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事:“饭醉活动”后的“河蟹盛宴”(图/视)


网悉, 中国著名艺术家艾未未在上海嘉定区马陆大峪村刘村路240号的工作室面临强拆。为此,艾未未决定于11月7日全天在工作室组织“河蟹盛宴”,其食谱为一万只大闸蟹加老酒。除此之外,为了吸引网友的参与,艾未未还准备赠送在伦敦布展用的陶瓷瓜子作为纪念品,并且还负担外地网友火车票的一半。
此前的2010年4月,艾未未曾在杭州组织饭醉活动,超过200多人参与。饭醉结束之后,艾未未一行去上海,在进上海的高速公路收费口时却遭到上海武警特警的拦截,因为上海当局害怕他在上海继续组织饭醉活动。
实际上,艾未未当时就表示,为了减轻上海警察的负担,不会在世博期间在上海组织饭醉; 然而,上海世博还没结束,上海当局却迫不及待宣布要强拆艾未未的工作室,迫使艾未未不得不组织一场迟来的饭醉活动。
对于艾未未的“河蟹盛宴”,全国各地的网友纷纷响应,北京、郑州、福州等地的网友纷纷表示将组团去参加。一位深圳的网友“公民甲”(推号为 Jwong1202)表示:“因我在深圳要开工,憾不能参加艾神的河蟹大餐,愿将来回机票费3000元用于赞助前去的学生草泥马,请参与后在推上@我艾神上海工作室背景照片一张和您的支付宝,即提供赞助200元,赞助15人,给老艾分担一点点,请转推。”
马陆镇的工作室是嘉定区07年开始规划引进的项目,当地政府提供土地,吸引著名艺术家来。艾工作室建筑面积1963平方米,用地面积3169平方米。已投入资金750万,原计划明年三月艾未未在这里带挪威大学建筑学生的实习课。当初盛邀艾未未的当地政府,如今发出了强拆通知,理由是“私搭乱建”。

艾未未在上海嘉定区马陆大峪村刘村路240号的工作室图纸及施工图/吕恒中
当地规划中的画家村已引进至少6名艺术家,但当局要清拆的,只有艾未未工作室和由艾未检引荐的丁乙的工作室。因此,负责兴建工作室的吕恒中认为,强拆与艾未未追查造成6死5伤的杨佳袭警案有关。
此外,有关当局为了破坏这次“河蟹盛宴”,向网友发出了病毒邮件。对此,有网友提醒:“如果大家收到@aiww 的金秋河蟹盛宴邀请函,请不要打开word附件。因为工作室刚才说并未发此类邀请函。发信人叫吕江。jiang.alimu@gmail.com 请广而告之!”
很多中国人都知道艾未未工作室被强行拆除的真正原因,尤其是了解内情的上海人; 两年后,艾未未完成了关于杨佳的纪录片;今年五月,《一个孤僻的人》出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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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晓明访艾未未 谈网络、公民艺术与问责(部份) [from 参与]
时间:2010 年 4月1日
地点:北京草场地258号,艾未未工作室
艾晓明(下略):我在网上看到你在纽约和推特发明人对谈,金融危机、社会变革等……
艾未未(下略):这次金融危机,是全球化以后遇到的第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非常好:就是说互联网时代,它真正使原始的结构在全球范围内发生了最大的变化。过去的权力、包括语言结构,包括系统的运转模式,都建构在传统的价值体系之上。有了互联网之后,实际上这个变化非常大,只是大家还没有完全意识到,就是个人有可能独立获得信息,构成自己的判断,然后进行表达。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这是有人类以后,发生的最大一次变革。
一“这样的社会,我觉得非常危险”
你跟推特的发明人谈到这个问题没有?
