴西，建立儒教新帝国的宏大设想，我们也只能感叹他想象力实在太丰富了。
这事还有一个余波：当时谭嗣同在狱中，赠诀别诗与梁启超，谓“望门投止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后来康、梁觉得末句嫌疑太大，改为“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雷家圣：《失落的真相——晚清戊戌变法时期的“合邦”论与戊戌政变的关系》）
于盗经一事，私德有亏。
民国后，康有为曾应军阀邀请去西安讲学。途径卧龙寺时，康有为看上该寺所藏《大藏经》。因寺中无钱，经书损毁甚多，于是康与住持师父提出购买。两家商谈后，同意康以北京内府佛藏经、哈同园藏经、商务印书馆续藏经各一部进行交换。谁知合同签订后，康马上派弟子领兵入寺搬经，不但没有交换，反而把其余几箱经书也一并搬走。此事见报后，西安士绅大哗。当时有对联称“国之将亡必有，老而不死是为”，上联截取《左传》：“国之将亡必有妖孽”，下联截取《论语》：“老而不死是为贼”，上下两联末字“有为”，一时谓之绝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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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不是为慈禧洗白，而是还原康圣人真相。当国之危难，以大言不惭、异想天开的态度和幼稚的政治手腕，博得皇帝信任，踏入权力中枢后就开始排斥异己，这种人哪救得了国？对比一下李鸿章：《马关条约》签订后，李鸿章曾想加入强学会，被康有为拒绝。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把李鸿章叫到面前，给他看一堆别人参他是康党的奏折。谁知李鸿章当面说：“若旧法能强国，吾国早已强矣。即变法则为康党，臣罪无可逃，臣实是康党。”——高下立判。
孔子云：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信哉斯言！
按康有为自己的记载，“公车上书”事件前后，是朝廷与李鸿章商议与日本议和，被他得知消息后，命令梁启超鼓动广东、湖南举人，联合其他各地学子集体上书，痛斥此一卖国和约。
吾先知消息 ,即令卓如(梁启超)鼓动各省 ,并先鼓动粤中公车 ,上折拒和议 ,湖南人和之。于 二十八日粤楚同递 ,粤士八十余人 ,楚则全省矣。与卓如分托朝士鼓[动] ,各直省莫不发愤 ,连日并递 ,章满察院 ,衣冠塞途 ,围其长官之车。台湾举人 ,垂涕而请命 ,莫不哀之。时以士气可用 ,乃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 ,与名者千二百人 ,以一昼两夜草万言书 ,请拒和、迁都、变法三者。（康有为：《我史》）结果朝廷害怕造成不良影响，动用强权连夜镇压，遂使运动失败。
初七夕 ,黄夜遍投各会馆 ,阻挠此举 ,妄造飞言恐吓 ,诸士多有震动 者。至八日 ,则街上遍贴飞书 ,诬攻无所不至 ,诸孝廉遂多退 缩 ,甚且有请除名者。（《我史》）但经姜鸣、茅海建等学者爬梳故宫档案、作详细考证后指出事实真相：当时上书反对朝廷议和，指斥李鸿章卖国的主体，实为中央地方大小官员。他们上书反对者甚多，都察院也多数代奏，因此当时基本不存在“强权镇压反对议和声音”的政治气氛。
从二月十七日至四月二十一日，在两个多月的日子里，上奏、代奏或电奏的次数达到154次,加入的人数超过2464人次。② 署台湾巡抚唐景崧的电报最多,一日数电 ,意思也大体相同 ,因此我 在上面仅录两电 ,其余各电也未记入统计数字在各省 ,封疆大吏电奏反对者已过其半数 ;在京城 ,翰林院、总理衙门、国子监、内阁、吏部官员皆有大规模的联名上书 ;举人们的单独上书也达到了31次 ,加入的人数达到了1555人次 ;举人们参加官员领衔的上书为7次 ,加入人数为135人次。经茅海建先生还原，“公车上书”的真相是：
（茅海建：《“公车上书”考证补》）
1）当时上书反对议和的声音极多，几乎听不到支持议和的声音。而且举人们的上书也有许多经过都察院代奏传达到光绪面前的。
2）康有为号称自己主导的“公车上书”，实际上不是被镇压了，而是他根本没有去送。因为都察院根本没有收到他上书的记录。换言之，这完全是一次流产的政治事件。
3）“公车上书”的背后是一批坚定反对议和的官员，举子们的联名上书背后有来自中央的支持，这个支持他们的幕后人物最有可能就是翁同龢。
4）最终迫使慈禧和光绪下定决心，接受议和的原因是三国调停日本失败，清廷感到再度与日开战则北京不保，于是不得不接受屈辱和约。
康有为后来自己写回忆录，把自己塑造成这一事件中的领袖，后来许多史家因为他是第一当事人，采信了他的说法，广泛传播。
茅海建：《“公车上书”考证补（上）》
茅海建：《“公车上书”考证补（下）》
于“百日维新”一事，佞言卖国。