我们没有探讨这么详细的问题,没有谈到美学、政治学跟互联网的关系。主要还是谈的中国面临的处境。我觉得是一个困境,就是说,当一个社会高度发展的时候,它必须依靠或者建立在大多数人信息不完备、被遮挡、屏蔽的情况下;那么这样的社会,我认为非常危险。我觉得西方社会对中国的情况,尤其对极权国家的情况不够了解。我做了一个比喻,在和赫塔•米勒(HERTA MUELLER)的谈话中,我就说:大多数人都说,哦极权,极权是怎么回事?这就像你说下雨是怎么回事,这个是不好表述的。只有站在雨中,你才知道下雨是怎么回事。它是一个全面的信息和全面的状态。所有的困境不是完全可以用语言来表述的。
所以中国这个状态并不是所有人都理解,当我说,中国没有几个最大的国际互联网平台的时候,所有人都很吃惊。那么我说,中国也没有推特,也没有CNN的时候,作为西方人不太能理解这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会没有?那么我说你看看都哪些国家没有吧:北朝鲜没有,伊朗没有,古巴没有。我觉得这个已经说明问题了,就说什么样的政权需要维护自己的统治,是建立在绝大多数人或者所有人失去他们的行为能力,失去他们一些最基本的权力?
你这样直接批评政府,不觉得对自己有威胁吗?
这个问题我不断地回答,西方人也不断地问,说你这样的批评会不会有威胁。我是这样回答的。我说,实际上我们从来都生活在威胁之中。这个威胁已经伤害到我们生活中最基本的权益、情感、行为方式,我们对自己的判断、对外面的看法。这种威胁还不够大吗?难道只有把我放在监狱里才叫威胁吗?只有一拳打到我头上才叫威胁吗?因为我说过人又不是猪,要刀架在脖子上才叫威胁。我们的处境就已经是威胁。第二我说如果我不这样说,这个威胁仍然是存在的,这个威胁更多地体现在我的邻居、我的朋友或者我不认识的一些人身上。但是我希望通过我这样说,有很多人像我一样去说。我说多一个人说,我的威胁少了一半,一百个人说,我的威胁是百分之一,这个帐是很容易算得清的。
裸奔
如果了解我的人会发现,我在理论上是很坚定的,或者有一个持久的思考。但我的行为是很即兴甚至无厘头和不假思索的。因为我不太愿意给我的行为每次做一次判断,我觉得这个没有必要。但是行为又是很重要的,因为你的所有的态度都是要靠行为来完成的,我很怀疑那些只有态度没有行为的人。当然你说,态度也是一种行为,但是那个行为比较可疑。
所以经常有些事情,比如说像那次就是网上几个朋友说,我们想来看你,我说可以呀。他说我们想叫一些人来,很多人都想来,我说那好吧;推特上的人其实天天都泡在一起,我上得比较晚,也有几个月时间了。这么多推友想见一面,其实是一件比较忌讳的事情。但我也说,那见面就见面吧,就大家吃饭什么的。但是我想提出一个要求,那来了我们都得脱啊,就完全是临时这么一说。
来了以后我说那大家都脱吧,大家都很扭捏,因为都不认识。可能里面有两个人认识,有很多人都不认识。但是我觉得脱是一个态度,实际上我觉得我最大的一个优势是,公开和不遮挡。我觉得这样一个态度我可以做到,但是我不知道政府能不能做到,显然他们是做不到的。
那报纸上说,夫妻在屋里放黄片都给弄到派出所去,你们一群人在这儿裸体,你不觉得会被认为是色情吗?
色情在生活中我不认为是个问题,我们都是色情的产物,而且还会一直色情下去。只要这个不伤害到他人的利益,又在法律的框架之内。我觉得色情一点没什么不好。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所有的这些跳起来的身体又并不色情,因为他的诉求不是一个具体的性对象。你怎么看这个裸露的身体?
我觉得,裸露对我来说是一种释放,是把话说白了这么一件事。因为我们都过多带有文化的伪装、历史的痕迹。然后我们为我们的行为找太多的去或者不去、做或者不做的理由。但实际上,我觉得直觉和本质的东西可能更接近我们要追求的一个社会的品质。就是说,让每个人有机会表达,让每个人有表达的可能,每一个身体和另外一个人是一样的。实际上你看大家都脱的时候,你很难分辨谁是谁了;其实这不太重要了。你看到的有胖的、有瘦的、有跳得高的、有跳得低的,但我们都看他们,哦是一个个裸体。
当你跳起来的时候,那个时间很短。大家跳的时候照相机拍下这一瞬间。但这一瞬间放在网络上,它就变成凝固的图像,变得很长久。那么,如果在一个世俗的框架里来看,你不会觉得别人来观察你身体的每一部分包括隐私,你不会觉得这是隐私吗?
我觉得对于一个普通的人、尤其在中国这样的社会的人,是没有隐私的。因为我们并不具有可被隐蔽的成分。虽然你说,哦,这是你的隐私;实际上你说你的隐私时别人连兴趣都没有。所以隐私必须建立在广泛的兴趣上,这个隐私才是隐私。当别人对你完全没有兴趣的时候,是没有隐私的。昆虫没有隐私,就像你说无产阶级没有祖国一样。因为第一你不具有可属性和特殊性,单一性在那儿,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隐私是不重要的。
如果说,对很多人来讲,无论是学者还是艺术家,让他们脱光了跳,可能都有心理障碍。
这也是我希望挑战的一部分,实际上谁都有心理障碍的,对不对?我觉得我们能走多远,涉及到我们对自身的认识有多彻底。我们为什么会有这种障碍?我们常常会问。实际上,我们的身体难道不值得我们骄傲吗?难道我们之间这么想见面,难道我们不想见得更多一点吗?所以我觉得,有时候需要把话问得更进一步。这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在一个位置上,让自己实际上是很尴尬的位置。但是当你走过这一步的时候,你会比原来更透亮一点。
当你们脱完了,再穿上的时候,你觉得大家的关系都密切了一点吗?
显然的,不信我们可以脱下试试看。
好,我再问你……
转话题了。
哈哈,是的。我的意思是说,后来又上了天安门了……
因为我觉得生活是靠细节来完成的,我刚才还想说完的,真正是靠细节完成的。实际上所有的遮挡都是细节部分去掉了,然后让我们感觉很安全,很不屑一顾。但实际上细节出现的时候,情感还有状态都发生了变化,你看到没看到已经不是一个人了。
三 “世界上最成功的一个游行”
然后不久就上了长安街,这在国外来讲是非常大的一件事。
对。
当时你怎么看?
我以前说过一句话,我在处理大的问题的时候,都是用最快的判断。比如说我是不是回国,很多人都说这是太大的事儿了。你在美国待了十二年了,你是不是先回去看看,或者你先来回走一走或了解一下。我根本没有说,回去我就把所有的东西一打包我就回来了。不准备再看看我是什么样,因为我常常做最坏的打算,因为我对自己没有什么自视很高的状态。最坏的打算是什么?不就是把我抓起来吗?
可有人一直说:艾未未和普通中国人不一样,因为他有国外的居住证,他有国外的护照。你的护照到底是哪里的?
最初,其实我刚开始折腾的时候,人们都说,哦艾未未就是哗众取宠,对不对?他就是想借这个出名。后来他发现我其实很有名,不需要靠这个出名,大家这块不说了,就是关于我的这种说法吧。然后就说,他是外国人护照,他没事,他随时可以跑,我只好把我的中国护照贴上去。因为没人相信一个中国人,我们那个年代的中国人到美国十几年以后,仍然拿着这本中国护照。那他们又不说了,他们现在只能说,他是靠他父亲什么的。
我跟我父亲其实没太大关系的,都是媒体为了有时候登我一个东西,他们觉得在编辑上很难通过,把我父亲搬出来。实际上他们也不是太想谈这个事,因为究竟一代人和另一代人的诉求是非常不一样的。那么这个大家其实现在也不太说了,顶多就说——谣言啦:他拿着美国人的钱,或者有什么反华势力资助他。
我觉得我不需要反华势力来资助我吧,我本人就是反华势力。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很好笑。那么,关于我为什么能这样做,那是因为我做了以后你们才问这个问题啊。我做之前你说我能这样做吗?大多数人,连我家人、朋友都跟我说:未未——我九十年代初出黑皮书的时候,当时所有人都说,这书出来你就完了,肯定是完了,这不可能的。我说那我先出来才能知道是不是完了,对不对?我不能说先预料我完了,那我本身已经成了这个思维体系的一部分了,我先牺牲了。那么我出了以后没完,然后2000年做不合作方式展览的时候,有人说,啊,你敢做这样的展览?做了肯定是完了,这不可能的嘛。
“不合作方式”展览是怎么回事?
“不合作方式”是我们有五十来个艺术家,多数是北京的,全国各地都有,我们在上海做的一个很大的展览。这个展览第一次提出我们要不合作,所有艺术家最重要的价值,最本质的一个价值是他的特殊性和个性化。就是说,他不但对现有政权的政治体系不合作,他对西方文化的结构也是不合作的。他对所有的强权不合作。当时谈这个问题还是很少的,然后又把它付诸一个展览来做。
那是哪一年?