终光绪一朝，实际掌权人都是慈禧。百日维新中光绪公布的重大决定，慈禧基本都过目，因此她实际上掌控着整个变法进程。光绪最信任康有为，而慈禧并不信任这个大言炎炎的书生。百日维新中“军机四卿”林旭、刘光第、杨锐与谭嗣同都是四品军机章京（杨是张之洞的人，刘与杨相熟，谭父亲是湖广总督，林是康学生，但得到荣禄推荐），而康有为不过是六品章京上行走，这是光绪不敢让他在慈禧眼中太张扬。
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让慈禧最终决定发动政变，中止变法？台湾大学雷家圣指出，这很可能是因为康有为当时在英国人李提摩太提议下，建议光绪聘请退休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为顾问，并且提出“中日合邦”大计，遭到保守派官员激烈反对。
据雷家圣考证，“合邦”一词始于1893年日本人森本藤吉的言论。当时他主张日朝合邦，后来这一主张得以通过武力实行。公车上书期间，康有为与日本公使矢野文雄之间已经有“中日合邦”的讨论。后来卸任后的伊藤博文来到中国，朝中有不少“借才”之论，主张应当聘请伊藤这样通西学的人士作为改革顾问。
“借才”之论出现后，朝中保守派感到警惕，随即上书当时在颐和园休养的慈禧。百日维新中，慈禧把帝国实际权力中枢军机处大部分事务还给光绪，光绪交给“军机四卿”处理。但听到“借才”议论后，她感到紧张，于是重新收回了检察军机处奏章的权力。
而急于推行新法的光绪对此感到惶惶不安，随即下密诏给杨锐，告诉维新派太后的态度变化。得知此事后，维新派实际上做了两手准备。
第一手准备是宫廷政变，就是谭嗣同与袁世凯联系，要求借袁的兵围困颐和园，逼慈禧还政光绪。袁世凯将此告密给荣禄，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了。
第二手准备则是联合英、日，谋求外国势力介入。这一手主要是康有为借当时英、日准备对俄宣战，暗中与李提摩太、伊藤博文等促成“中、英、日、美”大合邦一事，建立松散的邦联共同体。当时维新派官员宋伯鲁上书光绪，称：
又聞俄君在其彼得羅堡, 邀集德、法、英各國, 議分中國, 繪圖騰報. ······昨聞英國教士李提摩太來京, 往見工部主事康有為, 道其來意, 並出示分割圖.渠之來也, 擬聯合中國、日本、美國及英國為合邦, 共選通達時務、曉暢各國掌故者百人, 專理四國兵政稅則及一切外交等事, 別練兵若干營, 以資禦侮.······今擬請皇上速簡通達外務、名震地球之重臣, 如大學士李鴻章者, 往見該 教士李提摩太及日相伊藤博文, 與之商酌辦法, 以工部主事康有為為參贊, 必 能轉禍為福, 以保我宗社。实际上，稍有政治常识之人就能看出，所谓“合邦”不过是个幌子，其真实意图是英、日借中国“借才”之机，派出官员掌控中国内政外交一切大事，将其变为他们的傀儡国。此举虽然幼稚，但宫廷政变一旦成功，维新派真的向英、日要求进口变法人才，则中国之主权，不啻拱手让人。因此慈禧权衡利弊之下，先行发难，囚禁光绪。至于“合邦”一事，考虑到如果以此为由处理维新派，势必造成外交纠纷，于是慈禧随便找借口杀了一批维新派人士了事。
“中英日美”合邦论，正常人都知道不可能，但康有为实在不是正常人。他曾经提出过中国移民巴西，建立儒教新帝国的宏大设想，我们也只能感叹他想象力实在太丰富了。
这事还有一个余波：当时谭嗣同在狱中，赠诀别诗与梁启超，谓“望门投止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后来康、梁觉得末句嫌疑太大，改为“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雷家圣：《失落的真相——晚清戊戌变法时期的“合邦”论与戊戌政变的关系》）
于盗经一事，私德有亏。
民国后，康有为曾应军阀邀请去西安讲学。途径卧龙寺时，康有为看上该寺所藏《大藏经》。因寺中无钱，经书损毁甚多，于是康与住持师父提出购买。两家商谈后，同意康以北京内府佛藏经、哈同园藏经、商务印书馆续藏经各一部进行交换。谁知合同签订后，康马上派弟子领兵入寺搬经，不但没有交换，反而把其余几箱经书也一并搬走。此事见报后，西安士绅大哗。当时有对联称“国之将亡必有，老而不死是为”，上联截取《左传》：“国之将亡必有妖孽”，下联截取《论语》：“老而不死是为贼”，上下两联末字“有为”，一时谓之绝骂。
=====
本文不是为慈禧洗白，而是还原康圣人真相。当国之危难，以大言不惭、异想天开的态度和幼稚的政治手腕，博得皇帝信任，踏入权力中枢后就开始排斥异己，这种人哪救得了国？对比一下李鸿章：《马关条约》签订后，李鸿章曾想加入强学会，被康有为拒绝。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把李鸿章叫到面前，给他看一堆别人参他是康党的奏折。谁知李鸿章当面说：“若旧法能强国，吾国早已强矣。即变法则为康党，臣罪无可逃，臣实是康党。”——高下立判。
孔子云：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信哉斯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