80年当时我们做完以后就被封了嘛,这个展览据说激怒了很多人。到时可以给你一本画册。人家说艾未未是零几年以后才发生了变化,做完鸟巢才发生变化,我觉得这对我太不了解了。
你知道我是在纽约的时候,就说什么公民记者,什么维权,可能我是最早的。对啊,反对海湾战争的游行、反同性恋歧视的游行、地方的维权运动,我都是参加的。我跟美国的人权协会,跟美国的civil liberty,叫民众维权协会,跟这些都是长期打交道的。
这个可能跟我童年的经验有关,因为我毕竟是生活在被整个社会歧视和凌辱的一个家庭。我不觉得这个家庭有什么特殊,但是那个时代都是那样的,至少我不认为这是一件应该习惯的事情。所以我们从1978年开始做星星画展,然后当时的民主墙这些事。虽然我很小,这些经验我都是有的。
受歧视的家庭有两种情况,有一种是很反叛的,也有一种是被驯化的。
我从小是性格非常反叛的。那么我家里人、我父亲他们都这样说,我是一个天生的反对派。基本上别人说什么我都会用我的方式来提出一个问题,这已经是我血液中的东西。这跟我做的作品、我的世界观,还有我的一些美学哲学的思考有关。
你父母是鼓励这方面,还是想让你改一改?
我父母当然觉得很烦恼,这个人怎么这么麻烦呢?他们当然也不会让我改,但肯定有时候就会有一些矛盾出来。
然后那天你们就想好了上长安街了?
没想。我们做他没有追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没想。你如果有组织有计划,那这是另外一件事,这非常符合他们的套路,你知道吧?他必须抓住你这儿有组织有计划,有证据,对不对?我当时是在城里帮别人做设计、要选一套瓷器的时候,接到了电话,徐烨说:未未,家里有几个艺术家来了。我还迟疑纳闷,因为我这儿不太接待艺术家的。
我说什么事啊?他说他们打得头破血流的坐着,等你想跟你聊一聊。我说哎呀那我回不来呀,我刚过来,这样让他们等一个小时吧。实际上我在选完回来已经两个小时过去了,那么这些人也走了。我问了一下,其中一个人我是认识的叫大吴。我说哦大吴来了,怎么回事怎么会头破血流的?然后我说这样吧,他们也不远,离我这儿也就一公里左右,那我过去看一下。
因为我觉得很不好意思,人家来找我等了这么久我也没回来。去了一看呢,虽说没看到他们,通了电话。因为他们正在开会,我觉得他们比较紧张,因为我了解的情况,跟旁边那个叫郑阳的谈的时候我就说,怎么回事?他们就说,嗨昨天晚上有一百多个,有人说一百有人说两百人,拿着棍棒、刀闯了进来,打了几个艺术家;包括今天来找我的三个艺术家还有一个日本的艺术家。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都全傻了。
我说,根据我维权的经验,你们艺术家搞维权是扯淡的事。为什么?因为你们太鸡贼了,蒙蒙自己的事,然后在自己的画室里发泄一下,或者在自己的社区里发泄一下。我说维权不是互相感动的事,维权是一种很具体的,你到底是怎么样去维护,这个权力是怎么样的一个权力;你这点都认识不清,怎么去维权?
关于四川5•12,我们想政府有这么好一个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发的。温总理不断在说,政府要求信息公开,更加透明,增加公民的知情权。我说所有的法律条例都在,我们用什么方法来检验它呢?只有我们每一个人投入自己的参与。
关于四川地震我们做了一年多的公民调查,积累的问题成千上万。我们办公室用大量的时间写出这些问题,非常具体。跟专家、跟学者、跟律师一起,反复征求大家的意见。哪些问题是非常具体的,没有情绪化的,对不对?这些问题把它们用最平淡的话问出来,但是要问得非常具体,让人没有办法回避。
那我们问了建设部、民政厅,还有教育部、教育厅,还有公安,还有基金会,发出了一百多封信。可能他们政府有史以来没见过这么详细的问卷,我估计他们看第一眼就傻了,他们根本没有能力回答这些问题。但我们是按法律来的,你必须得回答。
艾未未在地震灾区
我看他们用了大概有百十封信,全是用同样的句法来谈的:第一,能公开的都已公开了;第二,不能公开的属于秘密;第三,你们没有资格知道这些事情。那么这三条都是违反国务院信息公开条例的。但是我们不这样做,也不能判断政府是不讲理的,或者是推诿的,或者是遮掩的。我们必须这样做了才知道,对吧?
那我们还在努力,你还不公开我们只能告你。有的部门甚至不通知我们,有的很傲慢,像民政、还有教育部门,根本就不告诉我们。他收到信以后,本来七天应该给我们回复的,连回复都不回复。那我只能告你了,因为我们有这个告的权利。
这个事我已经说下大话,夸下海口了;我说只要我还活着,我肯定是会问下去的。如果说这些名字还有一个学生没发现的话,那我还是会问下去的。显然还有很多学生我们没有办法发现,也没有政府的配合。他们如果不公开,没有人能知道。尽管我们已经发现了5212人,但是这里最后还有一百多人我们是找不到的。
可是你不觉得——这两年来公民追问受到了强烈打压,一个接一个的被送进监狱了,你不觉得这个努力很孤立吗?
怎么说呢,我觉得网络给人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条件。尽管我孤立,我的声音并不可能完全被禁止,不会说完全听不到。但是我在想,如果我不说了的话,那还有这样的声音吗?如果有别人在说,我当然不用说了。如果说我不把一个一个人的名字、生日、哪个年级的,在哪所学校找出来的话,还有其他人找吗?谭作人在监狱里。
所以这些具体的事是很需要人来做的。大家都说哎呀你是个艺术家,好像你根本不应该做这种事情;但现在我觉得在国际社会上,大家对我还是比较能够理解。因为每次我都谈到,我是不是一个艺术家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些基本的事实,基本的表达权力必须得到社会的维护。这个社会不管你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你都没有理由,没有任何理由、用任何的借口取代对这些基本事实的质问。
那里怎么看待来自理县教育局的那种回复?我指的是问你们是不是特务,你觉得它背后是什么逻辑在支持?
我觉得这个社会是一个非常僵化的社会,他们长期处在一个对伦理和世界道德甚至世界观和哲学的空缺下,变成了简单的官僚主义。这种非常腐败的体系、这么一个运转的结构,那么显然这些人没有能力去回答任何问题。他们可能是从部队转业的,或者从这样一个机构一层层上去的。那么这个机构只寻找认同他们方式的人,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进入了一个最大的困难,那就是系统自身没有更新能力。西方社会是建立在一个理想的逻辑上,这个逻辑是说我们有自我调整的能力,我们靠理性来完成社会进展所需要的要求。那中国是什么呢,我们靠党性来完成。这个党性是什么?他们甚至不能尊重真正的党章或者宪法,实际上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家族性的封建统治。
后记:
说到这里,艾未未接夏霖律师的电话,大家相约三天后去成都,聚会“老妈蹄花”。4月5日,艾未未一行当天到达成都,并赶去都江堰5•12学生墓地祭奠,结果被告知:这里没有墓地。4月6日,艾未未去西安路派出所报案。后一直没有答复。4月20日艾未未电话派出所,民警敖晓蓉称等上级答复。5月7日艾未未电话民警陈钢询问立案进展情况,他说经周密调查,严格依法,不立案亦不给《不予立案通知书》,并迅速挂断,拒绝再接电话。
[电话录音: http://www1.360quan.com/music?uid=14450260]
在艾未未到达学生墓地之前,我和刘艳萍另乘一辆车到达。都江堰学生墓地禁止拍摄,我对持对讲机的保安说,我不摄像,我只是把一个作品放到学生墓地的墓碑下,然后我拍一张照片带给这位艺术家,告诉他:我把他的作品带给同学们了。经允许,我在这里留下了左小祖咒配乐、艾未未工作室制作的纪念品:4851——一个长长的遇难学生名单。
/>河蟹盛宴地址:上海嘉定区马陆大峪村刘村路240号 联系电话:13901892420 吕恒中
路线:
A-11号轻轨到马陆站;B-葡萄主题公园门口;C-艾未未工作室(即将拆除)、河蟹晏会举办地。由A到B可乘马陆1号公交车;B到C可步行,距离大约一公里。
11号轻轨到马陆站下坐马陆1号公交车到葡萄主题公园门口后步行从刘石路往北走到南刘路往东到刘村路左拐就看到的红房子就是。大概需要步行1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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